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经理在微信工作群里发了投诉的截图。
阿姨争辩：“不给清洁剂，绿水（应该是氯水，阿姨不认识，就叫绿水）都不让保洁员用，就只给了一点漂白水。”
物业经理和环境公司经理有一个专门的对接群，保洁员不在里面。一旦有投诉，物业经理先把照片或截图发到双方经理都在的群里，管理保洁员的经理再把投诉截图转到保洁员所在的大群。微信群的出现，让保洁员的工作变得更加即时性，且要求效率。母亲手机里的消息提示音总是响个不停，这也导致母亲的工作令人更加异化和工具化。母亲无法接受我将她的微信在手机锁屏时设置为静音状态，即使在下班时间，母亲也总忍不住去反复查看微信群消息。有时候，深夜11点还能听到她的微信叮叮响。
虽然这个错误不是母亲的问题，但她实在看不下去了，在群里连发了几条语音。
“拿什么香？得有东西才能香。
“你说楼下商场的洗手间是香的，也不看看别人用的什么材料。
“那里还配有香薰蜡烛，你这给了什么？”
在写字楼打扫卫生一年，母亲渐渐成了一个很勇敢的人。每次面对投诉，她总能守住自己的立场和节奏。
有一次，她在群里被副经理点名，又是有人投诉洗手间的台面上有水。那时，母亲正在更高的楼层打扫另一个洗手间。
母亲看到群里的图片，没有忍住。她最讨厌别人不停地催促她。她发了语音过去，条理清晰。
“我看到了。台面有水她拍让她拍，那是她的工作。
“我还在上面，要一层层地做，我又没长翅膀，能马上飞下去。
“赶快去做得有一个过程，我要用腿走路，我又不是孙悟空会变分身，一飞就能飞下去。”
母亲不喜欢有人对她指手画脚。在母亲看来，保洁班组的副经理，虽然能干，但挡不住事儿，分不清轻重缓急。上面一投诉，她怕得要命，马上就截图转到保洁员的大群里。
“作为领导，有些事能揽就应该揽了。有些事情，明明是甲方物业的问题，怎么能全部推到乙方和保洁员身上。比如纸巾太差，清洁剂太少，作为经理就应该向上反映。
“给她权力她不用，跟我们村原来那个村支书一样。总是怕这个怕那个，让别人把你当下饭菜。你要抓住甲方的漏洞和问题。”
但副经理是一个听不得意见的人。每次开会，只要保洁员一插话，她就让人闭嘴。有时还骂很难听的话：“你这个聋子！一脚给你踹死。”
她也让母亲闭嘴。
“我们都长嘴了不让我们说话？我们长嘴了不让我们说话是什么道理？”母亲不明白。
这些意见母亲只跟我说了，并没有机会对她的经理说。副经理每天忙着应付各种检查和投诉，也累得够呛。她的胸前总是汗津津的，有着大块的汗渍。
检查卫生的督管虽然经常拍照投诉保洁员这儿干得不好、那儿干得不好，但碰上有租户在楼梯道抽烟却睁
一只眼、闭一只眼。有一次，母亲看到督管迎面碰上几个在楼道抽烟的人，督管什么也没说，等他们抽完，拿着扫帚去把烟灰扫了。所以，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态度，与他们所处的位置是紧密相关的。屁股经常决定了脑袋。
副经理在开会的时候要求保洁员们每次见到她，必须说”经理好”。母亲很少说，她要么打个笑脸，要么点点头，这就表示说过”经理好”了。
面对投诉，母亲的态度是——做不成就不做了。
经理说，我又没罚你钱。
“你凭啥罚我钱，我一没捡纸皮，二没犯错误。
“你上午罚我钱，我下午就不做了。”
有些阿姨性格弱，也确实需要一份工作，被罚钱了还留在那里干。
有一位阿姨，一个人负责六个楼层的卫生，还经常被批评，常常哭得眼睛红肿，要离职，又拿不到离职书。但是，有的保洁员却被安排到没有人办公的空楼层看房子，一天也不用干什么，工资照拿。母亲觉得很不公平。
副经理想让人额外做事的时候，嘴巴就变得很甜，又是管保洁员叫家人们，又是叫姐。
有的人围着副经理转，但母亲绕着走。她觉得，只要把自己岗位做好，什么都不说，对方就拿你没办法。
面对不在她工作范畴的要求，母亲总是态度冷淡。
“待会儿再说”是她的口头禅。
有一次，开完会，副经理拍拍母亲的肩膀：
“姐，你把十三楼再带着。”
十三楼公司多、人多，难打扫程度在保洁员中是出了名的。并且多打扫一层楼并不会多一分钱工资。
“我一个人顾三层楼，这么大个岗位我还带十三楼？做不了，你去找岗位小的人做。”母亲把副经理的要求挡了回去。
“要是我哪天被开除了，我要把心里话说完了再走”。原来，母亲是抱着时刻准备辞职的心态在工作。
她虽擅于隐忍，但从来不是一个擅于讨好别人的人，且受不了被不公平对待。在她几十年的打工生涯里，有好几次都是跟管事的闹翻后愤而离职。现在年龄大了，脾气还柔和了一点。
“妈妈，你好像在哪里打工，都会跟人吵架。”我跟她开玩笑。
母亲外出打工第一次跟人吵架，也是跟”垃圾”有关。
那是2013年下半年，母亲四十五岁，很健康。她的腿还没开始疼痛。我和弟弟在念大学，她和父亲供养了两个大学生，她感到充满希望和干劲。
一个乡民给母亲在县城附近介绍了一个垃圾分类的活儿，管吃管住。那时候，我家在县城没有住处。姑姑家已经在县城买了房安家。母亲坐班车进城，头天晚上住在姑姑家。
第二天一早，母亲去找介绍人。他把母亲带到了十公里之外的废品处理厂。母亲和同伴们要做的工作是从已经捡来的塑料里挑油瓶，大的和大的，小的和小的，厚的和厚的，薄的和薄的，各归一类整理。这些塑料瓶被机械碎成粉末，清洗，装袋，拉走，再制作成新瓶子。
母亲被安排专门挑大瓶子，干到上午10点时，她已经装了十几车。紧接着，她又收到通知，马上要去另一个地方干别的活儿。
她停下来，站着休息了一会。这一站，就被管事的班长看到了。
班长指着母亲的眼睛说，不要偷懒！
他的动作和说话的语气刺激到了母亲。
“我就站了一会儿，你凭啥这么说我？”
母亲用激烈的言语骂回去，对方也被母亲的人身攻击激怒了，两人闹到了老板那里。
老板好言相劝，让两人彼此放对方一马。但母亲坚决要走。她连中饭都没吃，就收拾东西离开了。
“不能让这样的人给我管着。”母亲甚至连工钱都没要。那时，干一天活儿的工钱是60块，半天30块。
在保洁职场，尽管母亲显得如此”强硬”，但这份强硬是十分脆弱的，建立在她十分”小心翼翼”的基础上。
在高级写字楼，母亲别在右胸口第二粒扣子上方写有”保洁员”三个字的名牌编号是：0364。母亲每天都要佩戴名牌。入职的时候，经理明确告知过，若是没有佩戴会被点名批评，若是将名牌丢了，就要罚款30块，重新去领一个新的。我去购物app上以”保洁员工牌”为关键词去搜索，跟母亲所佩戴的名牌样式相同的，定价大多在3至5元。
有一天，开完晨会拍集体合照的时候，母亲被副经理发现没有佩戴”保洁员”名牌。头一天晚上她洗了外套，把名牌摘下来放在桌上，第二天上班忘了拿。副经理让母亲站到队伍后面去，免得被甲方发现。“只要没发现都好说。”保洁员们怀着这样的侥幸心态面对不遵守规则时的小失误。
为了让自己不那么热，母亲尽量待在有空调的卫生间里，但人们进进出出，她也不能待得太久。空调的冷气和热风在楼梯道交汇，黏稠的质感令母亲眩晕。有时候她很困，就坐在楼梯道的台阶上打一会儿瞌睡，但不能睡得太沉，总是在迷迷糊糊中惊醒，起来干活。她很担心被督管”捉”住。有一次，一个保洁阿姨坐在空置办公室里遗留的真皮白沙发上，把头靠在沙发边沿，似睡未睡。这一幕正好被巡逻的督管撞见，拍了照，被投诉，照片从甲方微信群流转到保洁员微信群，阿姨被一顿批评。“她运气太差了，被捉住了，罚了200块钱。”以前，母亲还有在空置办公室偷一会儿懒的念头，现在完全打消了。“那里在人眼睛皮下，太容易被捉到。”
母亲的工服外套是灰色的，入职写字楼的时候，花120块买了两件。衣服不是很合身，xl的，外套把她的屁股都包住了。“穿得够够的，一天也不想穿了。”但无论天气多热，母亲还是得穿这件她从来没有看上过眼的衣服。sectionid="衰老"衰老
盛夏快过去了。天空呈克莱因蓝，云彩像棉花糖，一会儿变成海豚，一会儿变成花朵，一会儿消散了，一会又聚起来。太阳晒在皮肤上不疼了。
8月25日，星期四。天气预报说台风”马鞍”即将登陆深圳。
这天，我被安排去上海出差。下午5点的飞机，这意味着我上午可以在家办公。
父亲这天也被安排在家休息。
母亲6点多就出门去一街之隔的写字楼打扫卫生了。
8点多，我被父亲接电话的声音吵醒，语气很焦急。我匆忙起床，从父亲手里接过电话。是母亲的经理用母亲的手机打来的，说母亲突然肚子痛，需要赶快去医院。
我问母亲在哪儿，她说在工作间。我让她待着别动，和父亲去找她。我带上了她的身份证和雨伞。马路上，雨尚未下起来，只是风很大。母亲在写字楼工作一年来，除了偶尔腿不舒服，很少喊疼。虽然只有几百米的距离，但我的脑子里闪过了很多可能性：食物中毒？胃溃疡？我想立马奔到她身边。我跑到大堂门口，扫场所码，坐货梯上到她工作的楼层。在工作间没有看到她，折返，下楼，再打电话，跑出一身汗。母亲说她在路边。
