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如何去形容姑姑的一生呢？用最直观的说法，是被金钱困住的一生，是用吃苦来抵消生活磨难的一生。五十四年来，她总是为别人活着，为丈夫活着，为儿女活着，连婚姻也是遵从了父母的意见，嫁给了同村的六舅舅。
“挣钱”这两个字把她的人生缠得死死的。这好像是与生俱来的，一种被分配的命运。
姑姑第一次外出打工是被母亲带出来的。
一切都源于几十里外一个叫千家坪的村子发现了大型钒矿。在我上高中的时候，同村的很多人都去那儿打工，回来告诉村里的人，那边在新建厂房，开挖山头，正是需要劳力的时候。
我的父母便是其中一员。母亲在工地上给工人做大锅饭，一个月1000块，后来涨到1100块。父亲在矿区修大型水井，砌石墙，开始一天70块，过一段时间后涨到100块。工钱论天算，做就有，不做就无。从早到晚，一天要干十几个小时。
那时候，父母在村里还种着庄稼，所以经常需要请假。有一年土豆成熟的时节，他们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回去收土豆。姑姑家亦如是。
我在高三暑假曾经在矿区待过几星期。我和母亲住在临时工棚里，每天给二十多个工人准备饭菜。母亲凌晨四点就得起床，晚上忙到深夜才能睡，起早贪黑。她既得精打细算不能浪费老板的粮食，又得让工人吃饱有力气干活，还要准时。
母亲常做的老三样就是臊子面、蒸馒头和大米饭。工地条件简陋，一口临时搭建的超大铁锅，灶火靠烧柴。每次光和面就得和两大盆。好在母亲热情又灵活，跟工人们相处得很融洽。他们常夸母亲的饭菜做得好吃。也许是因为习惯了做大锅饭，母亲在不干这份职业之后，在家里做饭，经常会放多了盐。
母亲充满干劲，忙得顾不上身边的女儿。我被她呼来喊去，打下手。工人们都很热情，有很多工人都有跟我一样即将读大学的儿女。母亲总是将我介绍给他们。母亲没有念到书，这是她一辈子最后悔的事。我考上大学，或许令母亲感到满足，对刻骨的遗憾有些弥补。更本质的是，对一个母亲来说，女儿比自己书念得高，走得远，本身就值得开心，这样我就不必重复她的命运。
然而，那时的我正在焦急地等待大学录取通知，想象大学生活，无心关怀我的父母正在经历什么，只盼望着早点开学，早点结束在工地又热又脏的日子。我待到弟弟也放了暑假，我们便一起回了老家，父母仍旧留在那里打工。
这家大型钒矿隶属于一家国有企业，公司的官网上介绍，公司成立于2007年，注册资金3.24亿元，目前已形成年产2000吨高纯五氧化二钒生产线一条，年产500吨优质偏钒酸核（粉状）生产线一条，年产1000立方硫酸氧钒、电解液生产线一条。我的父母、姑姑还有其他一些亲人，便是在2007年之后，投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大型炼凯生产线的基础建设中。
姑姑得到的第一份工作也是在矿区做饭，50块一天，只不过是给老板们做。当时给老板做饭的厨子因为家中有事，请假一个月，紧急需要招工。母亲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姑姑，姑姑同意来顶替一个月。小老板有十几个，对饭菜的质量和速度要求比较高，姑姑做事慢，性格内敛，大批量、快节奏的工作要求让她无法适应。蒸出来的馒头往往没发酵好，用母亲的话说，结实得像石头。二十多天后，原来的厨子回来了，姑姑挣了1000多块，此后，再也没做过大锅饭的工作。
当时的矿业公司正蓬勃发展，资金丰厚。不仅要开挖矿山，建设斜矿提炼厂，还要盖房子给工人住，盖办公楼。丢了工作的人，很快就可以在这里找到活儿干。搭钢管架、和砂浆、刷墙、刷漆、箍水井、收拾垃圾……这些工作在建筑工地上被称为小工。女工一天80块。姑姑在矿上做了一段时间的小工后，听说西安的工价更高（超过100元），在一个熟人包工头的带领下，和六舅舅一起去西安的建筑工地了。
我的父母仍留在矿区，直到基本建设完成，再也用不到这些出力气的工人。
后来，矿区招来了大学生。靠近矿区的农民们也发了财，拿了拆迁、山林补偿，还顺带解决了工作。我上高中的时候，每次坐去往县城的班车，都要经过矿区。
那里的房子、马路、巨大的水井，都令我感到熟悉，有时候还会碰上在那里工作的乡民，跟我打招呼。那仿佛是充满朝气的几年，一座矿山，解决了四里八乡很多乡民的生计问题。
姑姑和六舅舅去西安时，也正是中国房地产蓬勃向上的年头。他们加入建设城市高楼大厦的农民工队伍。他们跟着熟人包工头从西安市区到浦河、到宝鸡、到蓝田……他们是典型的工地夫妻，就像《百年孤独》里的吉普赛人一样，哪里有活儿干就去哪里。每到一处租最便宜的房子，吃最简单的饭，把汗水洒在城市，把年轻力壮的身体消耗在钢筋水泥的建筑里。
