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峰山之战后，正当金国危在旦夕之时，蒙古人又给了金人一个喘息之机。
绍定五年（1232年）四月，蒙古大汗窝阔台突然率大军北返，拖雷随行。
窝阔台为何放弃灭金率部北归？史无明载，《元史·太宗本纪》甚至只用了九个字：“帝还，留速不台守河南。”因此，这历来是一个聚讼纷纭的开放性话题。常规的解释，比如：窝阔台认为金国已命若悬丝，交给速不台即可，不必亲自动手；暑日将至，窝阔台急于带大军北返避暑；粮草不继，难以筹集足够的军需物资……
这些解释都各有各的道理，彼此间也不冲突，它们或许都是原因之一，但还有一派观点认为，“蒙军主力北归的真正原因，实与蒙古最高统治层内的权力斗争相关”。
所谓权力斗争，是指窝阔台与拖雷的兄弟之争。拖雷虽未即汗位，但作为成吉思汗的幼子，按照蒙古幼子守灶风俗和规矩，幼子可继承父亲的财产而守家帐，拖雷因此直接掌握了成吉思汗留下的六十多个千户。
作为大蒙古国的头号实力派，在成吉思汗逝世后的两年内，拖雷实际上扮演着监国的角色，甚至有人认为，“窝阔台两年之内未能及时即大汗位，拖雷及其所掌握的大批军队应是主要障碍”。
在兄弟之争的视角下，军功不彰的窝阔台本想借亲征灭金，树立个人权威，以抗衡拖雷在帝国内的影响力。谁料千里大迂回的拖雷未按原计划与大汗会师，据《元史·睿宗传》，拖雷以“机不可失，彼脱入城，未易图也。况大敌在前，敢以遗君父乎”为由，独自以劣势兵力在三峰山击破金军，为自己煊赫的军事履历又添一奇功。
《元史·睿宗传》记载，战后，窝阔台盛赞拖雷：“微汝，不能致此捷也。”按照以上逻辑，窝阔台此言不仅是违心的，而且对拖雷的抢功心存忌惮。若此时灭金，当以拖雷战功为最，为防止拖雷功高盖己，窝阔台才临时决定留偏师围攻汴京，亲率主力携拖雷北归。
之后的历史发展也部分印证了兄弟相争之说的合理性。窝阔台北返后不久，拖雷便神秘暴死于途中。
拖雷之死所引发的争议甚至还要大于窝阔台北归。按照《元史·睿宗传》的正统说法，先是窝阔台途中患重病，出于兄弟情分，“拖雷祷于天地，请以身代之，又取巫觋祓除衅涤之水饮焉”，数日之后，窝阔台病好了，拖雷却“遇疾而薨”。
窝阔台患病、拖雷饮下巫咒之水、拖雷病逝，这三件事之间当然有可能并无紧密联系，一切都系偶然，完美地符合史官兄友弟恭的儒家价值观叙事偏好。
但在种种偶然和反常背后，看似有阴谋论之嫌的兄弟相争逻辑很可能才是真相本身，“窝阔台为消除隐患，装病下毒，谋害了拖雷”。至于窝阔台为何要以巫咒之水杀弟，答案可能是，“采取任何公开行动都将使窝阔台遭受谴责与反对，引起宫廷混乱。故窝阔台通过装神弄鬼，迫使拖雷饮下毒水，且又借助迷信，宣扬拖雷替兄献身精神，以平息拖雷家属、部属的不满情绪”。
恰巧，替兄献身的叙事契合了史官修《元史》的儒家价值观偏好。拖雷就这样在多方共谋中完美地“病死”了。
窝阔台北返与拖雷之死，固然是蒙古宫廷政治的内部事务，但其影响却波及南宋。
蒙军主力北返后，蒙古自忖独力灭金力有不逮，又动起了联宋灭金的念头，于绍定六年（1233年）六月遣使至襄阳，希望南宋出兵助粮，进攻此时已播迁蔡州的金哀宗。一种有争议的说法是，蒙古当时允诺灭金后两国划河而治，黄河以南之地归南宋，这自然也包括北宋旧都汴梁。由于有求于宋，据《历代名臣奏议》卷九十九记载，蒙古使节的姿态近乎伏低做小，“今北使之来，其为说甚简且易，未尝过有邀索也，其为词甚卑且逊，未尝妄自矜大也，虽云敌使，而实非真敌也”。
兹事体大，史弥远之侄、京湖制置使史嵩之将蒙古来使一事上报临安，南宋中枢对此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反对者虽言辞痛切，却了无新意，仍是“宣和海上之盟不可不鉴”这一套。而包括史嵩之在内的多数朝臣还是主张与蒙古结盟灭金，收复河南失地。无论持何种观点，南宋君臣都明白，金之灭亡已成定局，无非就是宋军要不要参战并从中渔利，出兵的重点不是灭金，而是“和蒙”。
蒙古来使同月（六月）得到临安方面的允准之后，史嵩之遣邹伸之等六人陪蒙古使团入蒙报聘。次年（1234年）二月，窝阔台在草原行帐亲自接见了南宋来使。
金哀宗得知蒙宋结盟的消息之后，“惊悸无人色”。金天兴二年（绍定六年，1233年）八月，心存幻想的金哀宗遣使至宋，《金史·哀宗本纪》记载他临行前叮嘱使臣一定要把“唇亡齿寒”的道理带给宋理宗：
宋人负朕深矣……彼为谋亦浅矣。大元灭国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唇亡齿寒，自然之理，若与我连和，所以为我者亦为彼也。
金哀宗带去的话不可谓没有道理，但太迟了，几年前的金宣宗南伐已然摧毁了金宋两国间最后一点战略互信，而金国亡国又在旦夕之间，对南宋已无任何利用价值，金哀宗这些大道理又岂能挽回联蒙之志已决的宋廷？
对宋人而言更不可思议的是，金哀宗直到此刻还不忘摆出昔日的“上国”倨傲之态，明明是乞和，却出言不逊，“宋人负朕深矣”，竟然还提出“借粮”一百万石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