她挎着帆布包，用手捂着肚子。
“妈妈，你怎么了？”
我和父亲奔向她，将她扶住。
“7点多干活的时候还好好的，突然就疼了。”
“哪里痛？”
“肚子拐角这里，一阵一阵。”
“你是不是没吃早饭饿的？”
“吃了面包的。刚刚经理也让我喝水吃东西，吃完就吐了。”
“赶快去医院吧！我来打车。”
母亲坚持要先回家把工作服换了，换上日常的衣服。我和父亲扶着她回去。到家后，我用开水冲了一碗鸡蛋粥，但母亲喝不下去。
我帮母亲去换衣服。
此时，我的父亲，居然拿出一个碗，盛满清水，试图在碗里将一双筷子立起来。
“爸爸！快出门！”
那双筷子并没有立起来。
父亲这么做，是有理由的。很小的时候我肚子痛，父亲也这么做过。在陕南农村，传说如果筷子能立起来，就是被逝去的亲人在天堂说坏话了，祷告祷告，就不痛了。
但此时，我真的感到很无语。
我们下楼，出租车开到半路，母亲说她好一些了，要返回家休息，不去医院了。我坚持要去。到了医院门口，她又退缩，自我欺骗，对我说，我的身体我知道。
无论如何，这次她是不会赢过我。
扫码，测核酸，排队，挂号，抽血，验尿，做ct。测核酸的时候，棉签深深捅进母亲的喉咙，她在垃圾桶边呕吐了很久。不适感让她咳出了眼泪，满脸通红。快中午的时候，同在深圳的弟弟也请假过来了。
很快，我们拿到了检查结果。让母亲痛到出汗的是尿道里的小结石。医生建议先输液，吃药保守治疗，告诉母亲要多运动，争取把结石尿出来，不用做手术是最好的。我的心稍稍放下了一些。不过想到，医生让她多跳跳，尿出来的可能性更大，而她的腿是无法使劲跳的，心又提起来了。
把母亲交给弟弟，我返回家中拿行李赶飞机。好在台风天并没有影响飞机正常起飞，我如期到达了上海。
因为尿结石，母亲休息了三天，经理一直催她去上班。母亲把在医院的检查凭证发给经理，经理没再说话了。
我的母亲，对医院有着天然的不信任。因为那里是”花钱不眨眼”的地方。我不敢告诉她这次进医院的花费，但她还是在一堆单据中看到了，并表现出震惊。“半个月白干了！”
母亲的腿疾之所以至今还是隐患，与她对医院不信任有极大关系。
第一次腿痛发生时，县城医生给母亲开了400多块钱的药。他建议母亲住院，母亲拒绝了，说自己还要挣钱，有很多活儿要干。药很灵，母亲喝了两天就明显缓解了，她觉得腿好了。第二次腿疾发作于她徒步十几里去参加亲戚的满月酒之后。当晚，她用烧酒加艾草敷腿。一敷，第二早上母亲就站不起来了。到镇上，医生说得去大医院作核磁共振。膝盖全乌了，肿得像石头。去大医院一检查，膝盖积水了。医生抽了两针管黄色积液出来。随后，在我的强力劝说下，她来到西安检查。左腿被确诊为滑膜炎。此后几年间，她无数次进医院做康复，忍受银针扎在腿上的疼痛，体重从154斤降到124斤。虽然花了不少钱，最终还是医院让她的腿不再那么受折磨。
在深圳，她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可以报销的项目。她总想着有病要回老家县城医院治，那里可以报销。
有一次我发现她状态很低迷，一直咳嗽。买了感冒药吃了并不见好转。连着两天，她拒绝了我帮她请假休息的提议。第三天下班，晚上9点多，她用方言跟经理请假。“经理啊，给你添麻烦了，我咳嗽得没用了，上气不接下气，浑身百节都痛。”在家待了一天，吃了药没有好转，她再次用同样的话请假。经理都准了。
她坚持认为，感冒了不能沾凉水，不能洗澡。户外的温度有37摄氏度，两天没洗澡让她的身体散发出汗味。我说，医生从来没有说过感冒不能洗澡，并且水是热的。她不为所动。我放弃了沟通。母亲就是这样，她认定的事情很难被说服改变。
她躺在沙发上，很痛苦的样子。我觉得她洗个澡，好好休息一下可能会舒服点，但她不会听我的。我们之间看似很近，但隔着跟银河一样的距离。
母亲的经理们很可能非常了解她这种想要多赚钱的心理。每次母亲想休息的时候，经理都会跟她诉苦：“找不到人替代”“别人都没休息你为什么休息”“你看你还这么年轻，多做一天多赚一点二母亲往往心软，休假就变得不了了之。回到家中，她给我的一贯说辞就是：经理不给假。这像是一场合谋。
母亲在做保洁的三年里很少请假，这是其中一次。
对于母亲，她更在意的是，每去一次医院都意味着她那天的工钱”凭空消失”。她希望自己健康，并且常
常安慰自己，“我的身体我知道，看了也没用二在我看来，这样的安慰背后，何尝不是恐惧。她更怕的是去一趟医院检查出一身毛病。因此只能自我欺骗，祈祷上天能够眷顾自己。
母亲刚来深圳的时候，我带她去北大深圳医院运动科看她左腿膝盖的顽疾。生拉硬拽带到医院，在年轻的医生面前，母亲用方言一句句陈述自己身上的病痛，陈述自己左腿的疼痛过往，她说一句，我们给医生翻译一句。我心里惊讶于母亲对疾病的描述能力，她向医生诉苦说，在左腿上花的人民币都能做条”钱”裤子了；也惊讶于在我们面前哪儿哪儿都不痛的母亲，在医生面前，每按一处身体部位，她都说很痛。
医生建议她多休息，常做下蹲和扩胸运动。她无法坚持，把医生的建议抛诸脑后，只有在我们表达强烈反对时，才象征性地休息。
我决定给父母做一次全身体检，在2022年国庆假期结束前一天带他们去。
一开始，他们推托不去。当我告诉他们，这是我所在公司的福利时，他们才同意去。
这是父母第一次在大医院里做全身体检。体检在早上9点，医院通知让8点半到。从家到医院，打车十分钟就可以到。
他们头天晚上谨遵嘱咐，晚上10点之后，不进食、不喝水。
第二早上，我起床去洗手间时，发现母亲已坐在客厅门口，一副完全准备好的样子。我告诉她，为了防止人多，我们8点出门就好，让她接着睡个回笼觉。但也不知道她有没有听，我继续回房睡觉了。
出门的时候，母亲也没有听从我让她穿丁恤和运动鞋的建议，坚持穿了在她看来很凉快的宽松衬衫，以及她从老家带来的自己亲手做的千层底黑面布鞋。她认为这样才舒服，并不理会她可能是医院里唯一一个穿布鞋去体检的人。
“没有人会朝你脚上看你穿的什么鞋，舒服就行。”
母亲惊叹于深圳医院里的干净与流程化。在我的引导下，她乖乖排队，抽血、称体重、做心电图、做脑ct。做ct的时候，母亲发现她起了个大早，但耳朵上的耳环却没有摘。她有点焦虑，手忙脚乱的，在我的协助下才终于搞定。
做完体检后，我带父母去莲花山公园散步。深圳短暂的秋天来了，虽然阳光还是明晃晃的，但已经不炽热了。人的心也跟着阳光明亮了起来。公园里正在为深圳每年11月底的筋杜鹃花展做准备。
半个月后，体检结果邮寄到家。报告显示，母亲除了尿道有炎症外，也有冠心病风险。
此外，母亲的子宫里有一个躺了28年的节育环。
节育环两侧带着小巧钩状的阴影，深嵌进肌肉组织，与子宫内壁粘连。这是计划生育留下的产物。我的母亲怀了六次孕，只留下了两个孩子。两次自然流产，失去的是两个女孩，两次被迫引产，被引掉的是两个男孩。
面对我们姐弟俩都远在深圳的现实，母亲不止一次带着懊悔的口气跟我说，如果我多几个兄弟姐妹，他们就不至于没有孩子留在身边，不至于想回老家回不去。
我和母亲生活在一起。面对来自她催生的焦虑，我都会想到她体内的节育环。我想，或许是因为她曾经失去了四个孩子，所以才希望我和弟弟无论多难，都一定要有自己的孩子。
春天的时候，母亲喝了我们买给她的”驴胶补血颗粒”，断了半年的月经，突然来了一次，此后便彻底没了。被母亲称为”祸害”的月经，曾经无数次让她感到羞耻，在月经的前两天总是让她痛得直不起腰，让她不方便在工地上做工，耽误她挣钱。现在身体里的河流干涸了，母亲既感到轻松，也有些伤感。我说，妈妈，你彻底摆脱性别束缚，像你说的，跟个男人一样了。母亲嘿嘿笑。
母亲手机里她最年轻的一张照片是十年前我帮她拍的。她穿着蓝色上衣，站在老屋门口操场边的樱桃树下，左腿还很健康。照片上的母亲与我记忆中像男人一样的母亲很不一样，像一个彻头彻尾的陌生人，虽然留着短发，但不凌乱，没有一根白发。她的身体很敦实，很强壮，她从未化过妆，皮肤看起来白皙饱满，没有皱纹，眉毛修长，带着微微的笑意，眼神意味深长，甚至有些优雅。
十年后，五十四岁的母亲体重比照片上轻了十多斤，身高仿佛也缩短了。她留了长发，并用染发剂染黑，绽放笑容的时候，眼尾的皱纹荡漾开来，像是要跑到头发里去。她的背有些微驼，像个老太太一样自然地背起双手，边走边东看看、西瞅瞅。
母亲常在其他老年人身上看到自己身体的衰老。
在经过广场上一群跳舞的大爷大妈之后，她跟我说，五十多岁这个年纪，就像她年轻时在农村见到的上了年龄的柴油机，往往越是要磨面的时候，越是容易打不上火，“扑通扑通”冒黑烟。这时候，通常的做法就是用打火机点着玉米芯，再去油箱给柴油机点火——“扑通扑通扑通……”终于开始运转。她感慨，现在人生就是到了需要这一把火的时候。要一次次点火，才能运转下去。
父亲则在这次体检中查出了轻度脑萎缩。
他们都老了。我第一次深切意识到这件事。sectionid="挂在树杈上"“挂在树杈上”