母亲离开矿区后，曾跟姑姑一起在濡河的建筑工地待过一年。姑姑虽然沉默，做大锅饭不在行，但她很瘦，身段灵活。她擅长具体的事情，与六舅舅在施工现场配合默契，递钢管，刷漆，装防护栏……姑姑像男人一样干活，爬得很高，有时候需要上到几十层楼。母亲害怕，姑姑却很轻松的样子。
那一年，姑姑和母亲所在的工程队，在一个叫杏园村的地方盖了32栋楼。母亲至今仍记得那时的房价，高楼层4370元一平米，别墅区7400元一平米。母亲认识当地的一家人，一户四口，拆迁补偿了四套房子，还有几百万。甚至有传言，某个村里的村支书选举，候选人要家家户户上门发红包，不花几十万压根儿选不上。
那时的母亲见过成群的人拿着现金去看房、买房。十年后，回想当时的情景，母亲还是觉得不可思议。母亲和姑姑一起盖那些房子的时候，丝毫不觉得这些房子跟自己未来有什么关系，母亲唯一的想法就是把我和弟弟供出大学。现在，那里的房子早就超过了单价1万块。当时，姑姑和母亲的工资是一天120块，年终的时候，老板耍赖，只肯给母亲算100块一天的工价，没有合同，门口人（方言，意思是”同一个地方的乡民”），又不能撕破脸，母亲心里很不爽快。她和姑姑从正月初七一直干到冬月，挣了2万多块。
那年冬天，姑姑和我们一起回到村里过春节。所有亲人聚在她家拜族谱，姑姑忙前忙后，十分开心。
第二年正月，亲人们又去西安跟着那个老板干。但我父母放弃了，他们在县城郊区的国营农场找到了修剪和绿化的活儿。
在建筑工地打工的年头，姑姑和六舅舅总是正月走，腊月回，坚持了六年。
2015年冬天，姑姑在递钢管的时候不小心扭伤了手腕，中断了她的工地打工生涯。那个春节，用我母亲的话说，六舅舅焦虑得两眉蹙一眉，担心我姑姑找不到新工作，家里断掉一份收入。那时候他们已经在县城买了房，这当然是他们辛勤劳作的结果，花去的一分一毫都是血汗钱。
正月里，正当六舅舅愁得很的时候，小区门口的修理厂缺一个洗车的，托人找可以立即上班的工人，管吃不管住。姑姑的手腕还没完全好，六舅舅便先代替她上了一段时间的班。不久之后，姑姑就接了班，六舅舅继续去西安建筑工地上打工。
直到确诊胰腺癌之前，姑姑都一直在这家修理厂洗车。最开始的时候工资是1500块一个月，第二年1550，第三年1600。到病情沉重到已经吃不了饭时，姑姑的洗车工作即将满四年，工资马上就要涨到1650元。她还惦记着检查完，回来继续做。
做这份洗车工作的几年里，姑姑双脚经年累月地穿着胶鞋，泡在水里，双手戴着手套，没有干燥的时候。然而，在县城，这是一份女性很难找到的”好活儿”，没有一点关系还无法获得。因此，即使在感觉到腹部非常不舒服，甚至肿起来的时候，姑姑都不愿意放弃这份工作。直到她吃不下饭，在亲人的催促下，才去西安检查，拿到确诊结果。姑姑辞了工，她私下跟母亲说，洗车的活儿不是很累人，还管吃管喝，淡季有时一天只用洗两三辆车，相比工地，算轻松的。
洗车的时候，需要用水管浇水喷洗，一些椅角昔兄里的灰尘杂物都会被清理出来。硬币是常见的一种。在老家的方言中，硬币被称作”分分洋”。姑姑在洗车的三年多时间里，积攒了几大塑料罐的分分洋，她还送了母亲一些，说可以在婚礼的时候伴着糖果送给孩子们。母亲帮六舅舅整理姑姑遗物的时候，看着那几百个一颗颗捡回来的硬币怅然若失。她与姑姑之间的关系，除却亲情，还有女人之间的理解与疼惜，毕竟她们的命运自青春期就早早地交织在一起，彼此托付，彼此帮衬。
也正是因着这种节俭、勤劳，姑姑一家经营的日子在一众亲人中间是令人羡慕的：女儿早早嫁人了，对方条件也不错，儿子有稳定的修车手艺；姑姑和六舅舅一年还能挣几万块。等儿子再把媳妇娶回家，她的人生任务就算完成了。可就在一家人都松了一口气的时候，厄运却来了。
姑姑什么都跟母亲说。
在母亲的记忆里，姑姑2018年就跟她透露过吃不下饭的问题。
那一年，母亲因为腿疾在家休养。7月，有一次见到母亲，姑姑说：“春香姐，我一点都吃不了饭，你能跟我一起去医院看看吗？”
她们约好见面，一起搭公交车去县城大医院，找一个她们都认识的王医生。王医生告诉她们，要去挂号，要办就医卡，她们很害怕这一系列的流程，最后放弃了，转而去找在汽车站门口开饭店的孙姓表叔。他在县城开了十几年饭店，认识的医生多。
表叔跟她们说，去找一位姓曹的老中医看看，他门口挂个牌子，说是治了不少疑难杂症。
母亲和姑姑又马上奔赴中医馆。
曹医生边号脉边对姑姑说：“我先给你当胃病治治，最好去检查一下子。我给你开三副中药，要是喝得见效呢，你再来找我给你开，要是喝得不见效呢，你就赶快再去大医院检查。”
姑姑拿着中药回家了，继续干着修理厂的洗车工作。
几天后，母亲打电话给姑姑，问她喝完药的感受。姑姑说：“我强些了，喝完了我还上去捡两副喝喝。”母亲心里松了一口气。但姑姑其实还是吃不了多少饭，她也抗拒去医院。直到2019年端午节前夕，众多亲戚聚在一起吃饭，姑姑的身体从体征上看就知道不对劲，又黑又瘦。父亲罕见地发了脾气，让六舅舅赶快带姑姑去西安：“必须！一定去西安！”在一众亲戚的劝说下，姑姑决定听从亲人们的意见，去西安的医院检查。随后，她经历的便是漫长的化疗、放疗，医院到家，家到医院，两点一线。
