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代人造孽，不识字，没有退路了。我们走了，谁来打扫这些卫生？”母亲这样感慨。
但其实，因为要在”签到表”签字，在写字楼做保洁的三年时间里，母亲用碳水签字笔写了几千次自己的名字，已经能把”春香”这两个字从歪歪扭扭写到工工整整了。因为要看我写的故事，她学会了阅读。她还在手机上学会了拼音输入法，首先学会的是我的名字，我弟弟的名字，我父亲的名字……一天，我正上着班，母亲把我们一家人的名字一个个发到我的微信上。
我曾在家门口的公园里，看到了清洁机器人，有着白色长方形箱体，箱体前方有两个大转盘扫把，面部呆萌，两只眼睛可以发光，常在深夜公园没什么人的时候出没，沿着林荫道，一路轰隆隆地驶过，把散落在地上的树叶吞食进肚子里。它会转弯，遇到障碍物或者感知到身体附近有人，就会停下来。
我把这种景象拍下来给母亲看，母亲的评价是：“你看它好聪明，现在人咋这么聪明，能造出这东西。有了这些，就不会要我们这些老年人了……”也许有一天，它真的会进化出更高级、更智能的版本，真正替代我母亲所做的保洁工作。
用美国社会学家格雷伯的话来说，我母亲和她工友们所做的工作属于”狗屎工作”，对社会必要且有益，但收入低，工作环境糟糕。但对我的母亲和她的工友们而言，保洁这份工作是必要的，是他们待在深圳最根本的理由。
老年时该何去何从？母亲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母亲年轻时的好朋友，住在我家上头的邻居谭大姐，现在在老家县城做保洁，一个人打扫三栋居民楼加一个广场，没有假期，一个月工资1700块。即使如此，谭大姐的这份工还是托人走了关系、塞了红包才找到的。“’桥’上没人还找不到，打扫的面积有我在深圳二十个那么大，就这，在县城还是一份好工作。”这么一对比，母亲更加惶惶然，觉得更加不能轻易离开深圳。
在母亲眼里，保洁行业的天花板是那些她在写字楼里看到的用绳子垂吊在高楼楼体上，清洗大楼玻璃和外墙的人，也就是人们口中常说的”蜘蛛人”。
一次，母亲问一个刚做完一面墙清洁，暂时歇息、，蹲在地上整理绳索的小伙子：“师傅，你在那么高地方，晕不晕？”
小伙子说：“习惯了就好。”
母亲问：“你这一天多少钱？”
小伙子答：“室内600，室外1000多。”
“每天都有活儿做吗？”
“每天都有，按天算工钱。”
“帅哥，你是哪里人？”
“广东的，旁边这个四川的。”
看到那些仍在高楼外墙上手脚并用、来回腾挪做清洁工作的小伙子，母亲说：“你们这些人太优秀了，也太辛苦了，给再高的工资都应当。我的儿子我舍不得让他打这种危险的工，太吓人了。”这个场景让母亲想起七年前她在西安建筑工地上做小工，站在三十二层楼高的钢管架上，给大师傅递料，她蹲在钢管上，头晕目眩，不敢朝下看。
母亲说，她以前总想着，人生完成了一个阶段，下一个阶段就好了。
养孩子的时候想着把孩子养大就好了。
孩子养大想着把孩子供出大学就好了。