有很多细节可以让你一眼辨别出在大街上碰到的阿姨是一位保洁员。她们的头发常常用发网兜住，盘在脑后，她们大部分都很瘦且微微驼背；她们喜欢穿比身体大一号的长袖长裤，有时候直接穿着工服，她们总是走得很匆忙，有些还能明显看出腿脚不灵便，来自湖南、湖北的居多，五十岁到六十岁之间；她们都说方言，面对陌生人更加细致的问询很谨慎！她们有一张疲劳的面孔，伴着黑眼圈和蜡黄的面色。
母亲工作的写字楼位于深南大道上，是一片综合建筑群，于2013年开盘。这片建筑群包含两幢办公楼，一座酒店，两幢商务公寓，还有一个大型商场。
负责将人们运到写字楼各个楼层的电梯分为三种：
货梯、客梯和贵宾梯。这是这栋大楼里人群阶级划分的隐喻，干体力活的走货梯，白领们走客梯，商界、政界要人走贵宾梯。
保洁员们没有权限乘坐白领上班时用的客梯，只能乘货梯。货梯的轿厢四壁被复合木板保护着，上面涂画了各种笔迹。连气味都不一样，带着尘土和汗水的味道。电梯上升和下降的时候，伴随着轰隆隆的噪音。
很明显，这是一部专供像我母亲一样”做工的人”乘坐的电梯：保洁员带着拖把、水桶，快递员抱着摞得比自己脸还高的包裹，拉货员推着装满物品的推车，修理工背着工具袋……他们经常挤在一起，等着各自要去的楼层，脸上的表情总是很焦急。
保洁员没有权限乘坐客梯，但货梯则对所有人开放。尤其是下雨天临近上班打卡的时间，客梯太过拥挤，白领们便在客梯入口处打完卡，转头乘货梯。他们手中拎着雨伞和早餐，人太多的时候，早餐就可能会被挤瘪，跌在地上，鸡蛋破碎，粥洒满一地。
一位四十多岁的大哥坐在轿厢里侧的凳子上，专门负责开电梯。母亲称他为”电梯司机”。每当有人进来，他都会面无表情地问一句：去几楼？得到回复后，帮忙按下按钮，便低头刷短视频。他一天有12个小时得待在这个密闭的空间里，跟着电梯轿厢上上下下。我陪母亲去工作的次数多了，他便认识了我，表情也变得柔和了很多。每次我们进电梯或出电梯的时候，大哥都会调皮地伸出手，并说一句”请上车！“或”请下车！“，仿佛我们乘坐的是一辆顶级豪车。
这辆”顶级豪车”也会偶尔出故障，“说坏就坏”。
一次，母亲正和保洁员老刘一起乘货梯下负一楼停车场开会，“唯当”一声巨响，电梯停在了十三楼，一动不动。母亲、老刘以及开电梯的大哥三人面面相觑，还是老刘机智，赶紧给经理打电话，紧急报修。一会儿，专门给写字楼维修电梯、穿着深蓝色工衣的”工程师”小哥用工具打开了货梯门，母亲和老刘在他的帮助下转乘客梯下楼。这样的事情第一次发生时母亲感到害怕，后面就见怪不怪了。
写字楼里的一部部电梯让母亲想到矿井的升降梯，想到十年前在韩城煤矿的日子。早高峰时期，一群群年轻人像乌蚂蚁一样挤进电梯，电梯上升，一层层把他们运输到各自的工位上。下班时间，电梯一层层下降，他们又一个个回到城市里的家。煤矿矿井的升降梯也运送一个个青壮劳动力，只是方向刚好相反，上班是去地底下，下班是往地面上。那些母亲在下班时间遇见的年轻面孔和煤矿上那些脸被煤灰染黑的年轻人一样，眼神里都布满疲惫。
母亲所在的保洁员班组加上大经理和副经理共38人，其中只有8名男保洁，剩余28名都是女性，平均年龄超过五十五岁。男保洁负责写字楼外围卫生，女保洁负责大楼里的楼道、厕所及电梯卫生。母亲在写字楼做保洁，打交道最多的除了班组内的人，就是维修工了。这些全员男性、年龄在三四十岁的维修工们和我们住在一个小区，物业公司为他们租了小区房做宿舍。母亲经常在上下班途中遇到他们，有时候还看到他们在天台上嗑着瓜子喝啤酒。
写字楼里无论什么东西都是有可能坏的，而保洁员们遇到的突发情况就更多了：水龙头像泄气了一样说不冒水就不冒水，被堵塞的马桶，漫出臭烘烘的粪水，被按压多次的洗手液阀门垂头丧气，门锁不听使唤，无法开关：墙顶漏水，地板渗水，墙皮脱落；空调在夏天吹热风或干脆罢工……这时候，保洁员们需要用”报修”的方式来挽救灾难现场。
“报修”有严格的流程：保洁员报给经理，经理报给甲方物业，物业在系统里下单，维修工人收到下单的提示才会去现场查看、维修。如若不走流程，无论情况多紧急，维修工们都会视而不见，不理会保洁员们的请求。报修从轻到重分好几个等级，保洁员们报修的时候，都按最严重的”加急”等级来报，如若不是”加急”，维修工们便慢慢悠悠。可是，所有人都报”加急”，便意味着没有”加急、有一次，一位维修工小哥跟母亲说：“阿姨，你别在周末报修，我们周末也想像那些坐办公室的人一样，休息一下。”母亲表面上同意了，但什么东西要坏之前是不会提前打招呼的，遇上紧急情况，还是得”加急报修”。修理完，被污染过的环境，遗弃的垃圾仍旧是保洁员来处理。
周六、周日是保洁员的大清洁日。
工作日不方便清洗的贵宾梯红地毯要洗干净、晾干，在周日晚上铺好。贵宾梯是专门接待贵客用的，马虎不得。大楼的外墙、地面要用高压水枪冲洗，墙缝、地缝里冲洗不掉的污渍要用刮刀刮干净，或者直接用手去抠。写字楼大堂里的琴叶榕叶片要用毛巾一片片擦干净。大楼里五十二个洗手间要重新清洗一遍，工作日时只需要哪里脏了清洗哪里。
做这些工作的，绝大部分是像我母亲这样的阿姨。
母亲有一位同事姓皮，她的名字常被其他保洁员调侃，因为谐音近似”疲劳女”。阿姨倒是很乐观，她说，名字是我老妈取的，又不是自己选的。
有一天，母亲感叹：皮xx，疲劳女，我们都是一样啊。
皮阿姨五十六岁，江西吉安人，比我母亲还大两岁。2021年春天，她被小姑子带到深圳来找工作，之后就没回去过。在老家的儿子和老公说：“你连家都不要了。”阿姨解释说，没能回去主要还是因为疫情，行动不便不说，还耽误挣钱。来深圳之前，阿姨在老家帮人采菱白，一天挣150块，因为常年泡在水里，脚得了风湿。再之前，她在九江一家饭店做刷碗工，一个月2200元，阿姨刷了四年。
眼下，除了写字楼这份活儿，她还另兼了一份保洁工作。下午5点半从写字楼的岗位下班后，6点又赶到另一处地点工作至深夜。皮阿姨基本没有休息时间，开会的时候总打瞌睡，经理批评她：“你要钱不要命哦！坐下就打瞌睡。”阿姨在睡梦中弹起来，醒了。她很瘦小，一阵风就能吹倒的样子。因为缺少休息，她病过一场，好几天都没能来上班。问她为什么要如此辛苦，她说，儿子没念大学，在老家刷漆，还没娶上老婆，老公还在老家的工厂里，她因为年龄过了五十五岁，厂里不要了，才来深圳。
皮阿姨负责写字楼大堂的地板清洁，虽然只需要负责一层楼，但面积也有三四百平米，且人来人往。甲方要求，地板上不能看出有脏印。一个周日，阿姨正在拖地，一队装修工拿着梯子进来了，要修理大堂损坏的灯泡。刚拖完的地板上，赫然冒出两大排脚印，阿姨只得重新去洗拖把，再拖一遍，反反复复，不断地弯腰拖地，用毛巾擦拭，陷入无边无际的忙碌中，没有一点空隙留给自己。就像西西弗斯推石头。
写字楼大堂的落地窗前有一个巨大的人造景观：四只拖着长长尾巴的孔雀落在一棵古老又雄壮的树上，地板上还蹲着两只。树下有一个大水池，水池边有热带绿植，营造出一种西双版纳风情。
这棵”孔雀树”已经有些老旧，孔雀是塑料做的，树干是石灰加褐色的涂料，树叶也是塑料片。打扫孔雀树的是来自四川南充的芙蓉阿姨，她是母亲所在班组年龄最小的阿姨，四十九岁，但出来打工已经二十二年。2000年，她跟着老乡一起进厂，东莞、深圳都待过。芙蓉阿姨上的是下午班，从下午1点半到晚上9点半。上午半天，她在附近一家公司的食堂帮厨，一个月能挣4000多，两份工作的工资加起来有7000多块。
我问阿姨怎么看待自己这二十多年的打工生涯，阿姨笑笑说，其实没挣到钱。
阿姨虽然只有四十九岁，但孙子已三岁了，儿子一家在攀枝花，日子过得尚可。
“孔雀树”一个礼拜打扫一次，主要是擦树干和拖孔雀台（树下面的地板），羽毛上的灰尘掸一掸就可。“这棵已经老化了，可能过段时间要换新的来。”
我问芙蓉阿姨，除了这棵”孔雀树”，打扫卫生的时候有没有碰到别的让人难忘的事。阿姨说，那应该是给大堂里由几万颗水晶石串起来的五棵”水晶树”做清洁。阿姨指给我看，那五棵有着像云朵一样树冠的水晶石假树，被圈在一个大理石墙壁旁，正对着孔雀台。在灯光的照射下，它们亮晶晶的，闪烁着富丽堂皇的光芒。阿姨说，为了让这些珠子更亮，当时她和另一位阿姨用毛巾一粒粒擦拭，整整擦了两天。
在高度城市化和专业分工的今天，我们很难看到，完美的背后，一个普通清洁工的工作现场。我们只能想象，一位四十九岁的阿姨，在两天的时间里，擦了几万颗水晶石。我们对细节无止境的要求，最终的压力都落在了最基层的员工身上。类似的现象，在很多其他工种中也可以看到。我没有问芙蓉阿姨，擦完最后一颗水晶，她感受到怎样的工作价值。
母亲在写字楼工作的一年来，很多保洁员从入职开始就没休过一天假。一个时刻保持干净的超级城市背后，是一群人的过劳。
在所有保洁员里，你能一眼看出夏青的气质跟别人不一样。首先她显得年轻，另外，她化着妆，文了细长的柳叶眉。