那一年，母亲在县城郊区的别墅里给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做保姆。老人患有肺癌，正在康复期，母亲像照顾一个孩子般照顾她。她们还一起种花生、种玉米、种秧瓜，一起逛超市，母亲为老人搓背、洗澡，饭端到手上，给她冲药、倒药。老人说吃什么，母亲就为她做什么。别墅有三层，很豪华。有鱼池，养荷花，有水晶石、转梯、古色古香的实木家具、昂贵的按摩椅。母亲包揽所有的卫生。有时候老人的儿女回来，母亲还要做一大桌饭菜。
老人是个热情又周到的人。姑姑每次化疗完，身体恢复一些，便会来老人这里找母亲。三个人一起聊天、散步，一起去山坡上捡板栗、挖野菜。那是姑姑生病之后相对自由的一年，癌症让她不得不休息，她终于不用再费心于挣钱，可以花很多时间跟自己的密友、亲人在一起。
姑姑如同商山老家的很多亲人一样，总是先想到他人，忘了自己，总是认为熬熬就能过去，包括疾病。得了癌症，姑姑第一时间想到的并不是自己的痛苦，而是担心会拖累家庭，每一次治疗都是在亲人的再三催促下才去。深陷癌痛，身体无法自主，但大脑依然是清醒的，她仍操心那件我买给她的红色羽绒服会被亲人放进棺材或者烧了，不止一次说，要留给自己的女儿。给她寄回去的抗癌药，她留着，想着有一天能好起来。她还没有看到自己的儿子结婚。去世之前，在病床上，姑姑喊得最多的话就是，老天爷不长眼睛。
她肯定曾经感到无比害怕。病情稍微好转的那段时间，六舅舅出门务工，姑姑一个人睡一间屋子，她总是在枕头底下藏一把剪刀。在老家的习俗里，枕头底下放剪刀是为了在梦里与”恶鬼”搏斗。
现在回想起姑姑，会伴随着很多”如果”：如果她没有在建筑工地上接触大量油漆之类的化学涂料：如果她没有长时间在经常吸收汽车尾气的修理厂洗车：如果她第一次发现肚子胀吃不了东西的时候就去西安检查，如果身边的亲人能多关心她一点……她打工十年挣的钱，最后大部分都给了医院。但没有人能指责什么。
秦岭南麓的商山地区，除了部分小县城，大部分山区属于典型的险山恶水之地。那里的人们不仅面临着地理上的闭塞，也面临着信息与精神上的闭塞。父辈的挣钱方式沿用着非常古老的路径——熟人介绍。以至于，我的部分亲人及一些乡民总是去矿山，去建筑工地，去修高速路、修隧道……去干那些又苦又累又伤身体的工作。这些挣来的血汗钱，他们自己舍不得花，大多用在自己儿女身上，或者一分一毫攒起来，在城里买房，给儿子娶媳妇。生病，一般都是去认识的那几个乡村医生那里抓点药；再严重点，就勉强去大医院做检查：到完全吃不了东西了或者疼痛难忍了，才会真的动身”上”西安。常常，从西安回来，都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这几乎成了一种常态，一种群体性悲剧。我总是听母亲说，她认识的乡里乡亲”突然”就得了重病，然后病逝的消息。
他们经历了跟我姑姑相似的一生，如杂草一般，顽强地生存，一场大风刮过，有的还能爬起来，有的便湮灭了。他们活得很用力，面对这些普遍性的悲剧，人们似乎也总结不出什么，也不知道该怪谁。说到最后，似乎只能归结于，他们的命不好，姑姑的命不好。这是陕南腹地乡下人的悲歌。
姑姑的坟在老家的青山之间，临着公路，亲人们回老家，都会下车去看看，在路边站一会儿说说话。老家村中的人越来越少，只留下几位高龄老人。故乡已经是一片事实上的孤寂之地。
姑姑去世后不久，跟她一起洗车的同伴彩菊也确诊了胰腺癌。她和姑姑同龄，比姑姑洗车的时间更长，姑姑去的时候，她的月工资已经涨到了2000块。2020年，她经常觉得脖颈痛，又是做理疗又是拔火罐，但还是越来越痛。去西安检查，癌细胞已经扩散，晚期了。
彩菊是一个更苦的女人。三十多岁时，丈夫就在煤矿上因事故丧命。她靠着赔偿金养大两个儿子，又靠着拼命洗车供两个儿子念完大学。大儿子做了老师，小儿子毕业后在西安找到了工作，她却病倒了。因为姑姑的缘故，母亲也认识彩菊，她腿痛在家休养那年，经常去修理厂串门唠嗑，冬天的时候还去烤烤火。生病之后，面对残酷现实，彩菊说着一样的话：我得活着啊，我还有两个儿子尚未成家。
母亲常跟我说，女的是菜籽命，撒到肥地里就长成卷心菜，撒到贫地里就长成黄菜苗。在母亲看来，彩菊这样的命运，就跟一粒菜籽撒在了贫瘠的石缝里一样——落到贫处苦一生。
修理厂的洗车工马上又有新人顶上。一切似乎都没什么变化。
我回乡经过姑姑第一次出门打工时的矿区，曾经热闹无比的山谷变得十分寂静。被挖出了巨大豁口的高山，张开了嘴巴，像怪兽，令人心惊。那些房屋，那些巨大的机器，那些曾经忙碌的生产线留在那里，锈迹斑斑，杂草丛生。没有了人。sectionid="我们家我最有算计"“我们家我最有算计！”
“我们家我最有算计！”这是母亲最引以为豪的一句话。
她抱怨我父亲最多的话是：“老头子一点算计都没有！”
哪怕她老了，她对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仍然深信不疑。“我把家顾得圆圆的。”“娘就是箍桶蔑，一家人不会散。”