孩子上了大学想着孩子有份好工作就好了。
然而事实上，母亲没有停止”工作”的时候。尤其是她的儿子还没结婚，女儿还没生小孩，“活儿不做有活儿在，有了娃娃宥世界”，她对圆满生活的期待还远未实现。这种越来越难按”算计”进展，“八字没一撇、九字没一勾”，悬浮在生活中的恐惧，让她无法放松。她很难让自己闲下来。她跟我抱怨：“别人问我，你有几个孙子，几个外孙？我都没法答复……”她总是主动或被动地将自己置于永无止境的劳动中，她迫切感觉到时间在身后穷追不舍。她仿佛心里怀着刀子，在努力抓住六十岁之前还能打工的时光，以免将来无法自食其力。
令她难过的是，她觉得自己的儿女们在读了不少书，获得了所谓的好工作之后，也不过是工作的奴役，并没有所谓的”岸”可上，随时可能会被抛至主流生活之外。她在我对职场萌生退意时，坚决阻止我：“只有工作，你才能想买什么买什么，你走了，就再也找不到像现在这么好的工作”母亲的恐惧是德国社会学家罗萨《加速》一书中”滑溜溜的斜坡”现象的现实印证：似乎在生活的所有领域里，都有一种站在”滑动的斜坡”上或”向下运行的自动扶梯”上的感觉。行为者在永远充满着多维度的变化的条件下进行活动，而通过”不采取行动”或”不做决定”而实现的静止状态是不可能的。如果有人一直不能重新适应持续变化的行为条件，他就会失去连接未来的条件和选择。
“现代社会是越转越快的旋转木马，飞速地在原地踏步。我们舞蹈得越来越快只是为了停留在原地，但是保持跑动着却越来越难了。日常生活变成了浸泡着需求的海洋，在那里看不见岸边。”在一个”加速”社会中，我和母亲的恐惧相同，像黑夜一样的恐惧让我们难以真正闲下来，在休息中获得愉悦与平静。
我安慰母亲，让她不必担心。“至少你的女儿会写作，再不济，也可以跟妈妈一样去做保洁养活自己。”母亲表现出不屑，她一定是不相信我能吃这种苦。“你要是做保洁，肯定不如你娘。”
母亲辞职后，她对自己2023年的生活计划显得有些模棱两可。跟新经理辞职的时候，经理说，你明年要想来还来。母亲说，到时候看情况。
“看情况”这三个字里包含了不少玄机。她有可能还会去，有可能再也不去。
“看情况”，也是保洁员们面对”是否辞职”“是否换一份工作”“是否要回老家”“还打算在深圳待多久”这类问题时常用的回答。不要惊讶于他们的选择总是摇摆不定。用母亲的话说，保洁员中的大部分人如同我老
家陕南农村父母辈的大多数乡民，都是过着”打头顾头，打脚顾脚”的日子。他们都是没什么可以托底的人，更谈不上有多少社会支持，如若儿女不能成才，就更加愁苦，命运如同一棵长在黄土高原的麦苗，一阵风沙吹来，便能淹没他们的头顶。
母亲把自己投入到为2023年春节做准备的家庭生活与家务劳动中。
连着两年春天，她都去公园找一种叫”黄鹤菜”的野菜，我们陪她一起。
她在林子间的地上像在老家的山坡上一样，麻利地挑选出杂草中的野菜苗，拔完一把，经由父亲传递，放到空地上。我负责摘除它们的根茎，留下叶子。
这些”黄鹤菜”被母亲拿来做凉拌菜，还包了饺子。有苦味，也有甜味。sectionid="妈妈的话"妈妈的话