她在母亲负责楼层的一家食品公司里做保洁，每周固定来一次，一个月薪水1000多块。夏青是大凉山西昌人，家里有三姐妹，她是老大。阿姨说，她本来在一家会员制超市工作，公司有买社保。2019年前后，因为父亲生病，她经常要请长假回家照顾和处理家事。直到2019年年底，一天，她正在上班，接到亲戚打来的电话，说父亲去世了。她立即买机票回家，跟领导提了辞职。那时候，阿姨已经在那家超市工作十五年了，到五十岁就可以领退休金。
2022年，夏青五十岁。如果三年前她没有辞职，也许现在就不用干这份保洁工作。“老大要承担责任。没办法。”阿姨跟我说。她打了好几份钟点工，这家打扫完，还要去另一家，时间很紧张。
很多阿姨来深圳前一直过的是没有被规则化的农村生活，成为保洁员后，严格的打卡制度、每天的晨会、每隔一个小时的签到，让她们感到”头昏脑胀、来自四川、有着火爆脾气的冬容阿姨入职前就跟大经理打好招呼：“不要让我签字、开会，一开会排队，我脑子就炸了。”大经理应允了。两个月后，副经理不明缘由，让阿姨跟大伙一样，不能例外，否则就要换岗位。她很气愤，转身去工具房拿上自己的背包就离开了，算是辞职。公司没有扣她的钱，几天后她又在附近的写字楼找到了工作。
在母亲的班组里，我是唯一一个进入保洁员休息室，会帮忙打扫卫生的保洁员子女。去的次数多了，大家就都认识了我，不等我问，总是热情地与我分享各种新发生的事情。
以前我不是这样的。在母亲的打工生涯中，我曾多次深入过她的工作现场。那时，我与母亲的同事进行的是表面且客套的交流，我从未觉得我与他们会产生深刻联结。
2013年夏天的一个暑假，我去母亲工作的钒矿看她。母亲的主要工作，是把矿土从车上卸下来，混合了盐、碱、煤后，再铲上分流盘。十四个盘子，上下各七个。按顺序，从头到尾，反反复复。“我都是用膝盖顶住铁锹往盘子上倒，每铲一下，都像是磕一次头。人家说，我磕头一天磕到黑。”工钱按处理的矿渣车数算，一车四百五十斤，从车上铲下来一次，再从地上铲上去一次。母亲经常一天铲六十多车，五六万斤矿土。晚上睡觉时，她甚至无法侧身。
有一天，她问我要不要跟她一起去工地，看看她是怎么”滚球子”的。我拒绝了。
当时四十五岁的母亲，穿得不修边幅，有时候还很粗鲁，遇到不公平的事，还会跟一同打工的男人干架。
我在大学学喜欢的专业，坐在明亮的教室里听老师讲文学、哲学和电影，星期天还跟宿舍的姐妹一起购物，去图书馆看书，去参加社团活动——母亲在其中倾注了大量劳动。我正在经历的一切都是她没有经历过的。我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她正在忍受劳作时身体上的痛苦。每次，她带着想要说教我的口气说”你不知道你妈有多累”时，我只有短暂的愧疚和短暂地为她感到不公平，过一会儿便抛诸脑后。我似乎是在理所当然地享受当下，故意忽略母亲。
拒绝和母亲去工地上看看的我，或许是因为怕看到母亲的”痛苦”。我上学的学费正是母亲”滚球子”挣出来的。我想到自己在学校毫无成就，甚至带着一些享乐的生活，就无法面对眼前的真实。我沉默面对母亲向我投射的期待目光，选择了不去回应。
我想如今我可以诚实面对母亲的保洁员工作，愿意去倾听保洁员们的分享，本质上是因为我在社会这个大染缸的浸染中逐渐意识到，我和他们有一样的来处。我虽然做的是白领工作，但我们仍处在同一个阶层。
最令我难受的，还是保洁员们老家亲人生病的消息。
来自贵州的云霞阿姨把手机里的照片拿给我看，上面是一张扎满根针、带着呼吸机、眼睛紧闭的男人的脸。我心底一沉。阿姨告诉我，那是她的姐夫，本来在广州打工，突然脑溢血，在医院已经住了一个多月了，姐姐云朵本来也在写字楼里做保洁，只好辞去工作，去广州医院照顾，天天喊丈夫的名字，但他一直没反应。
其他保洁员围过来，阿姨传着照片，大家除了表示同情也毫无办法。母亲安慰她说，自家大姐也是去年脑溢血，现在连饭都自己吃不到嘴，要人照顾。另一个阿姨插嘴，自己的老公也是脑溢血，在老家休养，好可怜。
虽然把痛苦说出来没什么用，但心里会好受些。当每个人都分享出自己的痛苦，也许痛苦就没有那么令人难过了。
过了两周，母亲告诉我，云朵的丈夫在广州的医院里去世了，运回了老家安葬。“靠营养针维持了一个多月，一直昏迷，没有开口说一句话。”因为变故，云朵彻底辞了职。
也有阿姨直到离开时，大家才知道她背后隐藏着的痛苦。
茉莉花阿姨是母亲班组里唯一一个在深圳拥有一栋楼的，且儿子念了北大。她的骄傲写在脸上，虽然很少跟其他人透露自己的私事，但对于家里在深圳有楼，儿子大学好、工资高这些事，她从不掩饰。
一个周六，母亲和茉莉花阿姨以及另一位叫梅影的阿姨，一起负责做贵宾梯的大卫生。从二十六楼擦到负四楼，整整半天，她们三个人在一起分工合作，一个人擦壁面，两个人擦电梯外面的木质栅栏式装饰。三个人一边擦，一边闲谈。
茉莉花阿姨边擦边说：“我啥都会做，这种打扫卫生，只要勤快就行，又有啥’巧’呢？我们这种打扫卫生没什么’巧’！”
梅影阿姨插话说：“你这么有钱，为什么还来打扫卫生？”
按照茉莉花阿姨的说法，她确实不缺钱。但她闲不住，一闲下来就打麻将，因此输了好多钱，有时候一天都要输掉大几千。来做卫生，把自己的时间填满，这样就没空去打麻将了。
茉莉花阿姨和她的老公上世纪八十年代来到深圳，靠开宾馆起家。后来买地皮盖了一栋农民房，自此实现财务自由。儿子月薪超过3万，每个月固定给阿姨发2000块的零用钱。母亲问，你有钱，怎么还点儿子的微信红包？阿姨说，我儿子说让我买好吃的，那为什么不点？
梅影的物质条件也不差，早年跟丈夫离了婚，一个人潇洒自在。她的女儿在香港工作，偶尔回深圳，她一个人住着女儿在南山的大房子。她告诉母亲，自己有100万存款，每个月还定期在网上买理财产品。
这个上午，令母亲的生活经验有些被颠覆。她再看梅影和茉莉花阿姨的眼光好像都不太一样了。母亲有些羡慕两位阿姨身上的自在和安全感，那可能是她一辈子都无法获得的东西。
后来梅影因为和业主吵架被开除了。能打破规则、不服从职场不合理的规则背后，是得有底气支撑的一她不像大多数保洁员那样，她有托底。
茉莉花阿姨和梅影因为住处离得不远，又在一起工作，成了好朋友。两人经常约着一起坐地铁回家。梅影被开除后，茉莉花阿姨还坚持在写字楼工作，但独来独往。
一次开会，茉莉花阿姨看着不对劲，身体左右摇晃。经理说，你有糖尿病还不快去休息。母亲这才知道她的身体并不健康。她也有不似表面的地方。
五十五岁的蔷薇阿姨是湖南怀化人，唯一的儿子跟我在同一家公司工作，做程序员，但跟我不在同一座办公楼。阿姨跟我说，她跟儿子住在竹子林附近的小区，
儿子工作很忙，她除了做保洁，还帮儿子洗衣做饭。儿子在深圳这样的城市有一份薪水还不错的工作，或许令她感到骄傲。当其他保洁阿姨表示”你很有福气啊”，蔷薇阿姨大方地笑笑。
但蔷薇阿姨总是请假，断断续续地工作，有时好几天不来，有时又突然出现。直到有一天，阿姨在微信群里发了一张高铁票的截图，告知经理，她要回老家了。
原来，蔷薇阿姨患有严重的肾结石，到了要做手术的程度。母亲这才意识到，着薇一直在忍着痛做保洁。难怪她的脸色总是发黑，营养不良的样子。总是吃冬瓜，说冬瓜帮助消化。
蔷薇阿姨没再来了。
来自湖北襄阳的芬芳阿姨六十三岁，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在深圳开工厂，但并未在深圳定居，小儿子是上门女婿。来写字楼做保洁员之前，阿姨带大了大孙子，在大儿子的工厂帮了五年工，还在医院打扫了三年卫生，直到因为超过了六十岁，被医院辞退，才找到现在这份工。
大孙子快读高中了，芬芳阿姨坚持出来工作，让老伴留在襄阳照顾孙子的日常生活。
每到中午吃饭时间，夫妻俩总是微信语音来往不断。老伴把做的菜跟芬芳阿姨分享，芬芳阿姨把丈夫的语音外放给母亲听：“你看宝贝，我炒了猪头肉，还有鱼肉，你看你打工吃不上，辛苦了！”
这样互相关心的亲密关系，令母亲羡慕。
母亲感叹：“你两口子真好！”
阿姨也感叹：“还真是，从年轻到老，没吵过架。”母亲更羡慕了，她想到常在她口中被称为”榆木疙瘩”的我的父亲。
除了在写字楼做保洁，芬芳阿姨在下班后还去餐馆做小时工，洗四个小时的盘子，一小时22块钱。她想攒够40万养老钱，现在只有25万，缺口还很大。
来深圳之前，芬芳阿姨和丈夫在老家种了十几亩地，每年收上万斤麦子，养了两头猪、几百只鸡。
保洁班组里的男性经常会被安排做需要使用机械的活儿，去打扫写字楼外围和做机动工。从外表看，他们也有一些可以被归纳的共同点：都在六十岁上下；因为工作需要，他们都穿黑色的平底鞋，走路总是很快：头发都理得很短，平头或寸头；很少有胖子，都有一双骨节凸出的手和一张历经沧桑的脸。
喜年是母亲所在保洁队伍里的机动工。每当有岗位需要助手，副经理就会喊：“喜年去做！”其他保洁员形容他：“喜年最听经理的话。”
他来深圳十三年了，当了七年洗碗工，三年保安，眼看着，保洁员的工作也干到第三年了。