在深圳，每当看到我堆在门口的快递，穿不完的衣服，毫无章法的厨房，以及为什么养两只大肥猫而不养娃，她脱口而出的话都是：“你这个女子一点都没算计！”
在母亲的语言里，算计是有计划、聪明、会安排的意思，意味着她利用好了每一天，把整个家庭的资源与人力都放在了合适的位置上。她在超级商场和政府大楼也是这样规划自己工作流程的细节。
我的母亲有两个信仰，一是挣钱，二是相信可以通过供孩子读书，送孩子们走出大山。而供孩子读书也需要钱。总之，挣钱就是母亲的信仰。她灵活变通，想尽办法，能省则省，能挣则挣，一分一毫地攒钱。
挣钱要专注。母亲说：“一双手只能按一个鳖，哪能按两个鳖，人只能专注一样事。”
每当我显得好高警远，或者想鱼与熊掌兼得的时候，她就这么提醒。
在地图上搜索，从商南县城往城郊的山区腹地，便能找到我的老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整片墨绿色，那是巨大的秦岭，滑动鼠标齿轮，放大，那些像山体血管一样的线条，有些是河流，有些是公路，密密麻麻，人也依着河流和公路居住。
俗话说”八分山一分水一分田”，从地名就可以看出，这里不是什么经济发达之地。“沟”“村”“湾”“岭”“坡”“棚”“岩”“崖”“脑”“盘”“场”“滩”“塘”“墩”……这些都是地名里最常见的字。父母辈的婚姻关系也是围绕着这些地名展开，很少有人嫁到县城或外地，几个嫁到外地的妇女，还是因为被拐骗。在我的成长记忆里，读书、走亲戚、搭班车去县城，都要经过这些沟沟村村：东沟、文化坪、汪家岭、水井湾、梭子棚、千家岩、勒马崖、炭沟脑、吴家屋场、落马滩、芦毛塘、柳树墩……在我老家所处的位置，一条名叫”冷水河”的河流穿村而过，注入丹江。
2021年10月，我回到县城后，父母花了一天时间陪我回大山深处的老家。这里盛放着母亲年轻力壮时留下的物证，每一处都印证着，母亲在与生活搏力时是多么有”算计”。
结婚要住在新房里，这是母亲当初答应嫁给父亲的条件之一。即使在漫长的婚姻生活里，母亲无数次责备父亲的”冷漠”，埋怨父亲不回应她喷薄的表达欲和浓烈的情感，但她仍为这座白墙灰瓦、足足两百平，屋檐笔直、屋梁有手工雕花，一度是村里最漂亮扎实的房屋而透出隐隐的得意。
被遗弃的房屋如同消失在时间洪流中的过去。看着仍旧完好的房子，五十三岁的母亲回顾她的过往，第一时间想到的却是：“如果是在深圳有这么大的场子该多好，哪怕只有四分之一，我的孩子也不用如此辛苦。年轻的时候，还想着老了把操场扩大，再在核桃树下盖一个洗澡间。你跟你弟估计要把老家丢了。”
这座新房标志着父母年轻时新生活的开始。
母亲做的第一件有”算计”的事是建议父亲在农闲时间利用自己的手艺，赚取务农之外的收入。父亲的手艺是制作蒸馒头用的木制蒸笼。整个冬天父亲都在家里乒乒乓乓伐木板，测量，装订，用竹子编笼顶。腊月末，父亲会把这些蒸笼打包挑在扁担上，一头两只或三只，到几十里外的城镇去卖。在镇上卖蒸笼的钱，父亲置换成年货挑回来。至今仍留在屋檐下的那只水泥做的圆柱体火炉是某一年最值钱的年货。
1997年，他们把”算计”着攒下的钱用来装修房屋。对于全中国人来说，那一年的香港回归是一件大事。对于我的父母而言，把土房子刷成白房子则是最要紧的事。母亲嫁过来八年了，她实在受不了房子的粗糙和简陋。“刮风的时候呼天呼地，泥土渣子从屋头上落下来，到处都是。你出生的时候窗户没玻璃，钉着塑料纸，外面呼呼响。”母亲擅长忆苦思甜，在深圳脚都伸不直的床上，被杂物围住的小房间，母亲不觉得苦，相比年轻时住过的”呼天呼地”的房子，深圳的房子至少不漏风沙，何况还能每天挣到钱。
他们装修好正屋，盖好厨房，还把厨房过道左侧的厕所屋顶改成了水泥平顶，用来晾晒粮食。1997年结束，母亲拥有了村里最敞亮的一栋房子。
二十四年后，连同母亲牵头做的”大家具”，堂屋里还有一台橘色的打麦机，一台灰色磨面机，一台压面机，一架手工木制风车，一个手工大木柜，一架大木梯搭在二楼楼板上。
这个艳阳高照的秋日，我同母亲一起沉入对过去的回忆。每一个物件都提醒母亲和我，我们曾如此扎实地在这片土地上共同度过了十几个春夏秋冬。在田园消逝之前，我曾感受过短暂得像羽毛一样，有光泽又能飞舞的日子，它们成为我的记忆风景，时不时在我的头脑中闪现。
在故乡，春天的开始意味着劳作开始。最先种在地里的是马铃薯，接着是玉米，接着是各类蔬菜：上海青、大白菜、娃娃菜。母亲管种菜叫”兴”菜。“兴”这个字第一次在我的脑子里变成了有场景的动词。如果允许的话，她在深圳，最”宏伟”的计划便是在公园的空地上”兴”萝卜、“兴”白菜、“兴”黄瓜……把公园变成菜地，而不是做保洁。
