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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去他×的:为女性说脏话唱赞歌(第1页,共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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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口哨的水手,司晨的牝鸡,骂脏话的女人,应该一起下地狱。

——美国谚语

理乍得·斯蒂芬斯博士(dr.richardstephens)和他的研究团队已经彻底证明了我是对的。2017年,他们在《人格与个体差异》(personalityandinpidualdifferences)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人格类型和日常习惯之间的关系的论文。对1000名参与者进行调查研究之后,斯蒂芬斯博士及其团队找出了不同人类特质与行为之间的各种关联,比如喜欢黄色笑话的人一般比较外向,喜欢在淋浴时唱歌的人更随和。但其中我认为最棒的研究结果是:一群人中智商最高的人比其他人更容易讲脏话。

这其中的关联似乎是个人性的。和大多数美国孩子一样,在我成长的过程中,高中老师和朋友们的严厉爸爸宣扬的说法,即说脏话的频率高意味着你易怒、粗鲁、不淑女、词汇量有限,一直伴随着我。我当然希望别人都觉得我既聪明又优雅,但我对这番言论始终心存怀疑。无可否认,我是我认识的人当中嘴最臭的。在我九岁的时候,一个女生在课间休息时问我敢不敢对食堂阿姨说“shit”——我说了,也没惹上麻烦——从那以后我就迷上了说这个“脏词”。对我来说,斯蒂芬斯的发现是个绝好的消息。我还把它分享到脸书上.私心希望我十二年级的英语老师会点击查看。

英语中的大多数脏话可分为三个主要的语义类别,它们反映出了我们社会文化特有的焦虑和迷恋。这些类别包括:性,比如“fuck”“dick”“cunt”;粪便及排泄器官,比如“shit”、“crap”(粪便)、“asshole”(屁眼);宗教,比如“damn”(诅咒,该死)、“holyshit”(“圣屎”,我靠)、“christonacracker”(“饼干上的基督”,我嘞个去)。在我的整个青年时代,我都清楚知道一个小女孩说这些词是不合适的、不礼貌的,但令人沮丧的是,这样说话很可爱。不管别人怎么想,反正这世界上没有什么能压制我对说脏话的热情。我记得自己小时候偷听过父母正在看的r级电影,也在超市听到过大人一把接住掉下来的酸黄瓜罐头时大叫“shit!”,然后自己偷偷地练习这些话。说那些开头有爆发、结尾有强拍的词,比如“bitch”“fuck”“dick”这些词,就像是在嘴里开派对----“fuck”这个词就同时用到了嘴唇、舌头和牙齿。这是语言健美操,而且是“成年人的语言”——孩子的禁区。没有什么比这更吸引人的了。

多年以后,我在大学里学到了语音象征(phonosymbolism)的概念,即一些语音本身就具有意义并能表情达意,比如“chop”(剁,砍,噼)和“slap”(拍击)这两个词的读音本身就很刺耳,“slither”(滑行,滑动)读起来给人一种湿软黏煳的感觉,而“velvet”(天鹅绒)会让人感到柔和舒适。脏话里总有噼里啪啦的爆破音,让我觉得特别有趣,它们在语法上的“万能”也让我十分着迷。例如,“fuck”这个词不仅单独说时很有趣,而且还是英语中可塑性最强的单词之一,它几乎可以自然地适配任何语法形式来表达说话者的情感。你可以把它用作名词——“youcrazyfuck!”(你丫就一疯子!),用作动词——“thistrafficistotallyfuckingme”(堵车堵死了),用作副词——“ifuckingnailedthat!”(我可太牛了!),形容词——“thissituationistotallyfuckedup”(完蛋了),或者用作感叹词——“fuuuuuuuck”(我靠)。如果你像我一样习惯说“fuck”,你也可以把它当作“um”或“well”这种话语标记语或填充词来用,比如:“fuck,so,youwanttogetsomepizzalater?”(嗯,那你待会儿想吃比萨吗?)

我的想法与老师和家长通常劝导的相悖,我倒倾向于认为,能流利说脏话的英语使用者通常也能更具创造性地运用这门语言。音系学入门课上我最喜欢的关于脏话的一个事实是:脏话是唯一可以用作中缀的英语单词类型。中缀是插入单词中间的语法意义单位,类似于出现在单词开头的前缀,如“unusual”(不寻常)中的“un”.或出现在单词末尾的后缀,如“grateful”(感激)中的“ful”。很多语言会频繁使用中缀,但英语中只有两个中缀:“fucking”和“damn”。举个例子:“i’llguaran-damn-teeyouthatyou'regonnalovecali-fucking-fornia.”(我敢他×的保证,你肯定会爱上他×的加州。)

狂飙脏话可能是每个语言书呆子的梦想,然而脏话的争议性真的太大了。在我看来,我们文化对脏话的忌讳和恐惧——电视节目里的脏话消音“哔”声,母亲用肥皂给孩子洗嘴的影像画面——总体上似乎有点……带有清教徒式的保守色彩。太夸张了。毕竟、脏话和语言侮辱是有很大区别的。这两者虽然有重叠之处,但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提到过的,你既可以骂人不带脏字,比如改用“nasty”“wimp”“pansy”,也可以说脏话而不以侮辱别人为目的。