我经常在周末碰到喜年拿着高压水枪在马路边冲洗红色地毯，白色水柱击打在地毯上，溅出水花，也冲走了污垢。有时候，他正拿着扫把清扫写字楼外围地板上的落叶，有时候，他在用大抹布擦洗墙壁……他看起来慢条斯理，性格温吞。喜年上连班，从早上7点到晚上11点，共十六个小时。晚上8点之后，白领们下班了，甲方的督管也不会再时不时来检查，他可以稍微松懈一下，不用干什么事。用保洁员们的话来说，临近深夜的这几个小时，就是”混时间”，挣一点”便宜钱”。
写字楼一楼有一个堆放杂物的仓库，大门跟写字楼外墙的大理石壁面一样，因此一般人很少能注意到。仓库里是保洁员们日常做写字楼外围大清洁时要用到工具，还有地毯、纸盒、沙发、椅子、桌子、置物架、简易衣橱、水马（路障）、拖车……
在临近下班的那儿个小时，喜年会推门进去。一张放满报纸和明信片的白色桌子在仓库最里面，围绕着桌子的是一圈旧沙发。他在沙发上用自己舒服的方式坐下，开始趴在桌子上刷短视频——这是喜年的一大爱好。他常常分享自己打扫卫生的情景，获得了五万多点赞，还在上面与老乡联系。
喜年眼下最愁的是儿子的婚事。他的儿子三十五岁，性格内向，在东莞一家企业做外包，因为疫情原因，父子俩已经半年没见过面。
喜年是云南楚雄人。他说，近十年，在楚雄的小姑娘出去就不回来了，男孩都是从外面带姑娘回来。“我们那时候过二十五岁就找不到对象了。我很着急，他还不急，现在这个年纪，是人家挑他，他没权利挑别人。”喜年的女儿远嫁到陕西汉中，他去过女儿家一次。“很穷，很差，把我女儿拐跑了，我已经不认这个女儿了。”
他出了30万存款帮儿子在老家县城买了房子，还花了12万装修。儿子每个月还1700元的房贷，但说房子他是不会住的，不想跟父母住在一起，被父母管教。他想试着在广东留下来。喜年再一次感到失望。
喜年老家的房屋已经坍塌，县城的家儿子并不认同，他在深圳只有出租房，老了能去的唯一可称得上”家”的，估计只有花了他大半辈子积蓄的县城新房了。
我认识的许多保洁员都跟母亲和喜年一样，无论男女，总是在子女的婚姻上期待落空。
当其他保洁员问及母亲”你儿子结婚了吗”，母亲总是挂着尴尬的微笑。这已经不是她可以做主的范畴了，她带着忧愁的心情，说出像玩笑一样的方言：“我的儿媳妇还挂在树杈上。”
“挂在树杈上”，一种悬而未决、不稳定的状态。
这时，母亲身边那些儿子三十四五岁还没女朋友的保洁员，便会搭腔安慰母亲：“有女朋友就好，让孩子们顺其自然吧。”母亲也是这么安慰自己的。这些出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保洁员，婚姻大多被父母包办，传统得像亘古不变的河流。一切的选择的都是跟随”什么年龄干什么事”。当物质在当下农村年轻人的婚姻门槛中被抬升到至高无上的程度时，他们发现，在农村有房后，得在县城有房，还得在大城市有房，物质要求似乎变成了一个无底洞。“儿子没有成家，我都没有奔头了。”不止一位保洁员这么向我表达对生活的失望。有一位保洁阿姨，四十多岁的女儿经历一次失败婚姻后，近些年一直单身。阿姨劝说女儿再找一个，女儿的答复是：不合适，不如一个人过得好。
他们有一样的精神困境，似乎不看到儿子结婚、女儿嫁人，确认儿女获得世俗意义上的”幸福”，作为父母的他们就无法真正获得”自由”。
而我的母亲，即使她的女儿已经结婚，也还是会担心那无法验证的猜测。她旁观我的生活，从一些细枝末节中判断我过得幸不幸福。如果我在婚姻中表现出悲伤或逃避，她总是第一时间站出来对女婿表达失望：“她什么都不图你的。”我的母亲用一种”道德绑架”式的语气跟我的丈夫说。
喜年的妻子也在做保洁，负责打扫地下车库的卫生。妻子木讷寡言，呼吸着污浊的汽车尾气，拿着扫帚和簸箕来回穿梭，每当妻子干的活儿被投诉时，经理就会在群里通知喜年大叔，或者打电话给他：“快去给你老婆帮忙！”他们没有住宿舍，而是和另外四家人一起在写字楼附近租了一间两室一厅的房子，最多的时候，里面要住12个人，每家每个月房租700块，骑车四分钟就能到上班的地方。喜年对自己每天的晚餐很讲究，要炒一份肉、一份鸡蛋和一份青菜，再配一瓶啤酒。虽然干着体力活，但他的状态并不苦哈哈。
老周是母亲班组的另一个机动工，是那个敢跟副经理拍桌子的人。他今年六十五岁，湖南邵阳人，跟”微信之父”张小龙是同乡。
在去写字楼做保洁前，老周在我居住的小区做垃圾分类。我常常在小区的垃圾房看到老周，他很瘦，总是佝偻着背在忙碌。小区的人把可以回收的纸壳、塑料瓶、玻璃等好分类的垃圾都递给他，他见到人总是笑盈盈的，筋骨很好的样子。
老周的弟弟小周也在深圳做清洁。我经常看到他来给哥哥帮忙，整个小区的废品回收都归这两兄弟，卖出去是一笔可观的收入，据说一个月可以挣到上万元。
2021年夏天，我在小区的天台上碰到过好几次小周。深圳夏天的温度都在30摄氏度以上，几乎每晚，我们一家人都会上天台吹风。风从海边来，我们往往待到10点多才下楼。天台的风景很美，可以望到远处的海。天上有云与月牙，风不断地吹散云，它们像棉花糖一样，变幻着不同形状。
我常常看到小周靠着天台边沿的栏杆，抽烟、给家里人打视频电话、刷手机。他貌似很怕碰到生人。也许看着我们一家人不像是有恶意的样子，他渐渐主动跟我们搭话。
原来，他就住在天台顶楼的杂物间。为了不被管理处赶走，他每天要等楼里的人开始睡了才敢上来。房间只有五六平米，说是房间，其实只是楼梯连接天台的一个狭长过道。里面摆满了他的生活物品，一张废弃的白色床垫就是床。
床头是衣服，床尾放了一个行李箱。桌子上有锅碗和辣椒酱，方凳上有矿泉水。一个小灯泡吊在床头，但他怕被人发现，很少开。东西都是捡来的。他洗澡、洗衣服都在天台上的水箱旁边，那里有一个公用水龙头，有一个用床单搭成的简易遮蔽处，住户在空地边养了不少花草。
除了帮哥哥做垃圾分类，小周还负责打扫小区的卫生，每天早上4点半起床，做一个半小时。6点，他去另一个高档小区打扫车库，做八个小时，下午4点多下班，再回到我们居住的小区继续给哥哥帮忙。
这些工作的工资加起来有6900块。每个月，他一天都不休息，像老黄牛一样，日复一日。之前他租了一个小单间，但上下班要走二十分钟，天气热了，来回很累，为了上班方便，他干脆住在了现在的过道里。
2020年秋天，深圳开始大力推广垃圾分类。每个小区都设置了垃圾分类投放点，新增了写有分类标识的垃圾箱。丢垃圾时，还有穿着红马甲的人来指导应该怎么投放。
这些穿着红马甲的人在官方语境里被称作垃圾分类督导员。但他们的工作并不能保证垃圾真正完成分类，他们大多是在居民将垃圾丢到错误的垃圾桶时提出建议，同时将一些大件垃圾简单分类。而在保洁员的语境里，做垃圾分类督导算是挣一份”便宜钱”，不用花费太多力气，一个小时20元，每天两个小时，一般是晚上7点至9点，大多都被物业或社区安排给相熟的人做—小周和老周首先获得了这个岗位。
做督导员虽然挣的是”便宜钱”，但也是一份处于时刻被监控的临时工作。督导前要在小程序”深分类”上点击”开始督导”，打卡，两小时后在”深分类”上点击”结束督导”，上传完成分类的垃圾桶照片、极少的睡眠和不断上涨的年龄，让老周记忆力减退。尽管他总是强迫自己记住打卡，但有时还是忘记，忘记一次懊悔一次，因为那意味着两个小时白干，无论如何申诉都没用，系统只认打卡记录，街道办按打卡记录付工资。
夏天结束时，小区更换了物业管理方。老周和小周同时离开了，垃圾房里不再有他们的身影，天台的杂物间也清空了。
直到母亲在写字楼的保洁班组里偶遇来入职的老周，才知道他们已经离开了我们居住的小区。问起他的弟弟，他告诉母亲，去了福田另外一栋大厦做保洁。
于是，老周和母亲便成了同事。
算上在写字楼做保洁，现在的老周每天要做三份工：凌晨4点至6点，打扫一处小区的楼梯道及地下车库，每月4800元，早上7点至下午5点半，打扫写字楼外围，每月3300元，6点半至8点半，在一个待拆迁小区做垃圾分类督导，一个小时20元，一个月1200元。老周每天只能完整休息四五个小时，一个月共赚9300元，这在同乡眼中是很高的工资。
这些钱虽然看起来数字很大，但在深圳，这是老周用一天十几个小时的体力劳动以及极其节俭的生活换来的。
我问老周，上班时不困吗？老周说，人年纪大了，睡不了那么多觉。
2002年，老周被在深圳做保安队长的同村老表带过来，二十年来，他一直在做跟清洁相关的工作，在各个物业公司或环境公司流转，还一度做过小经理。一开始，老周的工资只有500块。
一年年过去，做清洁这一行的人，薪水都是维持在比深圳市最低基本工资略高一点的水平。随着城市发展越来越快，对清洁人员的要求越来越高，要做的事越来越多，他们也越来越忙碌，重复做着机械性的动作，像
陀螺一样转个不停。相比都市白领，他们更是一群真正用时间和体力换金钱的人。