故乡的春天里，核桃树、柳树、桃树、樱桃树、李子树、连翘树、苹果树、泡桐树、香椿树，统统开始发芽的发芽，开花的开花。在深圳，母亲形容一棵树花开得好看，常常脱口而出的赞叹是：“开得花膨膨的啊！”“膨”是爆米花炸裂时的声音，是夏天拧开可口可乐瓶盖时的声音，是拆面粉时塑料袋爆破的声音，是放学后发现父母在家时开心的心跳声。开得”花膨膨”的那些花，在母亲眼里，仿佛是在搞舞会，那么喧闹，那么轻盈。
深圳是一个四季有花的城市，“中国第一个国际花园城市”并非浪得虚名。母亲很好奇，家附近马路边花坛里的花为什么总是纷繁多样还永不凋谢？
直到一个周末的深夜，她在和我一起散步途中，碰到了正带着二十个工人种花的湖南大叔郑江河。江河大叔五十八岁，来自常德。正在种花的工程队成员也大多来自常德，年龄最大的工人已经七十五岁。江河大叔是工程队队长，他们在深圳一个园艺公司下面工作，负责整个福田区马路花坛里花的更替，一个月工资算上加班在6000元左右。
深夜马路上车少、人少，适宜工人们在路边安全开展工作。我和母亲遇到他们的时候，是晚上十点半，栽花工程才刚刚开始。身着橘色马甲的工人们，手里拿着小锄头，把旧花铲起，将一棵棵”千日红”花苗栽进泥土。被铲掉的还开着紫色小碎花的”蓝花鼠尾草”变成垃圾堆在路边，有市民挑选一些品相好的捡走，带回家栽种。
“千日红”装在黑色筐子里，从广州郊区花圃用卡车运过来，有一万棵。一筐筐”千日红”从车厢里搬下来，一盆盆卸在花坛边，等着工人栽种。车厢腾空后，司机要符卸完的空筐子摞起来，装回车厢，带回广州。他们要加班至凌晨才能将一万棵”千日红”栽完。
江河大叔告诉母亲：“这些花一个多月后又会重新换一次，不等它谢就会有人打电话。”江河大叔的日常就是带着工人们在城市四处流动，在深夜种花，哪里有活儿去哪里。他做这份工作十多年了。一个月后，母亲又遇到江河大叔，这次从广州运来的是一万多棵绣球，花坛又一次穿上新衣——十多年里，他一直在为这座超级城市创造一种”整整齐齐”的美。
在老家乡村，花就是兀自长在山上、路边、田边、河边……花开花谢，顺应四季。即使是在县城，母亲也没有找到走出几百米就可以看花的地方。“深圳真有钱，这些花都是钱买来的。没想到种花也能挣钱。”母亲对买来的”花园”一样感到喜悦。在深圳，母亲最快乐的一个际遇便是，怎么到冬天了，街道两边还是”花膨膨”的！那些盛开似樱花的异木棉像是不知道季节。
而母亲在大山深处经历的冬天总是伴随着大雪。我小时候上学，要穿过一段竹林，才能去到学校。每到下大雪时，早晨，母亲推开门，发现门被大雪封住。往往这时，竹林里的竹子已被雪压弯，东倒西歪趴在小路上，挡住前去的路。母亲会拿起一把镰刀，或者找一根长竹竿，将一棵棵落满雪的竹子扶起来。此时，地上已是齐膝深的雪了，踩起来软软的。我常想象是踩在白砂糖上，很放肆，有时会抓一把雪，冰凉的雪碰到舌尖即融。天晴的时候，空气是清冽且干燥的，阳光荒凉得让人惶然，晒到五六点才落山。白日将尽未尽之时，枯黄色太阳照着房前屋后，像是永远也不会落下去。太阳落下去后，黎明又仿佛忘记到来。黑暗的夜空，黑暗的山，黑暗的村子，无尽的黑暗，令人束手无策的黑暗，黑暗像蛇一样在膨胀了的时间中爬行。
在黑暗中，我总喜欢跟母亲挤在一张床上。我的脚很冷，她把我冰凉的脚拉过去，放在她柔软的肚子上。她的肚皮热乎乎的，她用双手捂住我的脚并发出惊叹：“你的脚冻得像棱冰一样！”在深圳12月短暂的寒冷里，母亲依然会保持这个习惯。我们坐在沙发上，她把我的脚搬起来，放在她的腿上。我们挨在一起聊天，似乎曾经疏远她的女儿又回来了。
深圳没有雪。母亲按照二十四节气”算计”日子。冬至那天被称作”进九”，2020年冬至，她准备了白萝卜瘦肉馅饺子，给我念了一个烂熟于她心中几十年的谚语：
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河边看柳，七九河开，八九雁来，九九归一，耕牛遍地走
在故乡”不出手”的”进九”天，深圳的气温是16.2摄氏度。她终于不用穿那条穿上就让她几乎无法迈步的棉裤了，她那条有些僵硬的腿，也不再用毛巾层层包裹。
冬至时节，母亲还会制作酵母，用来蒸老面馒头，馒头带着点酸，又甜甜的，十分有嚼劲。酵母是母亲第一次在深圳蒸馒头时，用发酵过后的面团混合着玉米粉制成的。粉团揉成一个个小饼，放在天台上晒干，便是酵母头。此后每次蒸馒头就掐一点酵母头，那是母亲的秘方。
在这个没有明显四季的超级城市，母亲总感到在不休不止地过夏天。她有些微胖，夏天让她难熬。在超级商场时，空调温度开得太低，她受不了骤然变化的温差，冷热交替，让她像一包速冻饺子突然跌进了火炉里，又像烧红的铁块坠入冰窖里。政府大楼里的温度适宜，但她无法长时间在办公室停留。母亲可停留的工具房里只有风扇，她几乎要和那台摇头风扇长成连体婴儿了。一旦走在马路上，灼热的空气和阳光让她无处可藏，有时候还会遇到突然而至的暴雨，短暂得像是一个用尽巧思的玩笑，丢下便立即炸场。节奏快得令母亲还来不及撑开伞，便淋了雨。
在深圳，夏天从把落地风扇从床底拖出来清洗扇叶的那一天开始，洁白的扇叶吹出第一缕凉风，让拥挤的家变得凉爽。休息日，母亲会一早起床，在厨房叮叮当当，反复搓洗面团，制作凉皮。用黄瓜丝、胡萝卜丝、辣椒油、醋和酱油做调料。一个夏天，我省掉很多点凉皮外卖的钱。