我是2020年来的深圳，女儿一开始要我来我还不来。女儿叫我来看看，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城市。
深圳不冷，空气好，冬天跟春天一样。
深圳这么多高楼大厦，要用多少跟我们一样，从农村来的保洁员？我来深圳遇到好多跟我同年的姐妹，跟我一样做保洁员。这些姐妹大部分和我一样没有文凭。
来深圳才发现，深圳的老人都拿工资，农村人在家种地没有钱。我做保洁，为的是能有一点养老钱。
和我一起做保洁的姐妹告诉我，她的孙子孙女在深圳上学很不容易，一个补习班一个小时350元。我的孩子从来没有上过补习班，从七岁开始上小学一路到高中。从小到大，孩子从来没有叫我们开家长会。有一次，我到县城妹妹家，妹妹正好开完家长会，我回家问我孩子，你们没有家长会吗？孩子说，跟你们说了也没用，说了你们也没时间去。
我的孩子每一茬都赶上”苦”时候。上小学的时候，生产组上的学校撤掉，去村上，小学快毕业时，村上的学校撤掉，去乡上，初中刚开始，又把学校撤了去镇上。七八岁，走七八里山路去学校；十一二岁，离家二十里；十四五岁，离家一百里；二十岁，离家几千里。
孩子上一点”苦”学，出来把我带到深圳，要不连来深圳的”梦”都不用做。我年轻的时候想去很多地方，都没能去成。先是想去北京做护理工，后来又想去新疆摘棉花，还动过心思去广州皮鞋厂。直到五十多岁，来了深圳，才算得上第一次出远门。“银钱冷冰冰，儿女疼人心。”跟着女儿在深圳，我看到了很多跟我老家不一样的地方，我这也算是实现了“梦想”。
搬家后，我在女儿租的房子的窗户上可以看到连通香港的大桥，看到车子像乌蚂蚁一样在马路上横穿直穿。晚上可以看到一闪一闪亮晶晶的灯，我不知道大桥有多长，一眼望不到边。
我来深圳快三年，见到了各种各样打工的人：做装修的，养花的，走水电的，粉墙的，做保姆的，做家政的，做理菜员的，修电梯的，还有做绿化的。我之前从来没见过外国人，来深圳见到了好多种颜色皮肤的外国人。
有时候想想，儿女到了深圳，过大城市生活很不容易。深圳是一个钱总是不够用的地方，房子跟黄金一样，物价太贵，一斤玉米面卖5元9毛8一斤，在我们老家能买三斤。来深圳工作好找，但挣的钱大部分又花到了深圳，不管啥都比我们老家贵很多很多。花钱就像打水漂。
我喜欢挣钱。十几岁的时候，我跟我的妈妈上山去挖草药卖钱，挖白鸡、柴胡……我没上学后，妈妈上坡走到哪儿就把我带到哪儿。记得有一次，我们娘儿俩在山上遇到了恶风暴雨，妈妈把我搂在怀里，一边躲雨一边祷告：“老天爷，别下了，再下我们娘儿俩就要淋死在坡上了。”我对这件事记得特别清。
我妈妈还跟我说：“女儿有个女儿福，送走女儿无剩谷。”我有了孩子后，只想着要好好爱我的孩子。
我现在还是喜欢挣钱。三年里，做保洁的姐妹，来的来，走的走，有一半我留有微信，有的没有微信，就失去了联系。
女儿让我少玩手机，叫我看书写字。现在，我能工整写我的名字。
有一天，女儿跟我说：“妈，我要把你做保洁的事写成一本书。”
我说：“你那个娃开玩笑啊你！娘都能让你写成一本书?”