老周打算再干五年，干到七十岁就退休。在深圳，老周认识二十多个老乡都在做保洁。二十年里，老周用做保洁的钱养大了儿女，帮儿子买房、娶媳妇，现在人老了，挣的钱仍要补贴儿子。
儿子不靠谱的婚姻令老周很苦恼，倒不是儿子找不到老婆，而是已经结了三次婚，结一次生一个孩子。大孙子已经上小学六年级了，学费和生活费由老周出。
一提起儿子，老周便满脸愁容。年轻的时候对儿子陪伴太少，总是用钱弥补，带着愧疚去溺爱，令儿子变得自我放纵。这三年，儿子在老周资助下开的快餐店、肠粉店、美容美发店都倒闭了，后来干脆回老家待着，照顾新婚老婆待产。
面对儿子的境况，作为父亲的老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儿子开口要钱，他还是会给。他不给，老伴也会背着他偷偷给。他不打算管这些了，眼下就是能多干一天算一天。“老子还管儿子干啥，大了，管不了了！”若碰上一些小病，老周就硬扛。他睡觉的地方正对着空调口，夏天有一段时间，受风面瘫了，口脸歪斜，但老周坚持上班。在工友的劝说下，才去医院买药，用了好长一段时间恢复。
老周的女儿嫁在韶关，偶尔过节时会回老家看看外甥女，倒是给了老周不少安慰。
弟弟小周也是被老周带到深圳来的。他的经历跟老周类似，用做保洁赚的钱给儿子在老家县城买了房和车，年老了，还在工作。
这像是母亲那一代农村人的宿命。他们用苦力换钱，养大了孩子，但孩子并没有如预想中那般，获得争取更好生活的能力。他们流汗到老，仍不得不继续托举家庭。sectionid="老了怎么办"“’老了’怎么办？”
母亲保洁班组的班长是在换了微信头像后，其他人才知道原来他当过兵。
头像是一张青春的脸庞，穿着军装，戴着正中央贴有五角星的帽子。
“班长”其实是一个虚职，并不掌握实际权力。他的主要工作是负责给这栋楼里的二十四部电梯签到，每个小时签一次。
我是在一个周末帮母亲打扫完卫生，在一楼打卡机旁边等着母亲打完卡下班时，遇到班长的。他排在母亲前面。
班长看到了我，母亲对他笑了笑，告诉他：“这是我女儿。”
班长也笑笑，对我说：“你妈妈跟我们说过，说她跟你住在一起。”
打卡结束，我们一起走出大门，到了马路边。班长停下来，跟我聊了他的故事。
班长今年六十四岁，2021年10月4日加入现在这家环境公司做保洁，比我母亲早入职三天。他干了没多久，就因为沉着稳定的性格及良好的心理素质被安排当班长，每个月工资3500块。
在来这栋写字楼之前，班长在另一座大厦里当了十年的夜班保安，从晚上7点上到第二天早晨8点。这份工作是他从原单位内退之后，政府安排的，每个月除了保安的基本工资，还有800块的政府补贴。
做到2018年，他六十岁了。按规定，大厦的物业不能再聘用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于是班长正式退休了，每个月可以拿五六千的退休金。
“保洁员们都说你当过兵？”
班长笑了，拿出手机给我看他的微信头像。
班长只念过小学，之后就在老家湖北枣阳务农。当兵是在二十岁，那是1978年1月，体检、政审通过后就正式入伍。一开始在荆门，1981年到锦州，在石油化工六厂。
1983年秋天，班长所在的团跟着大部队南下深圳。他作为一名基建工程兵，专门负责深圳的城市管网建设，他的工种是钳工，主要工作是拧螺丝。就这样，班长成为深圳改革开放城市建设中的一员。
在一份《深圳经济特区四十年大事记》报道里，这么描述1983年的深圳：9月，两万基建工程兵集体转业到深圳，参与深圳经济特区建设。他们用青春和汗水开出一条条马路，筑起一栋栋高楼，创造了三天建一层楼的”深圳速度”。
那一年，班长二十五岁，正值青春年华。
他是两万分之一。
他记得刚来深圳的时候，落脚在福田区竹子林。天天刮台风，住在一个山包上的简易房里，周边全是水稻田，毛花花的。有时候泡面都没得吃，只能找当地老百姓买一点，或者买从香港走私过来的食品。此后几十年时间里，结婚、生孩子，1991年才把孩子接到深圳，并分到房子，定居下来。他的工作一直是跟深圳的城市建设打交道。
班长参与了众多城市建设工程中的室内中央空调安装工作——深圳图书馆、深圳音乐厅、金威啤酒厂、深圳电视台大楼，等等。
2007年，班长被原单位买断工龄，内退做保安，每个月拿固定退休工资，当年说好的股份因为原公司经营不善也没有了。
“按道理你可以不用出来做保洁呀！”
班长摇摇头说，都是为了儿子一家。
他的儿子在给老板做司机，儿媳的工作在幼儿园。一家人的希望都放在孙子孙女身上。
班长告诉我，孙子孙女上幼儿园、上补习班的钱，都是他从退休工资和保洁工资里出。儿子和儿媳的工资负责家庭日常开销，老伴负责做饭、买菜及家务活。一家六口住在原来单位分配的房子里。在深圳几十年，班长只有这一套房。
班长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但他们都留在了湖北。弟弟在襄阳卖菜，收入不错，一个月能挣1万多。
两个妹妹嫁到了枣阳，生活也还过得去。上次一大家子在深圳见面，还是儿子结婚的时候。
有一次，母亲问班长：“你’老了’怎么办？”在母亲口中，“老了”便是”去世”的意思，她是在询问班长落叶归根的去处。班长回：“我老家都没房子了，都塌了，也没有人情往来。老了？老了再说。”
班长已经在深圳生活了三十九年，从身份和心理上，都已是一个深圳人。
自从2021年10月来这栋写字楼做保洁以来，三百天里，班长没有休过一天假。除了中间有一次因为疫情，所有活动都停止了，他带着被褥住在地下车库，被动休息了一天。
班长居住的地方是一片十分老旧的小区。小区里有一个四川来的阿姨，补鞋手艺很好，我常常带着穿坏的鞋子找她修。每次经过那片小区，相异于周边高档楼盘的氛围，总是一下子摄住我的心。每栋楼下方的石桌上都有打纸牌或下象棋的老人，以男性居多，声音洪亮。坐着的人身边还围着一圈看热闹的人。
我跟班长聊起自己看到的场景，班长说，那些人都是他的战友。他们早在十几年前就退休了，生活只剩下了闲暇，每天的日常就是玩拖拉机、斗地主、打麻将……团里的战友们也都落在深圳，分散各处。大家境况遭遇不同，慢慢日常生活中就很难经常联络了。但每年八一建军节，战友们还是要见一次的。
又一个周末，我再次在保洁员们位于写字楼地下二层的休息室里遇见班长。
负二层是地下停车场。保洁员的休息室在停车场的最里侧，一片长条状的区域被隔成了三个房间。经理常常待在里间，中间放清洁工具和杂物，保洁员们待在外面一间。
进门处是一个长方形的冷藏柜，里面放的是保洁员带来的餐食——大部分保洁员并不是像我母亲一样住在写字楼附近，可以中午回家做饭。靠近冷藏柜附近的柜子上有一台可以接热水的饮水机，并排还有两台微波炉，供保洁员们热饭用。房间中央是一张长两米左右的白桌子，相向各放一排椅子。每天早上和中午，保洁员们先到这张长桌子处碰面，然后再一起去室外集合开会。桌子上摆的最多的是保洁员们带来的各种颜色的保温杯，母亲的是银白色。
因为是地下停车场改造而成的房间，保洁员休息室的顶部并排安装着三根巨大的排风管，占满天花板，发出轰轰轰的噪音，一秒都不停。两侧的墙上则贴满了需要保洁员遵守的各项规则，还有两只黑色的摇头风扇。有一个空调，常年处于关闭状态。
距离1点半开会还有十几分钟。
母亲让我坐在班长旁边的椅子上。他剃了头发，恍惚间我有些认不出来。他把手机递给我，让我看相册里他保存的孙子孙女的视频。他说，那是他的希望，他坚信他们会念大学，过上更好的生活，他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此投资。
1点半到了。经理从里间走出来，开始召集保洁员开会。
保洁员们排成两队。经理面向保洁员，站在队伍的正前方。班长站在经理旁边，垂着手。
一个每天都会重复的开场——
经理对保洁员们大声说：“下午好！”
保洁员们回：“很好！非常好！”说完竖起了大拇指。
有时候保洁员们喊的声音小了，经理会调侃他们说，你们没吃饭吗？要求保洁员们重喊一遍。
经理安排完下午各自要干的活儿，保洁员们就散会，各忙各的。
班长下午的工作仍旧是给大楼里的24部电梯每小时签一次到，附带检查其他保洁员的卫生工作，遇到不干净的地方及时通知纠正。
我本来以为，班长的活儿应该很轻松，毕竟只是签个到而已。但事实不是如此。
每一个在大城市生活的人，每天都需要用到电梯。疫情之后，每天在电梯开门处的侧面都会有一张签到表，它的全称一般是《xxxx大楼保洁防疫电梯轿厢消毒记录表》。
这张表是需要保洁员来签的。母亲所在的这栋写字楼，需要一小时给电梯消一次毒、签一次到。周日的写字楼没什么人，我决定先陪班长走一次签到流程，再去给母亲帮忙。
班长工作要用到的所有工具都放在一个有盖的竹编篮子里，里面有消毒水、湿纸巾、干毛巾和黑色垃圾袋。因着班长有门禁卡，我得以窥见这栋高档写字楼的电梯内部（母亲和其他保洁员平时都走货梯，他们没有门禁卡）。与我平常见到的电梯最不一样的是，每一个轿厢里面都有一个古朴的实木方凳，上面放着酒精免水洗手液和一包纸巾。
