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金军的军事威胁星离雨散，宋廷中的联蒙攻金派顿失最大合法性。由此，“海上之盟”的历史记忆重新占据了宋人的心智，“蒙古威胁论”成为朝野间的共识。当时有位叫袁燮的朝臣指出：南宋应予高度重视的不是金国，而是蒙古，今之蒙古，正如女真初兴之时，“方兴之势，精锐无敌，岂可不豫为之备”。
从历史的后续发展来看，南宋对蒙古的戒备心理显然是有先见之明。但问题是，宋廷除了对蒙外交转趋冷淡，几无其他应对之策，弊政不革，农政不修，兵备不讲，边防不固，在史弥远的现实扭曲力场中，仿佛只要断绝与蒙交往，蒙古的威胁就自动消失了。
南宋的确精准识别了蒙古崛起的大势，却消极以对，仍然沿袭着史弥远时代以来的苟安政风。
嘉定十七年（1224年），宋宁宗赵扩驾崩，史弥远拥立赵贵诚为新帝，改名赵昀，是为宋理宗。在史弥远的操控之下，南宋对蒙外交赓续着冷处理之策。
成吉思汗至死都没有放弃和宋的念头。宝庆三年（金正大四年，1227年），据《元史·太祖本纪》，成吉思汗病逝前，留下了著名的“假道伐金”遗言：
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
南宋绍定三年（1230年），蒙古遣人使宋，其使命很可能是落实成吉思汗的遗言。但南宋甚至没等蒙古使节到临安，就匆匆打发其回府，显然是拒绝了假道宋境之议。
既然“文借”不成，蒙古人索性“武借”。自窝阔台接任蒙古大汗以来，蒙古人在金军集三十万重兵的关河防线上顿足不前，假道宋境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成吉思汗去世那一年（1227年），蒙古人已先行预演过武借一幕。这年二月，成吉思汗派遣一支偏师，突入南宋的利州路（辖陕南、川北及陇南一部）。交战之初措手不及的宋军甚至不知道对手是谁就败了。在这场蒙宋历史上第一次正面军事冲突中，宋军几无还手之力，利州路大片地区惨遭荼毒，史称“丁亥之变”。
绍定四年（1231年）三月，成吉思汗四子、右路军统帅拖雷亲自带兵长驱直入宋境，纵横陕西、甘肃、四川和湖北大片土地，如入无人之地，“十七州生灵死者不知其几千万”，五城被屠，“弥望数百里无炊烟”。还没正式开打，仅仅是一个“假道”，南宋便已然溃不成军，元气大伤。宋军与蒙军在实力上的天渊之别，就以这样鲜血淋漓的方式暴露在世人面前。
“假道”还为南宋留下了一个后患无穷的隐忧。蒙古人此役深入四川腹地，探悉了川中地理、防务等状况，为日后大军长驱入蜀创造了条件，“这正是宋蒙战争全面爆发后，蒙古以四川为进攻重点，并得以迅速打入四川内地的重要原因”。
绍定四年（1231年）十二月十七日，拖雷率蒙古军泅渡汉水而北，全军脱离宋境，完成了假道宋境的战略大迂回计划。
《元史·睿宗传》写道，“宁不谓我师从天而下乎”，乍然出现在河南腹地的拖雷之师令金国阵脚大乱，金哀宗急调驻守潼关的完颜合达、移剌蒲阿、完颜陈和尚与黄河一线的武仙所部，共计二十万大军，紧急回援南京开封。绍定五年（1232年）正月，蒙古军在三峰山之战中歼灭十五万金军，“流血被道，资仗委积，金之精锐尽于此矣”。金军苦心经营十八年的关河防线一朝被破，“自是金军不能复振”。
金军最后的精锐，凋谢在三峰山麓。
蒙古人经由宋境，踏过数十万宋人的尸骨，此刻已无限接近数代宋朝精英念念在兹却壮志未酬的灭金大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