女儿说：“真的，我想把你写成一本书。”
女儿常常把沙发当桌子，把地板当凳子，趴着身子写。女儿还没大学毕业的时候跟我说过，说她有一个想法，想把我们老家写成一本书。没想到，她先把我写成了一本书。
2023年7月sectionid="后记一-挖笋"后记一挖”笋”
当五十二岁的岳母春香决定来和我们一起深漂时，我们不会想到，接下来的两年多，会经由她的引领，认识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深圳。
岳母识字不多，也不会说普通话，却自带观察和表达天赋，从不怯于用方言与人攀谈，仿佛全世界的人都应该能自动听懂她的话。
用她自己的话说，她也是一个”红火人”——对生活充满好奇，喜欢交朋友，捞故事，讲起来绘声绘色，有时刹都刹不住。妻子小满这本书中的很多”金句”，就是从她嘴里直接”搬”过来的。
2020年国庆节前夕，一到深圳，岳母观察的雷达就开始启动。特别是在商场找到保洁工作后，晚上回到家，总要给我们讲述她当天遇到的新鲜人和事，分享她的发现和感想。妻子小满一边听，一边补充提问，并鼓励她继续观察。慢慢地，备忘录中记录、积累的素材越来越多，小满就把它们梳理成篇。很快，她写下来的那一篇篇记录，就开始呈现出它们自身的意义了。
随着写作的深入，我们从岳母的个人经历和视角，逐渐看到了深圳保洁员这个庞大的群体，看到维持这座超级城市运转的各个细节背后的人，以及这个群体背后公共性和结构性的问题。
在深圳这个干净整洁的超级城市，我们习以为常的每一个洁净的公园、商场、写字楼、厕所背后，常常是由-群人的过劳在维系的。造成这种过劳的原因，既有清洁公司因为持续缺人或降低成本而让员工上连班（很多人每天工作长达16个小时，且无休息日），也有保洁员为了多赚钱主动打多份工。可以说，这种过劳是一种被动与主动的合谋，是”时间就是金钱”最直接的体现。因为在老家，他们连这样赚钱的工作机会都没有。
如果打开往里看，保洁员面临的共同难题还有更多：养老保障问题（绝大多数都没有五险一金），子女的教育、成家问题，孙辈的抚养问题，落户问题，家乡不断萎缩乃至消失问题等。
这些观察和写作，也让我们对方圆两公里内的”附近”，也有了更加具体、深入的体认和互动交流。就像一把探测仪，切入保洁员、环卫工群体，切入公务员、金融金领和白领，切入小区垃圾房，切入我们平时常常忽视或无法深入沟通的人。
除了为基本生活而奋斗的大多数情况外，我们也看到一些保洁员中的”异类”：从儿子家中”出走”，避开婆媳矛盾，享受个人自由的木兰阿姨；工作日做保姆，周末跑全国旅游，希望在大理独自终老的雨虹阿姨：还有财务自由后，为了避免沉迷打麻将输钱，选择用保洁填满时间的茉莉花阿姨……
我们也透过岳母的眼睛，看到了因工作做不出来而急得频繁蹲厕所的公务员男生，看到了工位下头发越扫越多的年轻女孩，看到了不敢怀孕的焦虑职场女性，看到了埋头写稿汇报、好像要被电脑吸进去的忙碌打工人……
如果把社会比作一个热带雨林生态系统，我和小满这样的白领，凭着一点知识和运气，暂时爬上了树，可以不用再整天为吃的发愁。但当我们从高一点的视角俯瞰，大地上到处都是为生计奔波的父辈和同龄人。如果从更高的视角看，我们的挣扎感受又何其相似，只是领域和程度略不相同而已。
系统中的每个生命，似乎都有自己的磨盘。小满写作的过程，也是我们发现和认识这些磨盘，并从中获得思考和领悟的过程。
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中，把对一个地方和人群的体认，称之为”挖”（dig）。“挖”纽约，“挖”洛杉矶，“挖”墨西哥……比照来看，岳母和小满完成这本书的过程，就是在”挖”深圳。“挖”自己，也”挖”别人。
她们俩有一种天然的真诚和亲和力，通过理解之共情，让受访者放下防备，袒露心怀。甚至把很多从未对家人讲过的秘密或不堪回首的往事，不知不觉中都说给了她俩听。