没有空调和风扇，但母亲记忆里山中的夏天却是凉爽的。
山里的夏季，有着太阳照在成熟植物上让人晕眩的气味。是麦子收获的季节，母亲带着我在田里收麦，双手拂过麦穗，穿身而过，麦芒划伤皮肤。麦捆在收割后的土地上堆成垛，一群群麻雀”叽叽喳喳”捡拾遗漏的麦粒。麻色的野鸡也来凑热闹。麦田坡边有一棵杏树，母亲就像信使一样，告诉我们，杏子快熟了，颜色已经变黄了……某一个周末，她就会在一次农忙归来，给我们带回黄澄澄的杏子。母亲用黄色麦秆给我做口哨，编织手环和戒指，用大树叶和藤条给我制作遮阳的凉帽。我脚下是金色的田野，远山上有一阵阵蝉鸣。
夏天，也是河水疯涨的季节，家门口的小河总是哗啦啦唱起歌。母亲在河边的石板上浣洗衣服，塑料刷子刷过衣服的声音清脆悦耳。洗衣服时的母亲表情生动，动作麻利，像是与水在嬉戏。我的工作便是接过母亲洗好的衣服，晾在河边的灌木丛上。哪怕后来搬进县城，夏天母亲也总约着姑姑去找本地人才知晓的溪水潭洗衣裳。而在深圳，没有河流供母亲洗衣服，看着公园里雨后涨满水的池塘，母亲很快乐，她大胆想象：“要是能在这里洗衣服多好！”
秋天。母亲便是在一年前的秋天第一次来深圳的。
她还会再一次来。
我们正站在故乡的秋天里。屋旁一百多岁的核桃树叶子已经落了，屋后的白杨也只留下笔直的白色树干，叶子落在了屋顶上，父亲花了好几天清理。母亲好奇那架常在童年时摘给我吃的”野葡萄”还在不在？坟园里的”八月炸”（一种野果）熟没熟？正屋白墙上还留有母亲”晒柿饼”留下的钉子。秋天里，一串串柿饼挂在白墙上，有特别的美感。再冷一些，柿饼上会长满霜，像是落满了雪花一样。白花花的柿饼，在阳光下，母亲看得很喜悦，很满足。厨房边的平顶上常常都晒有黄豆、油菜籽、花生……红薯丰收的时候，母亲会把红薯蒸熟，去皮，切成条状，晒成红薯干。有无数次，我感到孤独的时候，就爬着木梯上平顶，躺下来，把双手当枕头，看云。天上的云不断变幻，飘散，年少的我应该在脑海里幻想了不少故事。
深圳的秋天，没有果实。连行道树上结的芒果都是不能吃的。但母亲会在超市里买很多黄豆和绿豆种子。
她在我那不到一平米的简易厨房里，把黄豆绿豆装进用矿泉水瓶制作的底部用针头扎了孔的器具里，把底部用豆子填满，盖上透气的湿毛巾。新鲜的豆子在毛巾下泡发，长出嫩芽。有很多次，她出门前忘记给豆子们浇水，便嘱咐晚出门的我，一定记得。在母亲的呵护下，豆芽茁壮成长。整个秋天，我家的餐桌上都是最新鲜的豆芽，充满香气。
回乡那天的午餐是在有着大理石桌面的方桌上吃的。冰凉的被切割成方方正正的石板背后有一个关于”财富梦”的故事。
年轻时的母亲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我和小我三岁的弟弟身上。村支书曾问母亲：“春香，你大字不识几个，你家娃儿咋那么会上学呢？”母亲说：“我就是不识字才让娃儿上学呢！”父母将我们一路从小学供到大学，从乡村走向县城，再到省城，最后在深圳谋得工作。这一切，都有一种我们替他们实现了理想的错觉。
母亲紧紧抓住每一次可以挣钱的机会。那是在2000年前后，村里的人像是集体发了一场意症，人人都做着一个跟暴富有关的梦。母亲在那时开启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打工”。
事情缘于村里很有威望的医生在自家田地里发现了一块特别的石头。那块石头有着晶莹剔透的质地，摸起来光滑冰凉。懂行的人告诉他，是大理石，并且可能有一整片矿源。这个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引来了一个河南的老板，他带来探测仪，用科学方法证明了整座山都埋藏着大理石矿。
传言说，负责开采矿产的老板背了一麻袋人民币去县政府财务局。不久后，一批批河南人住进村子。那时，经济浪潮的海风远没有吹到内陆的陕西山区，青壮劳力基本都在家务农。“世外桃源”般的农耕生活就这样忽然被打破。每个人都觉得，携带着财富而来的老板也会为自己带来财富。村中的男女老少都加入到修路、筑房、开采的工程建设中。我的父亲母亲也在工地上，父亲一天挣20块，母亲一天挣15块。
“那像是一段回到大集体的日子。”
财富梦破碎得比想象中要快很多。矿产开采了一年多时间，矿质变差，大理石滞销，机器的轰隆声停了，河南人消失了。留下的机器被当废铁卖掉，切割好的大理石被村民抬回家。现在回到故乡，依然可以看到”财富梦”遗留下的痕迹：坍塌一半的土墙，遗留在山坡边
的钢管、储水桶和彩钢瓦，还有那堆积在已经荒弃的田地里的劣质大理石。最重要的印记是，一到下雨天，故乡的河道里，常常是泥水混合着碎石一起向前。矿产开采带来的”泥石流”危害经过了十几年的自然修复，仍然顽留。
