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定七年（1214年）正月九日，成吉思汗的使者第一次抵达了南宋边境。
很显然，蒙古人已经掌握了“宋金世仇”的历史知识，萌发了联宋攻金的念头。
让蒙古人大失所望的是，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十九，南宋边境守将以“本州不奉朝旨，不敢受”为由，将三名蒙古使者送了回去。
这很可能代表了南宋中枢的意思。在此时的南宋朝堂上，只有“断交绝币”和“援金抗蒙”两种对金外交声音，但即使是断交绝币派，此时也远没有激进到联蒙攻金。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开禧北伐的惨败历历在目，打击了南宋的军事信心，造成了“恐金后遗症”；另一方面，联金灭辽殷鉴在前，从风光无限、洗雪国耻的“海上之盟”，到归为臣虏、仓皇辞庙的靖康之变，还不到十年。
四年后（嘉定十一年，1218年），西征前夕的成吉思汗又遣使赴宋，正史对此行细节语焉不详，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即蒙宋并未就此正式结盟，“在蒙、宋通使问题上，蒙古人不仅表现了主动性，而且表现了忍耐性。他们对宋和好的大门始终都是敞开的，倒是南宋朝廷首鼠两端，争论不休”。
蒙古外交手段的柔软和功利主义，与南宋外交政策的僵硬和意识形态化，判若鸿沟。
正当蒙古两度使宋无功而返时，金国却意外送出了一份大礼。嘉定十年（1217年），金宣宗举全国之兵伐宋，南宋朝野为解燃眉之急，将原本被视作末流的联蒙抗金之议提上了日程。
南宋迈出了打破双方外交坚冰的第一步。
嘉定十三年（1220年）春，南宋淮东制置使贾涉（贾似道之父）派使节赵珙出使河北，拜见蒙古在汉地的最高军政长官——太师、国王木华黎。木华黎给予宋使草原牧民式的待客热情，放话“你来我国中，便是一家人”，凡有酒宴蹴鞠或打围出猎，均盛情邀请宋使同往。据《宋史·贾涉传》记载，为示诚意，蒙古人还归还了一枚夺自金人之手的北宋玉玺。南宋朝廷获玺之后，大行封赏。
赵珙倾倒于蒙古人的待客之道，他盛赞蒙古人“大抵其性淳朴，有太古风”，认定是金国叛臣的教唆，才在日后破坏了蒙古人的淳朴之性。
嘉定十四年（1221年）四月，南宋遣使节苟梦玉远赴西域，于铁门关觐见西征途中的成吉思汗。苟梦玉使蒙的具体会谈成果阙载于史料，但成吉思汗对南宋来使显然是很满意的，不仅为见苟梦玉拒见金国使臣，还派专人护送苟梦玉回国。
南宋两路来使，一见木华黎，一见成吉思汗，出发时间相近，使命无疑都是联蒙攻金，双方似乎达成某种协议或默契，但很可能未签署实质性的重要协约。对临安而言，此次使蒙是双方的初次交往，使宋廷“第一次获得了较为真实可靠的信息”，摸清了蒙古的战略意图。
嘉定十六年（1223年），苟梦玉再度出使蒙古。但吊诡的是，此次出使后，蒙宋外交“蜜月期”就戛然而止。此后十年间，双方关系降至冰点，几乎断绝了往来。
这期间发生了什么？
一桩历史大事件大概率与此相关。金元光二年十二月（1224年1月），金宣宗完颜珣于千愁百虑中驾崩，二十五岁的完颜守绪在灵柩前即位，是为金哀宗。数月后，金哀宗审时度势，诏令终止长达七年的伐宋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