“挖”故事的过程就像挖笋。微微凸起的表面迹象，需要用正确的方式，顺着仔细梳理，才能挖到完整的
“笋、有的故事扎实饱满，让人惊喜或久久叹息。有的则因为讲述者时间匆匆等原因而显得浅脚浮根，或是挖到一半就断了，深处的根，仍留存在土里，无法不人。
剥开层层笋叶，故事的内核才得以展现。这些故事反过来也在给我们提供营养，让我们看到更广大的人群的故事。在聆听和书写的过程中，和他们一同悲欢沉浮。视野心胸放宽后，一些小我的执着和纠结也就自然放下了。
岳母刚来深圳和我们同住时，我第一次见识到一种高分贝、高能量，表面紧张激烈、如火山般一触即发，内里又互相高度依赖乃至依恋的母女关系。通过两年多的记录与”合作”，特别是对母亲打工史的深入了解，小满逐渐理解了分歧和冲突的原因，母女俩的争吵也越来越少。
更具体的是，她俩和很多保洁阿姨都已成了朋友，关注着彼此的动态。有时在街头偶遇，会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欣喜，一种”原来你也在这里”的安慰。
特别是对小满，有时隔了几天没见，有阿姨就会问
岳母：“你家’千金‘最近怎么没过来玩啦？”这种互相牵挂和念叨，在陌生的大都市里，弥足珍贵。
在深圳这座移民城市，每个人都是一座故事的富矿。小满这本书就像是一本岳母和保洁员版的”人在深圳”。
可以期待的是，母女俩的”挖”故事之旅，仍将继续。因为岳母已经笃定：“我不回老家了。”
饼干
2023年5月sectionid="后记二-我想写一本妈妈也能读完的书"后记二我想写一本妈妈也能读完的书
2023年初夏，当我完成《我的母亲做保洁》书稿，我问妈妈：“妈妈，这一路走来，你感受如何？”
妈妈用微信发来：“写书是我女子的梦想，梦想成真。辛苦了。”
2020年秋天来深圳做保洁员的时候，妈妈已经四十年没拿过笔和书本了，几乎算个文盲。因为要看我写的故事，妈妈开始阅读，遇到不认识的字就跳过去，然后盲猜整句话的意思。我每写完一篇初稿，会先打印出来，把字号放大给妈妈看。妈妈的标准很简单也很严格：读不读得通，读不读得完。如果她能读通，又能读完，她就告诉我，还不错。
我每次都怀着忐忑的心情等待妈妈的反馈，我在无数个下班回家后的夜晚，看到妈妈戴着老花镜端着a4纸在沙发上小声默念我的文稿。妈妈语感很好，识字越来越多。她会告诉我哪里写得不对，哪里还需要补充。我也会给她反馈，让她多留心哪些细节、哪些人。妈妈开玩笑说：“你从我这里套消息。”再后来，得益于短视频教学，妈妈慢慢学会了拼音输入法，学会了在手机上打字，我们的线上沟通就不再只是长长的语音了。
我听了她的话，用妈妈也能读完这本书的要求去写整本书。我保留了她日常对话中的陕南方言，尽量用比较朴素的语句行文。
妈妈是我这本书的第一个读者。
但我一开始去写妈妈在深圳做保洁的故事，是奔着想解决我们母女关系的危机，想和她达成理解而去的。
当时的我，刚从记者转行进入大厂不久，在职场上，我面临很多挫折和压力，感到自己被”系统”绑架。父母重新跟我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给我的生活造成了很多不适。在那租来的狭小的房间里，经常爆发争吵，我们母女理直气壮地互相看不惯。一次争吵之后，母亲一把鼻涕一把泪要收拾包袱走人。要不是她不会在手机上买票，又找不到去车站的路，估计会真的离开。
心平气和下来之后，我决定，不再管束她了。试着从了解妈妈在超级商场的保洁工作开始去理解她。妈妈给我带来了非常具体又生动的”附近”素描，一个我很少留意但又处处在接触的保洁员群体的生存境况拼图。
我白天在一个严密的系统里做着”螺丝钉”般的工作，在高速运转中印证自己的价值。我在写字楼上班的时候，我知道妈妈也同时在工作。在晚上，她会给我带来跟我职场体验完全不一样的故事。然后我可以在节假日把故事写出来。在疫情纷纷扰扰的社会大背景下，这种合作让我获得一种宁静的秩序。让我感到我不仅仅只有打工一件事可做，在工作之外还可以有自己的”飞地”。这推动着我更自信地应对本职工作，更多地去行动，让二者互为支撑。