这场春秋大梦，留下的是一个被抛弃的村庄。这一系列由一块矿石引发的变故，总让我想起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里描述的故乡”马孔多”。香蕉公司进驻”马孔多”，一切都开始改变了，但最终，一切又回到原点。如同”马孔多”，我故乡的人们的生活被这些确切发生的事实深深改变，只是如今，人们只能在对往昔的缅怀中漂泊。日子照常要过。暴富梦破碎，村里人也开始各谋出路，外出打工的人开始逐年增多。他们去伐木、去金矿、去煤矿、去钒矿……
母亲第一次短暂而又付出沉重体力的”打工”经历，像是一个漫长的隐喻。在此后二十多年外出务工生涯里，他们的挣钱之路总是被各种不可抗力中断。他们无法做长期规划，总是临时决定，被动选择，没有告别就突然出发，突然归家。来深圳务工，是他们第一次抱着把”家”丢在身后的出发。
一开始，父亲跟着同村的乡民外出务工，母亲留在家里。这也是”算计”的一部分。
我能明显感觉到，困在农村里，被沉重农活包围的母亲，过得并不快乐。她参与了女儿的成长，又没完全参与。
她被沉重的农活缠得喘不过气，农忙季节，她一个人要处理田里大片的小麦、土豆、玉米，收上千斤农作物回家。而当时的我，只觉得母亲强悍又无理。记得有一次，我在卧室的窗户前，解一道怎么也解不出来的数学题，但身边没有任何人能帮我，我不断地擦眼泪。她看到后，第一句话是说：“你怎么这么没出息！题做不出来有啥好哭的。”
我念到初中后，她便断断续续外出务工。把家里的牲畜和农田托付给亲戚。她像个男人一样，干活动静很大，用很大的搪瓷碗吃饭，穿得不修边幅，有时候还很粗鲁。但她似乎全然不在乎。每个星期天离家去学校的时候，她总是问，生活费够不够？不够的话再给一点。每当我表现出对学业不用心的状态，她总是能敏感察觉，要我多努力。
青春期的我怀着羞耻和愧疚面对强悍的母亲。当我身处那些家庭条件比我好的同学之间，当我看到别的同学穿名牌运动鞋、漂亮的新衣服时，我拒绝母亲给我的校服打补丁。尤其是他们的母亲是那么优雅和体面，而我的母亲与她们截然相反，但我又拿着她辛苦挣来的钱在念书。
初三，我转学到更远处的镇上，我的同龄人总是上学上着上着就消失不见。那些能结伴跟我去学校的人越来越少。我在路上遇到在河边玩水的女同学，她很冷静地告诉我，下周她就不来了。她们有的被提前招生去了职业学校，有的跟着家长去打工，有的谈起了恋爱、离校出走。
因为交通不便，没有公共汽车，我常被托付给来村里做生意的顺路货车司机。顺路去镇上的乡民大部分是男性，我要忍受他们在车上和其他村的男性一起说黄段子。在天色暗下来之前，我在内心祈祷，车快点开，快点开。每次抵达校门口，我几乎都是跳着下车，仿佛凌迟前突获缓刑的得救感。还有一次，母亲徒步五十公里把我送到了学校，在我的宿舍借住了一晚，第二天又走回去。
那时候的我无法理解，为什么人要吃这种苦，为什么从村里到镇上，怎么也走不出被群山包围的恐惧。但这一切似乎也给了我力量，让我更有意识地去读书，让我更坚信知识是有用的。很多年后，我向母亲讲起我每次搭车去学校时的无助与害怕，母亲只简单说了句：“那时候，实在是没办法。供你们读书需要钱。”我在无数时刻，都有一种”幸存者”之感。但凡我在青春成长期的任何一天做了“放弃”的决定，我的人生也一定是随波逐流的。我那些从课堂上消失的同学，他们一定也曾感到害怕。
我上大学之后，意味着需要更多的钱，需要父母更辛苦地工作。其中有一年，母亲跟着父亲上了韩城煤矿，成为煤矿上的一名厨师，顺便开了个小商铺。
那一年发生的事，在母亲的记忆里如烧过的一场大火。
母亲通过老板在厨房门口石墩上留下的烟头数，来判断煤价是涨还是跌。跌的时候，总是有厚厚一层烟灰。煤矿上最大的老板，工人们叫他”大老金”。大老金很高很瘦很豪爽，在下峪口有一片四合院一样的四栋三层楼房，他极少出现在矿区。大老金嫁女儿，矿上所有工人也被邀请，流水席设在他家门口的街道上，马路上铺了红地毯，挂起红灯笼，来者不拒，来客不必随礼，宴席整整设了三天。
开采煤炭为”大老金”和包工头们带来了巨额财富，邀请工人们参与他们人生中的喜事，是一种财富炫耀，也是一种施舍。父亲所在洞口的小老板，儿子满月酒也同样邀请了矿上的工人去吃席。宴席设在豪华酒店里，还请了乐队来唱歌。工人们在暗无天日的矿洞冒着生命危险挣钱，从未也舍不得自己消费去豪华餐厅吃饭。有一个参加宴席的工人乘坐电梯从一楼到七楼，那是他第一次坐电梯，电梯到了的时候他不知道该如何出来，迟迟不肯迈出双脚。
那一年，陕西的年度煤产量为4.6亿吨，增长14.2%，平均煤价700元/吨。媒体如此形容那一年的煤炭价格：价格总水平大幅降低，中期市场价格急剧下滑，四季度以来基本保持平稳。
母亲最开心的时候，是老板给工人们发工资。会计拎着一大塑料袋100元的”红皮”进屋，等着工人一个个来结账。每次发钱，拆封的时候，会计都会问母亲借那把她在下峪口市场买的、平时做针线用的墨绿色手柄的剪刀，咔嚓一声，一万块钱就被剪开。母亲开玩笑说：“一剪剪几十万，一剪剪几十万，剪子发财哦！”
