绍定六年（1233年）十月，也就是南宋应约出兵攻蔡州的同月，前后把持朝纲长达二十六年的史弥远去世，没有等到太庙祭告灭金的高光时刻。
这份荣耀由宋理宗一人独享。自嘉定十七年（1224年）登基以来，赵昀委政于史弥远，垂拱而治，潜光隐耀九年，而今，赵昀终于等到了飞龙在天的一刻，《宋史·郑清之传》所谓“上既亲总庶政，赫然独断”。
宋理宗亲政后，大有刷新政治，澄清天下之志，下诏次年改元“端平”，以示与民更始，针对史弥远时代的弊政开启了一系列改革举措，史称“端平更化”。
端平更化一开始，朝中便充斥着清算史弥远的声音。但宋理宗大体上算是一个厚道人，对史弥远的拥立之功始终心存感念，不忍下手，“上以其定策功，终始保全之”，以“公忠翊运，定策元勋”给史弥远定性。
宋理宗甚至连史弥远去世前安排的右相接班人郑清之都没换掉，只是贬斥了史弥远最声名狼藉的几位党羽，就适可而止，还让郑清之成为端平更化的主持者之一。
端平更化最孚众望的是，宋理宗部分出于个人对理学的尊崇，召还了真德秀、魏了翁、杜范、游似等一批理学名臣，一时间众正盈朝，时人赞为“小元祐”，将之与宋神宗去世后司马光等旧党当政的“元祐更化”并称。
但宋理宗此时的关注点不仅仅在内政的“更化”上，金之覆亡激发了他的“收复”之志，这位刚亲政的青年皇帝心中充满了建立盖世之功的雄心，一如当年的宋神宗。
金亡后短短数月间，宋廷先后三次遣使赴西京洛阳附近的巩县拜诣祭扫祖宗皇陵，“如此频繁的相同活动，一方面说明宋廷急于‘恢复’故土的要求，另一方面又透露宋廷对三京地区正在进行军事侦察，酝酿着一次新的军事行动”。
宋理宗对朝臣大打感情牌：
朕惟国家南渡之后，八陵迥隔，常切痛心。今京湖制置以图来上，恭览再三，悲喜交集。凡在臣子，谅同此情。
端平元年（1234年）四月，宋理宗下令在朝百官“集议和战攻守事宜”，又令“在外执政从官、沿边帅守并实封奏闻”。由此宋廷上下和战之说并起，聚讼盈庭，莫衷一是。有学者认为，至迟到此时，宋廷已在谋划收复河南的军事行动了。
从太庙祭告灭金到三次谒陵，君王的主战信号已经释放得这么明晰，朝臣自然心领神会。
主战派的代表人物是身为边帅的赵范、赵葵兄弟，他们是名将赵方之子。绍定六年（1233年）十一月，宋理宗亲政之初曾分别召赵氏兄弟御前奏对。那时他们还没有什么主战倾向，《宋史全文》卷三十二记载，赵范大谈“国未富、兵未强，此今日之急务也”，主张对蒙施行羁縻之策；赵葵更是明确提出和蒙，“今边事未强，军政未备，只得且与之和”。
但半年未过，这对兄弟就摇身一变，成为主战派。其主因自然是逢迎宋理宗丰沛的收复之志，也另有邀功的私心作祟，“赵氏兄弟见史嵩之、孟珙获蔡州大捷，分外眼红，故想再立新功，跃跃欲试”。
再加上，赵氏兄弟也算知兵之人。绍定四年（1231年），赵氏兄弟击杀投降蒙古的两淮地方军阀李全，傲睨得志之余，连带着对蒙军的战力也不以为意起来，颇有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之轻狂。
主战派虽用心不纯，但出兵之议并非全然乖谬悖理。除了收复中原这种拿来压人的方向性原因，主战派也提出了两个切实的出兵理由。其一，蒙古灭金之后，师老兵疲，对惨遭战争荼毒的芜城也缺乏据守兴趣，塔察儿率军北渡黄河，中原军力空虚，这是难得的时间窗口，主战派甚至幻想可以不战而取河南。其二，金国降人向赵范、赵葵兄弟献计，南宋“非扼险无以为国”，金人守黄河，据潼关，在关河防线抵御蒙古人十余年，南宋自可效仿。
虽立场不尽相同，但南宋大部分臣僚其实都反对出兵，认为南宋的国力、军力都不足以对蒙开战，当务之急是改革弊政，增强国力，切不可轻举妄动。《宋史·李宗勉传》记载，监察御史李宗勉认为，眼下大宋“士卒未精锐，资粮未充衍，器械未犀利，城壁未缮修”，“守御犹不可，而欲进取可乎”。《宋史·真德秀传》中理学大师真德秀则干脆质疑起“收复”的合法性：“移江、淮甲兵以守无用之空城，运江、淮金谷以治不耕之废壤，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见。”
还有大臣试图以讽喻点醒宋理宗。太常少卿徐侨穿着一身破旧衣服进宫，宋理宗震惊于他的清贫，谁料徐侨反唇相讥：“臣不贫，陛下乃贫耳。”宋理宗愕然：“朕何为贫？”徐侨顺势说了一大段南宋和宋理宗面临的各项重大危机：权幸用事、将帅非材、天灾不断、盗贼并起、帑藏空虚、军饷克扣……意在劝谏宋理宗固本为先，用兵莫操之过急。
这场有关“大宋往何处去”的国是之争，最终以主战派得势而告终。主战派胜利的背后，除了宋理宗收复之志甚笃，宰相郑清之的支持也不容小觑。
郑清之主战可能有三个原因：其一，得到了宋理宗的授意；其二，作为史弥远的“余党”，郑清之更需要边功来巩固自身岌岌可危的政治地位；其三，郑清之早年曾受赵方所托，当过赵范、赵葵兄弟的老师，大诗人刘克庄曾语带讥讽地评价郑清之师生，称他们“鸣剑抵掌，坐谈关河，鼻息所冲，上拂云汉”，均为纸上谈兵之辈。