随着妈妈更换工作地点，给我带回来的故事越来越多，我开始在节假日的时候，进入保洁员的工作现场。
一开始只是帮她打扫卫生，因为她腿不大好，家里人都认为需要协助她。随着去的次数越来越多，我开始有意识地去观察保洁员这个群体，尤其是那些保洁阿姨们。
了解得越多，尤其是2021年，因为姑姑离世，我们重新回到故乡回望自己的成长，我越来越意识到，我有很多看似努力的行为，看似接触到的圈子，其实不堪一击。我跟保洁员们有一样的来处，都是”无法豁出去”的人。只有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出身，我的地基才能足够踏实。
我们应该意识到：眼睛没有看到，并不意味着不存在，没有发生；也并不意味着，只要假装没有发生，一切都完美无缺。我们应该警惕用”勤劳”“无私奉献”这样的词汇去赞美保洁员对城市清洁的付出，而忽略、无视他们无法被保障的实际性权益——这不合理且荒谬。
保洁是一份极致压榨个人时间而获得报酬的工作。
如我书中所写，即使如此，却只有深圳这样的城市才能容纳这些老年人。他们都在用”工作”，来为自己赚取养老钱，获得一份摇摇晃晃的安全感。与在工地上有明确的”清退令”不同，保洁世界的”清退令”是模糊的，心照不宣的，隐性的，有腾挪空间，可以协商的。
但随着越来越多的”超龄”老人加入保洁队伍，深圳保洁员的生存缝隙在不断被压缩。我所认识的这些保洁员，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发挥自身能动性，尽力在身体还能动的时候，让自己有”工”可做，不至于连劳动的权利都被剥夺。他们有自己的生活圈子，也知道如何寻找机会，明确知道深圳只是赚钱的地方，很清楚自己在整个阶层划分中的地位。他们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只是总在城市的边缘处。
他们也是这个世界上大多数的我们。
我并不希望引发过度的同情心，而是希望，通过保洁员群体的故事，我们也能关照自身的处境，对自身的生活有所自省。希望我们能多关心这个世界上的”他者”，理解一个人在有限的条件下如何做选择，理解一个人的命运并不仅仅由他”是否足够努力”而决定。
当我逐渐看清维持这座超级城市干净地运转背后的具体的人，我会时刻提醒自己，在上洗手间的时候不要把水滴在地上，纸巾扔在纸篓里，避免增加保洁员的工作量。垃圾尽量做好分类，不只是为了响应政府号召，而是想到这样可以减少类似像雨虹阿姨这样的分拣员的精力。在办公室碰到保洁阿姨，我也会点头致意或简要攀谈，对身边的陌生人尽可能释放善意。
虽然我的出发点是想从妈妈那里获得心心相印的理解，但随着我写作的深入，我发现，真正的理解是做不到的，即使是母女之间。我们依然会因为一些小事争吵，但同时，我们也彼此都更相信对方，更坚定地支持对方。我支持她在深圳继续做保洁工作、阅读、认字，她不遗余力地支持我写作。本质上，是妈妈和我一起完成了这本书。
本书除妈妈”春香”为真名外，其余均为化名。虽然我很想用真名，但他们当中有很多人还在深圳继续做保洁工作，有的保洁员并不想让别人知道他在做保洁。
他们很少在老家的人面前说自己在做的工作，我妈妈也是，他们用贬低自己工作的方式来评价自己，并不认同自己所从事的”保洁员”职业，认为这是”下等人”做的事。她总觉得相比那些拿着养老金的老人，她自己没有一点用处。亲戚朋友问起来，妈妈总含糊其辞地说：“挣点小钱。”有的阿姨下班后，会先去洗手间把工服换掉，穿上自带的衣服，把发箍摘掉，头发重新扎起来，不想被人认出是一个保洁员。为避免给他们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一些涉及隐私的地方做了模糊处理。对于我坚持要写上妈妈的真名，妈妈表示：“你总归有你的理由，况且老家的人已经瞒不住了。”