领完钱，矿工们分成两拨去下峪口县城。一拨是汇款，像我父亲这样，把钱汇给在念书的孩子或留守在家的老婆：另一拨是更年轻一些的矿工，他们大多没结婚，去县城是为了玩”老虎机”（当时流行的一种赌博形式）。有矿工输掉了过年回家的路费，有矿工输到没了孩子的奶粉钱。
母亲的厨房只管小老板们的饭菜，不管工人，工人要独立搭灶。矿区的女性像我母亲这样挣工钱的很少。她们大部分都是跟着丈夫一起，照顾丈夫。那年夏天，母亲在矿区遇到了很多怀孕的新媳妇，带孩子的年轻女人，五十多岁的妇女。男人们下井之后，她们其实没什么事可做，就围在一起聊天、扯家常、打麻将，或者上山摘花椒、看黄河。
事实上，我的母亲也是跟随我父亲，才选择去了矿区，她没有更多的路径可选择。那些在矿区带孩子做饭，显得百无聊赖的女人们也是没有别的路可选。
在恶劣的环境中，父母为我和弟弟攒够了下一学年的学费。她想，从今往后，她再也不会去煤矿了。
这一年，是母亲整个打工史里面永远无法忘记的一年。她用”凶狠”的态度对抗来自生活的”凶恶”。
当她跟我讲起在煤矿的经历时，还是那么地”咬牙切齿”。母亲跟我讲述这些”苦”，总是会对比现在的”甜”。她常常带着后悔的语气：“那时候还是太老实了啊！不够有算计！要知道深圳的钱这么好赚，应该早点来。”
我来深圳工作后，在这座超级城市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中产人士。他们没有一个跟我在老家遇到的人一样——从语言和着装能一眼看出，他是农民。初入职场的我也在极力避免让人从装扮和言语上，看出来我的自卑与心虚。幸亏我在的是一个包容的职场环境，大家都不在乎你从哪里来。
我进入一个崇尚自由的氛围，但我的精神世界仍在少年时代。因为曾经的记者工作，我接触到一些在深圳有名望、有权威、有见解的人。相比这些影响深圳的人，我更愿意去关注一些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丢了孩子的父亲，罕见病患者，自杀的母亲，写诗的打工妹。我很不喜欢有人用鄙夷的、恨铁不成钢的态度去讽刺和批评那些来自农村的城市”失败者”。我会在心里默默远离这种人。
我做了很多练习，从学会不再贬低自己的童年，到能自如地回答”你从哪里来”“你的父母是做什么的”。到将自身的经历和感受坦诚地用文字讲述出来，我走了很远的路。
这一天，我在老屋拍了很多照片。把一些遗留在老屋抽屉，小时候用过的笔记本带到了县城。还带回了一个历经一百多年时光，奶奶的父亲编织的篮子。篮子有着辫子形的锁口、稳固的弓形提手、紧密的花纹，表面已变成深褐色，蔑条上泛着铜色光泽，用它盛水甚至都不会漏——我要把它带回深圳。
2021年10月4日，我们一家从商南坐汽车至十堰，再从十堰转高铁至深圳。
离开县城前，母亲如第一次出发时一样，不断洗洗刷刷，收纳整理，将能送人的食物都送给亲戚们。她再次去大润发超市买了玛丽珍样式的软底方口鞋，两双，一共30块。她第一次带到深圳的那双，经历了超级商场和政府大楼的保洁工作后，鞋底已磨破了。
母亲又一次”肩扛手提”地在秋天来到这座”火热”的城市。相比第一次出发时的茫然，第二次有我陪着，她底气很足，内心更有打算。虽然丢了政府大楼的工作，但她相信自己能再找到工作。
“春香这次去深圳，肯定要待几年。”告别的时候，舅舅们说。
母亲常常在深圳做梦，梦到老家。她梦见自己在一片麦田里，在一片菜地里，在绿油油的草地上，在郁郁葱葱的树林里。这些梦都跟绿色有关，在母亲看来，梦见绿色，预示着想念亲人，或者要有亲人上门做客了。
我们在深圳，大部分亲戚都在老家县城，哪会有亲人这么频繁地上门呢。每次说完自己的梦，母亲都很恍然。
在那事实上已经荒芜的故园里，过去没”钱”可挣，现在更如是。年轻时的父母，正是奔着能让子女走出去才背井离乡，现在他们的目的达到了，而回归田园的生活，却变成了一场虚构的幻梦。这个梦，在深圳这座抹去农村的城市，在这个连家中的阳光也要靠更多钱才能买到的城市，更是没有实现的可能。
那个我曾经极力逃离，却在记忆里又一派田园牧歌的地方，构筑了我的精神内核。那些童年在山里飞奔的日子，躺在麦垛上吹口哨的日子，坐在屋顶看云的日子，在古树下乘凉的口子，等待炊烟升起的日子，在雪地里打滚的日子……那一个个瞬间绵延起来，时常抚慰和治愈在钢筋水泥里生活的我。如果有一天，我从深圳离开，回到田园，变成一无所有的人，母亲会支持我吗？答案可能是否定的。几十年来，父母所做的一切都不过是为了让我们走出来，在城市的缝隙里获得一个位置。她不能容忍我轻易放弃。尤其是，母亲为了这一切吃了那么多苦头，她更不能容忍白吃苦。
故乡也并没有我的”田园”，父母不在那里，那里便只有一日比一日更加破败的房子。被父母清理过后的屋场，只需一个春天，其中的荒草便能重新收复失地。
眼下，对母亲自己而言更重要的是，找到一份新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