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两位疯狂、坚定的女性主义者，玛丽·戴莉（marydaly）和简·卡普蒂（janecaputi）出版了一本名为《韦氏第一版新星际邪恶英语词典》（websters’firstnewintergalacticwickedaryoftheenglishlanguage）的书。这本激进的、充满女性力量的新词典旨在将英语，亦即二位口中的“父权语言”，转变为一种为女性而生、关于女性的语言。戴莉和卡普蒂是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的死硬派，她们真诚地相信女性性别在智力和道德上都是更优越的，一个由女性领导的世界应该是我们的现实目标（大部分政治右翼人士觉得所有女性主义者都是她们这样的）。
戴莉和卡普蒂反传统的《邪恶词典》重新定义并调整旧英语单词、引入新单词，创造了一套灵动古怪、女巫般的新语言，直白地反映出了女性眼中的世界。以下是一些重要词条：
dicktionary（老二词典）：所有父权词典；一群混蛋编出来的毫无创意的、被规训与压抑的词汇系统。
hag（丑老太婆）：女巫，复仇女神，哈耳庇厄，出没于父权制的树篱（边界）附近，恫吓蠢货，召唤并引导举止奇特、迷茫流浪的女人们到达原野。
croneology（干瘪丑老太婆年代学）：激进女性主义年代学。
gyn/ecology（妇/科学）：干瘪丑老太婆用来揭露体制、意识形态与暴行之间联系的知识系统。
20世纪七八十年代，许多新的女性主义词典——通常也被称为“dyketionaries”（女同词典）——开始出现，但《邪恶词典》无疑是最著名的。作者的想法是，如果我们可以重新定义英语以反映女性看待世界的角度，那么我们也可以重新定义世界本身。虽然语言并不以这种方式运作，但戴莉和卡普蒂绝对不是唯一认为现有的英语从根本上有负于女性的女性主义者。1980年，女性主义学者戴尔·斯彭德（dalespender）出版了一本名为《男人创造的语言》（manmadelanguage）的书，她在书中提出，由于英语是由男性创造的，故英语传达的是一套完全男性化的观点，这种观点潜移默化地给女性洗了脑，让女性误以为男性的观点是唯一重要且客观存在的。因此，我们需要一个重新想象的、由女性创造的英语系统来扭转这种思维方式。
许多第二波女性主义的活动家期待着与斯彭德的想法类似的理论逻辑能指导英语向前发展，并在发展过程中帮助实现性别平等。斯彭德的书反映出了对萨丕尔-沃尔夫假说（sapir-whorfhypothesis）的一种解释。萨丕尔-沃尔夫假说是在20世纪初提出的，用来解释语言对使用者世界观的影响。假说中的原理有两个版本：较温和的版本——也是更被广泛接受的版本——认为语言只会影响人的思考；而较激进的版本——斯彭德的理论与之一致——则认为语言能决定思维方式。根据斯彭德的说法，母语的语法和词汇决定了你对现实世界的内在固有感知——如果你的语言中没有哪个词是描述某个概念的，那么你就根本无法想象出那个东西或者那个概念。正因英语词典和语法都是由男性编撰的，所以女性亟须发明一种全新的、以她们自己的世界观为中心的语言。
也许女性主义语言改革最令人钦佩——也是最失败——的尝试发生在斯彭德的书出版几年后，当时语言学家苏齐特·黑登·埃尔金（suzettehadenelgin）试图发明一种全新的“女性语言”来取代英语。1984年，埃尔金出版了一部名为《母语》（nativetongue）的反乌托邦科幻小说，这部小说很像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atwood）的《使女的故事》（thehandmaid’stale），故事也设定在末日后的未来，美国女性没有任何权利，只服务于一个社会目的——生育和抚养孩子，她们完全受制于丈夫和父亲。在《母语》的世界中有一个例外：一群特殊的女性语言学家，她们在家庭之外从事翻译工作，帮助跟那些与地球取得联系的外星人进行交流对话[就和埃米·亚当斯（amyadams）在2016年的电影《降临》（arrival）里的工作差不多]。在空闲时间里，这些女性语言学家秘密合作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语言，拉丹语（láadan），该语言只表达女性的世界观。利用这种新颖的交流系统，她们计划推翻父权制，将自己从奴役中一劳永逸地解放出来。