“真不愧是高档写字楼。”我对班长感叹。
每到一部电梯签到，班长要先把篮子放在自动门中间卡着，让电梯多停一会儿，一旦卡的时间过长，电梯就发出警报声。签完一圈下来，我们花了四十分钟，一小时已用去三分之二，紧接着，他又要开始签下一个小时的字。才2点40分，班长的微信步数已经显示超过一万七千。
这样的工作，我体验了一圈就感觉很是重复。班长一天要往返十几趟，不能停。
“签这个脑子还得清楚，不然就乱了，唉，眼睛都花了……”
班长告诉我，有时候，他也会一次性把几个小时的到都签了，但前提是不能让甲方督管投诉，投诉了就倒霉。一个小时消一次毒其实很难做到。周末还好，工作日写字楼人来人往，不断消杀会影响电梯运行效率。有时候碰上大检查，保洁员们实在没办法，就在喷雾器里临时装水，先应付过去。
我们重新回到大堂的时候，眨眼间，班长弯腰捡了个东西，放进了挎在手上的竹篮里。我贴近去看，发现是一根白色的线头。他告诉我，判断地板干不干净的小诀窍：要对着光投射过来的方向，侧着去看，这样大理石上的灰尘、脚印就看得一清二楚。
班长的工作还包括分配物资。每天早上，负责打扫卫生间的保洁员需要从班长手上领取一天的纸巾和消毒液等。有时候，班长还需要帮副经理干一些很细碎的杂活，比如做登记表格。班长很少拒绝。“官大一级压死人。”他说。
我告别班长，去楼上找母亲。
班长在保洁员中口碑不错。
可能母亲这一辈对当过兵的人有天然亲近感，但更重要的是，班长不找保洁员的麻烦，脾气好，很少主动发表意见，也不让人感到高人一等。
一次，他去母亲所在的楼层检查，发现楼梯上有脚印，他招招手让母亲记得打扫。
母亲跟班长说：“我们都是打工的，不要彼此为难。”班长点点头，表示同意。
那天，我问班长，你怎么看自己在保洁班组里面的角色？
班长嘿嘿一笑：“我就是个小不点儿。”sectionid="一个红火人"“一个红火人”
一个星期四的下午，离保洁员们2点的集合会还有十几分钟。部分保洁员提前到了负二层停车场边角处的休息室，围坐在长桌上喝水，聊天。
六十八岁的木兰阿姨旁若无人地唱起了歌。
南泥湾好地方好地呀方
好地方来好风光
好地方来好风光
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
当年的南泥湾
到处呀是荒山
没呀人烟
如今的南泥湾
与往年不一般不一呀般……
她的歌声充满激情和力量，身边的同事们很淡定，对此见怪不怪的样子。一问才知道，木兰阿姨爱唱歌是出了名的。一边刷马桶一边唱歌都是有的。
木兰阿姨是母亲所在的保洁班组里年龄最大的保洁员。她在2022年春节前几天入职，接替母亲的岗位，打扫三个楼层的走廊、电梯及洗手间。母亲以要回老家过年为理由，跟经理请了春节假，木兰阿姨入职那天就是母亲准备开始休假那天。
开晨会的时候，木兰阿姨匆匆跑来，被经理发现没有穿袜子（按规定，每次晨会要拍一张合照）。
“没穿袜子怎么拍照？”
木兰阿姨的老伴在写字楼的车库做卫生，归属另一家环境公司管理。得知母亲要请假，他推荐了自己的老婆。如若不是因为年底难招人，已经六十八岁的木兰阿姨是很难被聘的。
被斥责没穿袜子的时候，阿姨的老伴刚好就在旁边，他立马把脚上的黑袜子脱下来给木兰阿姨。“你穿我的吧，赶快穿！”阿姨就这么加入了母亲所在的保洁员班组。
第二天，母亲开始休春节假。直到半个月后，2022年正月，母亲复工后才跟木兰阿姨真正熟悉起来。
母亲重回原来的岗位，木兰阿姨则被安排到更高的楼层，工作内容跟母亲一样。因为都性格刚直，干活麻利，受不了别人眼色，两人很快成了可以聊天的朋友。
木兰阿姨来做保洁前，在附近儿子为她和老伴租住的出租房里带小孙女。她只负责白天，早上把孙女从儿子家接过来，晚上再送回去。正式做保洁后，老伴辞去了在地下车库的清洁工作，回家带孙女。
两个人的角色倒换了。
木兰阿姨性子直，脾气大。小孙女打不得骂不得，经常跟儿子”投诉”：“坏奶奶，臭奶奶……”出来工作，对她来说何尝不是一种自我解放。
木兰阿姨是湖北黄冈人。2005年，她跟着儿子南下深圳，那时她还不到五十岁，但已经做了奶奶。阿姨的儿子出生于1977年，九十年代末期，考上湖北的一所师范大学，毕业被分配在离黄冈不远的荆州，工作几年后，觉得人生不应该被困在这样的小地方，且工资太低，便决定辞去教职，下深圳找工作，哪怕是在深圳做零工，也要离开湖北。
上世纪九十年代，一个农民家庭供出一个大学生并不容易。儿子去上学的那年夏天，木兰阿姨和丈夫还在家中摆了酒席，请亲戚朋友们吃饭。
决定离开湖北时，儿子已经结了婚，儿媳妇和儿子是大学校友，也做老师。大孙女刚刚出生，一切都很稳定。眼下儿子却要丢掉他们眼中的铁饭碗。夫妻俩劝不住儿子，但提了一点要求，还是要继续当老师。“考的是什么行业就做什么行业，你的命运自有安排，不是你想干啥就干啥。”
为了照顾大孙女，木兰阿姨和丈夫跟着儿子一家一起迁徙到深圳龙岗。儿子听了母亲的话，在一所中学找到了代课老师的工作，只是待遇比在编老师差不少。在当代课老师的两年里，儿子一边教书一边考在职研究生。
2011年，儿子终于成为福田区一所公立高中有编制的生物教师。第二年，儿媳妇也正式考到教师编制。一家人才算在深圳真正立了足。现在，夫妻俩一个是高三班主任，一个是高一班主任，在临近的惠州买了房，也申请到了公租房。大孙女已经快满十八岁，2023年就要参加高考。
儿子和他的小家庭不断通过自身努力寻找更大发展机会的同时，木兰阿姨则在拼命挣钱。她不仅把大孙女带大，也一直在寻找自己的机会。
大孙女两岁半能走路、会表达的时候，木兰阿姨买了一辆小三轮车。早上5点，洗把脸穿好衣服就出门，去布吉农批市场批发甘蔗和菠萝，拉回来在儿子租住房子附近的街道上摆流动地摊，赚差价。一个菠萝进价7毛，买回来可以切成三瓣，插上竹签，放在装有盐水的玻璃瓶里，一瓣卖5毛，一个菠萝赚8毛。甘蔗要挑关节相距比较长的，关节离得越长越好卖。一车菠萝加甘蔗有四百来斤，能卖三四天，平均下来，木兰阿姨每周去一次农批市场，刨去成本能赚300块。
当流动摊贩也不能耽搁照顾孙女。阿姨买了一根牵引绳，一头系在自个儿腰上，一头绑在孙女手腕上，走
哪儿就把孙女带到哪儿。
大孙女六岁上幼儿园后，木兰阿姨找了一份给东北饺子馆洗碗的活儿，一个月900块。孙女五点半放学后，先把孩子接到饺子馆。在饺子馆洗了两年碗，又去宾馆洗，那里的工资更高。
“什么苦都吃过！”在宾馆洗碗的时候，经常有婚宴，一摆就是十几桌。对阿姨而言，婚宴结束，那些脏了的碗筷，便是一场巨大的苦役，得提前计划好怎么去做。“用水把脏碗脏盘子冲湿，放到大塑料盆里，放洗洁精。大小分类，一秒钟捞一个，一秒钟捞一个，三个池子，一个放洗洁精泡过的，一个放基本干净的，第三个池子专门冲水，像流水线。”阿姨洗碗很快，还带了徒弟，要辞职的时候，店长挽留，不让走。
阿姨得出一个自己的真理：“管你做什么，专心一项，做得又快又好就是有价值的，一定把它做好。一个人无论在哪里工作，如果你做到让别人舍不得你走就是成功。每在一个地方就留下一个品牌，留下一个能干的印象。”
这一点阿姨也践行到了现在的保洁工作中。入职至今，她从未休假。每次遇上突发事件，经理都喊木兰阿姨去顶岗。母亲被检查出尿结石而请假的那个上午，便是木兰阿姨兼了母亲的岗位。阿姨说，能干就干，又不会累死人。
木兰阿姨虽然年纪最大，但腿脚很好，走起路来飞快。
有一次，她在其他保洁员面前很自豪地说：“哪个都做不过我！”
别的阿姨故意回思她一句：“现在是看年龄，又不是看你会做！年龄超了，你也干不久。”阿姨没再说自己能干的事情。
木兰阿姨跟我的母亲一样，没有念到书，小学只上到二年级上学期。字没认识多少，但学会了不少红歌。十五岁，阿姨就和现在的老伴订了亲，二十一岁结婚。丈夫高高瘦瘦，脾气温和。“他得让着我，家里里里外外活儿都是我干，有时候把我惹毛了，我就在家里睡觉，活儿就没人干了，哈哈哈！他吵架了总跟我说，‘我是不惹你，不是怕你’”
年轻的木兰，在水田里插秧，一天能插三亩，不直腰，像机器-样前进。第二天早上起床，背上都是蚊子咬的红疙瘩。因为太能干，村里人形容木兰是人工插秧机和收稻机。村里搞基建，修桥梁，修水库，木兰像男人一样，挖土，挑土，一天要挑几个方。
因为能唱会跳，她还在村里的宣传队待了两年，婚丧嫁娶，她都被请去唱歌。现在，她打扫卫生时常唱的还是她年轻时会唱的那些——《太阳起来照四方》《浏阳河》《赤脚医生向阳花》……
一个周日，我去看母亲，遇到了木兰阿姨。她的工作已经做完了。
“阿姨，听说你唱歌很好听，唱一首听听吧。”
阿姨没有推辞，清了清嗓子，唱起了《赤脚医生向阳花》。
贫下中农人人夸
一根银针治百病
一颗红心呐
一颗红心暖千家暖千家
出诊愿翻千层岭
采药敢登万丈崖