这些跟我有过交往，跟妈妈共事过、成为朋友，现在还经常见面打交道的保洁员，大多来自中国大地上某一个普通的乡村，普通的县城。他们来深圳之前，双脚都曾沾满泥土，大部分人在生命力蓬勃的青壮年时期。
在官方语境中，他们有一个身份定位——农民工。我给他们取化名的时候，常用的是山川四季、花草树木。感谢他们曾如此真诚地对待一个保洁员的女儿，向我敞开他们的世界。
下面可能是一个遗憾。虽然我读了不少关于社会学和人类学田野调研的书籍，但因为我早早出来工作，在学术上并无积累。自认为，本书如若是一个人类学作者用专业的民族志调研手法来做，可能会更加丰富多元，也更加深刻。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的妈妈也就不一定能读完、读懂这本书了。
实际上，经由保洁员群体，这两年多，我认识的人几乎能构成深圳整个”垃圾”产业链条的完整拼图。在全民倡导垃圾分类的背景下，一座超级城市的垃圾之旅是如何展开的，本书虽有所涉及，但并未深入肌理。
我要想看清另一个被遮蔽的世界，便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
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我是在高强度的压力与紧张的”劳作”节奏中完成这本书的，如若本书有什么错漏之处，都是作者小满的责任。
接下来是一些感谢的话。
感谢我的丈夫，他曾经是一名文字编辑。他逐一看了我所有的文稿，提出了意见，有些我遵循了，有些我反驳了。他陪着我一起去帮我妈妈打扫卫生，无数次在公园散步的时候一起讨论如何进展下一步。用镜头记录我们一家在深圳的生活。此外，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他承担了很多家务劳动和家庭事务。他毫无怨言，把推进这本书的写作，当作自己事业的一部分。我很幸运有这样的队友同行。
感谢我同在深圳的弟弟，他虽然是一个理工男，但面对文字时很认真。他详细读了两遍文稿，分享了感受，提出了建议。有很多我们共同经历的往事，他为我提供了更生动的细节补充。
沉默寡言的父亲也读了绝大部分文稿，分享了感受。
感谢我的编辑苏本。作为一名素人作者，能遇到赏识自己的编辑是如此幸运。我在春天的北京见到了她。
我们之间聊天的句子，像春雨下，田里的玉米苗一样，不用经过刻意的排布，自然地冒了出来。我之前没有多么明确地意识到，这个世界上，会有成长经历跟我完全不同的人被我的写作强烈吸引，而这个人并不是我在原有的圈子里磨合出来的。她就像是夜空中的萤火虫，在我的写作过程中，时而出现，发光，照亮一下我。她推荐了很多书给我，读得越多，我就越对自己的写作没底。我能有的也就是认真地对待，尽量不辜负。
感谢我身边有一帮一直在用不同形式创作的朋友们，他们鼓励过我，给过我写作建议：梁坚、蒋平、苏静、温丽虹、吴呈杰、罗婷、陶琪、王附、张勃颖……
感谢豆瓣、“真实故事计划”等平台推荐”张小满”早期并不成熟的文稿。我的编辑正是通过豆瓣找到我的。
感恩我有一份跟写作互为补充和观照的工作，它帮助我抵达更广阔的世界，给予我物质保障，让我更有力量。
张小满是平行世界的另一个我，会一直行走在生活的河流里，记录和书写。
最后，感谢妈妈。我想，我书里的妈妈，身上也有很多人妈妈的影子。希望每个读到这本书的人都多爱妈妈。
（这篇文章之所用”妈妈”这个称呼来写，是因为我感到伴随着这本书的完成，我跟她的连接更紧密了。我日常中也是称呼她为”妈妈”，喊出这两个字，会让我觉得是一种告白。）
张小满
2023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