后世在为宋军出师寻找正当性时，曾有一个看似义正词严的说法：蒙宋结盟时，蒙古曾许诺灭金后将河南之地归还南宋，但战后背约，因此南宋才武力履约。这一说法的根据是《宋季三朝政要》中的记载。
但很多学者对此持怀疑态度，专力元史的陈高华先生就明确指出，“并不存在蒙古答应归河南地而后来背约之事”。最有力的证据在于，“遍观当时南宋臣僚有关奏议与朝廷诏令、制诰等，竟然都未见有记载”。
尤其是宋理宗的出师檄文，“作为此役的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宫廷文书，对‘蒙古背约’或‘南宋如约’出兵之事，在理应申明的地方，却只字没有提及，而是讲了另外两条理由”，可见此说“连宋廷自身也没有承认，也不去宣传和张扬”。
无论主战派宣陈再多的国仇家恨和宏大战略，说千道万，其实他们最根本的失策在于高估了宋军的战斗力。
再多的情怀，再多的谋划，在蒙军武力的绝对优势面前，都将化为乌有。
端平元年（1234年）五月，南宋中枢最终下了进军中原的决心，史称“端平入洛”。所谓入洛，更浅近的表述应当是三京之役，即收复东京开封府（汴梁）、西京河南府（洛阳）、南京应天府（商丘）。
然而，如此规模宏大的收复失地目标，宋廷仅仅动员了两淮方面的六万军队，且基本都是步卒。凭这点兵力就想收复三京，席卷中原，近乎痴人说梦，端平入洛从一开始便带有决策上的先天不足。
宋军要知道，按照参知政事（可理解为副宰相）乔行简战前的质疑，宋军没有二三十万精锐，不足以言战。《宋史·乔行简传》载：
陛下之将，足当一面者几人？勇而能斗者几人？智而善谋者几人？非屈指得二三十辈，恐不足以备驱驰。陛下之兵，能战者几万？分道而趣京、洛者几万？留屯而守淮、襄者几万？非按籍得二三十万众，恐不足以事进取。
在联蒙灭金之役中，直接参战的为孟珙统领的京湖制置司精锐，听命于该战区的最高官员史嵩之。端平入洛军兴之前，宋理宗和郑清之本计划令史嵩之在京湖方向出兵呼应，与两淮之“协谋掎角”。但史嵩之坚决抵制开战，《宋史·史嵩之传》记载，他上书六条，“力陈非计”。宋理宗君臣只得退而求其次，转而诏令史嵩之负责为入洛筹划粮饷，谁料史嵩之仍然油盐不进，以荆襄疲敝为由推却，“荆襄连年水潦螟蝗之灾，饥馑流亡之患，极力振救，尚不聊生，征调既繁，夫岂堪命”，甚至向宋理宗放了反对入洛的狠话，“迕旨则止于一身，误国则及天下”，摆出“我不遵旨任凭处置”的强项姿态。
史嵩之为何如此反对入洛，原因未明，但京湖军毕竟与蒙古人在蔡州城下并肩作战过，对蒙军的战斗力有最深切的了解，这很可能会影响史嵩之的战和判断。无论原因如何，由于史嵩之反对入洛，作为下属的孟珙自然很难带兵参战了。就这样，宋军大举进兵中原时，他们不仅少了一支参与灭金的精锐军团，更缺了一位宋军军神。
郑清之也想督促四川制置使赵彦呐出兵，“以应入洛之役”，但赵彦呐也如史嵩之一样抗命不遵。郑清之规划中的两淮、京湖和四川三路宋军齐出，最终只有六万余淮军参战。
六月十二日，宋军正式出师。参与“三京之役”的宋军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赵葵率领的五万主力，由泗州（今江苏盱眙西北）渡淮北上；另一部分是由全子才率领的一万余淮西军，由庐州（今安徽合肥）北上。宋军此次军事行动看似规模浩大，其实起初参战的也就全子才这寥寥一万多人，而这支部队承担的军事任务却过于宏大：直取汴京。
宋军开局进展异常顺利，甚至超越了主战派的乐观预期。从庐州到开封，全子才军一路几乎未遭遇任何像样的抵抗，蒙军似乎望风而逃。宋军此时最大的阻碍并不是什么蒙古铁骑，而是蒙古人造成黄河南岸决堤，宋军在一片泽国中行军苦不堪言，据《齐东野语》记载，“河水淫溢，自寿春至汴，道路水深有至腰及颈处”。
六月底，全子才率军收复了宋太祖的龙兴之地南京应天府（商丘）。七月初二，全子才所部已抵达了汴梁东郊外。正当宋军准备攻城时，汴梁城内发生兵变，蒙军主帅崔立被杀，乱军以城来献。七月初五，宋军兵不血刃就光复汴梁，成就了岳飞终其一生都没有达成的伟业。
此时，距离靖康之变（1127年）已有一百零七年，大宋王师终于再度踏入旧都。但全子才军看到的芜城却与《清明上河图》中的那个汴京大相径庭，四顾萧条，寒水自碧，废池乔木，犹厌言兵，昔日的繁盛帝都仅余居民一千多户、守军六百余人，只有大相国寺和原北宋宫禁“不动而已”。
七月二十日，赵葵才带着五万宋军主力，赶到汴京与全子才会师。赵葵一到汴京，就指责全子才按兵不动，没有乘胜进攻洛阳：“我辈始谋据关守河，今已抵汴半月，不急攻洛阳、潼关，何待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