迎着斗争风和雨
革命路上啊
革命路上铺彩霞铺彩霞
广阔天地把根扎
千朵万朵红似火
贫下中农啊
贫下中农人人夸人人夸
广阔天地把根扎
千朵万朵红似火
贫下中农啊贫下中农人人夸人人夸
唱完后，阿姨哈哈大笑。“唱歌就是图个乐子。”
充满活力的木兰阿姨告诉我，她有十几件漂亮的旗袍，等不做保洁了，就天天穿。
辞去洗碗的工作是在2011年，那之后，木兰阿姨在龙岗的卫生站找到了做清洁的工作，一干就是八年，一度当了班长。
大孙女渐渐长大，阿姨的空闲时间便多了。2018年前后，她一度陷入”赌博”，白天做清洁，晚上去街边的麻将馆打牌，有时候还买马和斗地主，陆续输掉了3万多块，几乎是打工一年挣的钱。“把老头子都气吐血了。”
“那是怎么戒掉的呢？”
“小孙女儿出生了，要带小孙女儿。”当儿媳妇告诉木兰阿姨再度怀孕的消息时，阿姨很开心，小孙女快出生时，阿姨便辞去了在卫生防疫站做清洁的工作，准备全身心带小孙女。
但实际生活总少不了磕磕碰碰。
为了带孩子，同时兼顾儿子和儿媳的工作方便，一家六口人挤在一起，两室一厅，老两口住在客厅，大孙女住儿童房，夫妻俩住主卧。那时，阿姨主要照顾小孙女，兼顾打扫和做饭，老伴则在母亲工作的写字楼地下车库做清洁。
阿姨脾气火爆，孩子闹情绪的时候，她总是忍不住凶几句。最危险的是有一次，她正在厨房炒菜，转身去客厅拿东西，一回头发现，两岁的小孙女把厨房门从里面关上了，开门的钥匙也留在厨房。
阿姨紧张死了。给儿子、儿媳妇打电话，但远水解不了近渴。阿姨急得要哭：“孙女啊，这要是把房子烧了，你赔不起，奶奶赔不起，爸爸妈妈也赔不起啊。”她蹲下来，安抚孩子，指导房间里的孙女站在小方凳上开门，好在，小孙女很聪明，竟顺利打开了门。阿姨冲进去抱起孩子，关了火。儿子赶回家，看着慌乱的母亲，却没有给好脸色。阿姨很生气：“孩子我也带了两年多，可以离手了，你们请人带吧，我不带了。”
儿子也没想到母亲的态度会如此急转弯。一家人坐下来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木兰阿姨和老伴搬出来住，夫妻俩白天都要工作，小孙女还是不放心交给别人带，那就白天跟着爷爷奶奶，晚上接回自己家。作为父母，阿姨还是心疼儿子，答应了这个方案。儿子给她在家附近小区另租了一个单间，一个月给老两口出2600元，其中1600元是房租，1000元是照顾孙女的生活费。
搬出来后，阿姨决定打破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格局，出来工作。她让老伴辞去在车库的清洁工作，代替她去照顾孙女。这一系列决定，阿姨做得丝毫不拖泥带水。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是如此”深圳”，讲究效率，务实，用最实用、最划算又最经济的办法解决家庭矛盾，维护利益与平衡。这种用市场经济解决家庭问题的方式，反而使双方都获得了自由。
在我小时候生活过的陕西乡村与小城，老一辈如果跟子女分开住，会被认为是遭到扫地出门和子女不孝。
木兰阿姨让我想起童年，想起我的奶奶，想起她跟鸡窝的故事。
奶奶在我上小学二年级时去世。她一直跟我们一起住在秦岭南麓山脚下的老屋，进门右手边很亮堂的那间房间就是她的。有一段时间，奶奶自己在房间门口搭了鸡窝，养了几只鸡。她在秋天从田里捡来的粮食以此派上用场。那些鸡把鸡屎拉得到处都是，一向很少发脾气的父亲向奶奶发火了，他主要还是考虑到人鸡共处一室很不健康。
于是，在一个早晨，父亲好言劝说无效后，把奶奶养的鸡从鸡窝里拿出来全扔在屋外，拆了她的鸡窝，吼了奶奶。记得那天，奶奶把自己的铺盖拿出来，要离家出走。当然，她也没走多远，就在自家的屋檐下。她表示当晚要睡在屋外，父亲没有理会。后来，姑姑回娘家好言相劝，父亲赔礼道歉，奶奶才从屋檐下搬回屋里。
在我童年时，常听到或看到村里有老人离家出走。他们大多是和儿子儿媳闹矛盾，但都走不远，最后又自己回来。邻居家的王姓老人出走一天一夜，他拿了一把镰刀，一路披荆斩棘，把村里人常走的山路收拾得坦坦荡荡，最后又回来了。不像是离家出走，反像是一个侠客。而我的奶奶，在她的认知里，离家出走就是从屋里搬到屋外，让过路的人看看自己的儿子是多么不孝顺，让父亲迫于舆论压力再把自己请进去。最终，父亲还是向他的老母亲妥协了。直到奶奶起不了床，喂不了那些鸡后，那个鸡窝才得以真正被拆掉。
而二十年前，木兰阿姨就已经完全瓦解乡土社会的这套逻辑，学会接受新的生活秩序了。
在南下深圳的这十七年里，木兰阿姨适应了城市生活。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她作为父母为儿子牺牲的十七年。她和老伴用自己的勤劳托举起儿子一家在深圳立足，稳定地工作、生活。
但木兰阿姨对自己嫁在老家县城的女儿是有亏欠的。木兰阿姨三十一岁，小女儿五岁那年，她突然吐血，进了急救病房，查出来是胃的毛病。医生符她的胃儿乎切掉三分之一。看着医生端出来的血肉模糊的组织，丈夫吓得大哭：“你把我老婆的胃都割完了，吃饭往哪儿里装？还怎么干得了活儿？”
医生安慰：“没事，用三个月慢慢恢复，把胃撑起来，就能复原。”一开始阿姨只能喝一点水，过两天能吃一碗粥，再后来能慢慢吃饭，在丈夫的精心照顾下，她逐渐恢复了健康。
母亲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呢？有一次，木兰阿姨和母亲在洗手间碰到，阿姨把衣服撩起来给母亲看腹部的伤疤。那一道竖着的长疤痕像一只螟蚣趴在她松弛的肚皮上。阿姨跟母亲聊起她的女儿，聊起她内心的愧疚与悲伤。
“我把女儿亏了，”木兰阿姨说，“那时候没有钱，只把儿子供了出来，女儿没上大学，早早嫁人。”女儿生孩子的时候，因为要带孙女，木兰阿姨自觉在养育外孙女的事情上也没帮上忙。
在写字楼工作快一年后，木兰阿姨准备辞职。
9月的一天，阿姨告诉我母亲，她不准备刷马桶了。她要换工作。阿姨找到了两份钟点工，一份是给一家有很多茶室的资产管理公司洗茶杯，一个月700元，早上去干一个小时就好，另一份是给一家公司打扫室内卫生，一个月1500元，不用打卡，干完即走。“一共2200元，我挣这么多钱就行了。”阿姨很有底气，在深圳打工这么多年，他们老两口已经攒够了养老钱。她一年还有1000多块的农村养老金。“能放手就放手，不要那么拼，人生短短几十年，还能活多少年？很早就想通了。”
阿姨一点都不担心经理扣她工资。“他敢扣我工资，我用《劳动法》告他。”
母亲很羡慕木兰阿姨的洒脱。物质条件不差，喜欢跳广场舞，还会玩抖音、唱歌，身体很结实，没什么地方痛。
阿姨的保洁工作辞了两个月才辞掉，每次跟副经理提起辞职，副经理都以没有人手接替而拒绝。
直到两个月后，副经理跟大经理吵了一架，愤而离职。
副经理在晨会上哭着跟保洁员们告别：“明天就不来了……”
隔几天，公司招来了一个新的副经理，新经理很自信，开晨会时跟保洁员们说：“做经理就要有做经理的样子，金子到哪里都会闪闪发光。”
新经理不怎么管事，接近年底，保洁员的岗位职责越变越多。木兰阿姨趁着新旧经理的交接期，顺势走人了。
阿姨离职那天，母亲专门做了几个陕西的葱油烙饼带给她。阿姨小心地塞进手提包。
我们再次遇到木兰阿姨是在她租住的小区里。一个周末，我陪母亲去回收站打听废品的价格行情。突然听到背后有人喊母亲的名字：“春香！春香！”
母亲几乎是要跳起来和木兰阿姨拥抱相认：“咋得了哇！碰到你了！”周边的路人被母亲太过开心的表情和惊诧的语气吓了一跳。她们自顾自地大笑、说话，不顾周围人的眼光。
阿姨戴着遮阳帽，身上穿着”公园服务”标识的浅绿色工服。看来她又找了工作，并没有如她之前所说，享受老年生活。母亲问及缘由，她说，现在在公园打扫厕所，只是暂替一位回云南老家的阿姨顶班。
“我带你去我租的房子看看。”不由分说，木兰阿姨拉着母亲的手，下台阶，开锁，进门。一切都乐乐和和的。
阿姨的房子租在破旧居民楼的一楼，房间是被改造过的单间，一个窄长的通间，光线阴暗。进去首先是床，然后是一张靠墙的简易桌子，用来做饭，算是厨房，桌子边上就是厕所。面积不足十平米。
木兰热情地给母亲介绍，母亲一边看一边感叹：“这么大一点儿的房子要1600，太贵了，太贵了……这在我们老家200块都没人要……都没有老家的厕所大……”
那一刻，母亲突然明白，为什么同在深圳租房的我弟弟，每次面对她要求去看看他在宝安月租2200元的”家”时，都以各种理由搪塞了过去。
我问母亲，你觉得木兰阿姨是怎样的人？
母亲说，木兰是一个”红火人”。当母亲形容一个人活得热烈，充满希望，她会说那个人是一个”红火人”或”活泼人”。
母亲其实也是一个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