苏齐特·黑登·埃尔金所创造的拉丹语比戴莉和卡普蒂的《邪恶词典》走得更远：她创造了一种功能完备的语言，就像《星际迷航》（startrek）里的克林贡语（klingon），但比克林贡语更强大。拉丹语拥有完整的语法结构（其特点之一是包括修饰语，可以让说话者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情感意图，埃尔金认为这似乎是天然的女性化特点），也有一个发音系统（包括不同的声调，就像汉语普通话一样——德博拉·卡梅伦认为埃尔金这样做不是出于女性主义，而只是因为她“觉得有声调很酷”），以及一个精简的核心词汇系统。埃尔金希望拉丹语词汇系统能囊括那些她认为所有女性共有的，有关身体、社会和情感经历的词汇，而这些经历和感受从来没能被讲述出来，抑或需要好多个复杂的英语句子才能描述。例如，拉丹语用不同的单词来表示“月经提前”“痛经”“月经轻松愉快”；有一些词用来区分沮丧和愤怒之间的细微差别，不论这种情绪是事出有因还是毫无由头，是别人造成的还是自动产生的；有一个动词是“doroledim”，用来描述一个女人暴饮暴食的行为，而引发这种行为的深层原因是她缺乏好好照顾自己的能力，同时又因过度沉溺某物——比如食物——而感到极度内疚自责；有一个名词“radiidin”，翻译过来是“非假日”，指往往变成了女性负担的假日，因为女人必须一个人包揽做饭、装饰房子、准备招待众多宾客的工作。这些只是埃尔金1800多个词中的区区几个，已然描绘出了她认为女性群体皆能产生共鸣的现象。埃尔金创造拉丹语并不是纯粹为了娱乐，她真诚地希望并推测，这套新语言会对现实的政治世界产生巨大影响。“我的假设是，”她在2007年接受采访时说，“如果我设计一种语言，专门为女性提供一种更完善的机制来表达看法，女性可能：a）会接受它并开始使用，或者b）接受这个想法，但不接受这套新语言……然后创建其他‘女性语言’来取而代之。”
显然，她假设的两件事在《母语》出版之后的许多年里都没有发生。拉丹语俏皮的语调和古怪的词汇并没有取代英语，甚至没能给讲英语的人留下任何深刻印象。那个时期写就的任何一本女性主义词典也都经历了相同的命运。单一“女性语言”的想法存在着根本问题。德博拉·卡梅伦评论道：“我一直对‘表达女性看法’的语言这一想法持怀疑态度。这些看法是什么样的？它们属于哪些女性？没有任何一套看法是能让所有女性都认同的。”尽管相信集体姐妹情谊的想法非常美好，但女性经历是一个庞大复杂的光谱，而“姐妹情谊”并不意味着同一种经历。
过往那些用女性主义词典取代传统词典的失败尝试证明，英语实际上并不是天生的男权语言。从实用的角度来说，无论语法指南是谁写的，我们其实都不需要彻底颠覆英语。正如我们已经发现的，女性在语言上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创新能力——从她们的俚语到她们的单词发音——她们可以很好地运用现有的英语来表达自己。更不用说，让一门语言女性化并不是从元音、辅音甚至词汇的女性化开始的，而是从改变语言使用者的意识形态开始的。
戴莉、卡普蒂、埃尔金和斯彭德对英语的看法是，只要改变一个人的说话方式就能改变其政治主张，这是一个非常乐观的理论。但拉尔·齐曼提醒我们，事情不是按照这种顺序发生的。他说：“任何语言改革都必须在文化变革的背景下进行。你不能先有语言上的变化，然后指望人们接受文化上的改变。”
不过，这些女性确实做对了一些重要的事情。其中之一便是她们成功揭露了无处不在的男性中心主义，这种男性中心主义在正式的语言指南的编制中仍然存在，原因很简单，从古至今词典编纂、创制语法等工作一向只允许男性从事。比如说，你知道“lesbian”这个词直到1976年才被收入《牛津英语大词典》吗？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作家塞西尔·戴-刘易斯（cecilday-lewis）的以下宝句被列为了该词的例句：“ishallneverwriterealpoetry.womenneverdo，unlessthey'reinvalids，orlesbians，orsomething.”（我永远写不来真正的诗。女人永远写不出诗，除非她们身体残缺，或者是女同性恋，或诸如此类。）
埃尔金和斯彭德等女性还准确地推断出，语言是社会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母语》、《邪恶词典》、罗宾·拉科夫的《语言与女性地位》都出版于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时，这并非巧合。在那个高度政治化的时代，社会赋权引发了语言赋权。
但人们对性别和语言改革的兴趣却时起时伏。齐曼说，21世纪初他正在申请研究生，想找人探讨跨性别身份认同和语言学，但是没人在乎，没人想聊。那时候，人们认为这个话题太小众了，没什么实用性。但10到15年之后，性别和性别平等问题开始再次成为文化前沿，我们用来谈论这些问题的语言也随之发展起来。
然而，随着女性主义的声音越来越嘹亮（这预示着一场社会和语言革命即将到来），反对她们的声音也越来越大。“我们亲眼看见，这种能让所有被压迫者迈向更美好的世界的新进步叙事，不会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轻易就能成功，”齐曼在圣巴巴拉的一个大雾天对我说，“哪里有社会变化，哪里就会有阻力。”
与齐曼的对话是我为这本书进行的最后一次采访。那是在2017年12月底，当时加利福尼亚州现代史上最大的山火----托马斯大火正在我们身后的山上熊熊燃烧，将数千英亩森林夷为平地，空气中弥漫着灰烬。齐曼说：“我们越是朝着尊重非标准性别身份、创建与之相适配的语言的方向前进，遭遇的阻力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