语言学研究表明,现代人说脏话实际上很少带有敌意或冒犯;相反,脏话成了一种极其复杂、丰富多彩的语言类别,几乎可以用于表达一切情感——幽默、震惊、悲伤、团结。在一些语境下,有的脏话可能会被认为是礼貌的。大多数时候,脏话能促进社会和谐,比如你可能会对别人这样说:“thatisafuckingbrilliantidea”(我靠,这主意真赞),或者“thesecupcakesaretheshit”(这些纸杯蛋糕好吃到爆)。语言学家说,仅有的几种不礼貌的情况是你故意使用脏话威胁别人——比如“don’tfuckingtalktomelikethat”(别他×的用那种口气跟我说话),“backoff,bitch”(滚开,婊子),或者当众表达强烈的情绪,或者在某种情况下误解了社交规则。但总的来说,在21世纪,人们对脏话的日常使用大多都被认为是无伤大雅的。正如蒂莫西·杰伊(timothyjay)和克里斯廷·扬施维茨(kristinjanschewitz)两位研究人员在2008年所写的那样:“研究收录了数千个脏话使用案例,其中没有任何案例导致任何形式的身体攻击。”

然而在历史上,人们对脏话的态度——尤其是当女性说脏话时----并非一向如此正面。由于脏话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具有毋庸置疑的攻击性,所以说脏话的女性就会被视为破坏了女性气质的传统规则,也就是要求女性甜美、恭敬,并经常照顾他人感受。当然,违背这种期待会招致批评。就拿我来说,我曾多次被告知我“说脏话的方式像个男人”,但我不确定这到底是夸我还是批评我。

说脏话代表着男性气质,这种观点可谓历史悠久。虽然语言禁忌可能很早就存在了,但“脏话”直到中世纪才真正诞生,当时的宫廷礼仪传统创造并定义了“文雅”的概念,并由此产生了“干净”言语的新标准。这套“优雅”标准不但强化了言语禁忌,同时也把女性置于“圣坛”之上,也就是说,女性不可以说脏话、男性不可以当着女性的面爆粗口成了人们的共识。

“女人的双唇和耳朵娇嫩无比,不能被脏话玷污”这种文化糟粕,其实连莎士比亚也曾讽刺嘲笑过。在《亨利四世》中,霍茨波因妻子潘西夫人发誓时用下等人的口头禅而取笑她。他说:“来,凯特,我也要听你唱歌。”潘西夫人回应说:“我不会唱,真的不唬你。”霍茨波说:“什么‘我不会唱,真的不唬你’!亲爱的!你发起誓来怎么像个糖果师傅的老婆!……凯特,像个优雅贵妇那样向我发誓吧,发个漂漂亮亮的誓。”

让霍茨波恳求潘西夫人不要像一个下等糖果师傅的老婆,而是要像一个贵族淑女那样发誓,莎士比亚由此证明了人们不仅把脏话与性别联系在一起,还与社会阶级联系在一起。人们的普遍观点是,穷人说脏话的次数比富人多,而且骂脏话的方式与富人不同。几个世纪后,讲英语的人仍然持有这种缺省观点。1997年的一项关于性别和脏话的研究显示,听者认为满嘴脏话的女人不仅社会经济地位较低,而且道德水平也较低。言下之意是,喜欢说脏话的女人比不喜欢说脏话的女人更有可能乱扔垃圾或欺骗配偶。然而研究参与者对骂脏话的男人并未做出如此评判。

甚至有一些语言学家相信,脏话有着本质上的“男女”之别,而不遵守这些区别规则的人违背了他们的自然本性。我们的老朋友奥托·叶斯柏森在1922年写道,女人“对脏话有一种本能的畏缩,她们骨子里偏爱精致优美的、(在某些方面)含蓄而间接的表达方式”。罗宾·拉科夫在《语言与女性地位》一书中也给出了类似的看法,她指出,因为长期以来女性被社会规训说话要更有礼貌,所以她们更有可能说“goodgrief”(天哪)和“oh,shucks”(哦,哪里)之类的话,而男性则会说“goddamnit”和“holyshit”。在拉科夫看来,女性弱化了的脏话不那么有力,能传递的情绪也更少,因此更“淑女”——这种不脏的脏话反映了她们在社会中的弱势地位和抱怨者的角色。她说:“女人不使用下流或不雅的表达方式。”

这些关于女性和脏话的错误看法初看似乎无关紧要,但它们会在现实生活中产生严重的影响。1991年,一项关于煤矿井下性骚扰的研究表明,女矿工职业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是她们的男同事以她们过于敏感而不敢骂人为由,将她们排挤出社交圈。矛盾的是,研究还发现,如果这些女性开始说脏话,她们也并不能获得与男同事相同的地位;因为说脏话实际上通过反差并置(juxtaposition),强化了她们的女性气质。换言之,当女矿工们采用了充满“男性气质”的说话方式,她们的女性气质被反衬得更加显眼,类似于霹雳娇娃(charlie’sangels)留着长发、穿着紧身衣,却手拿九毫米手枪的效果。你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一个男人认为会开枪、会抽雪茄的女人很性感?一样的道理。研究发现,男矿工实际上把女矿工说脏话的行为解读为一种“邀请”,同时说脏话的女性受到的性骚扰明显多于不说脏话的女性。不过,那些选择完全不说脏话的女性的情况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她们被排除在对话和参与之外,最终被排除在了权力之外。正如一名女矿工告诉研究人员的那样:“肮脏的语言就像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一条无形的界线。”女矿工们最终发现自己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说脏话,或者不说脏话,她们都是输家。

在日常生活中,脏话使用上的性别差异并不像在矿井环境中那么极端。语言学家发现,决定大多数人如何说脏话的最大因素是语境和环境,而不是性别。孩子们学到的关于脏话的第一课,就是发现他们在课间休息时可以随意爆粗口,但在数学课上就不行。叶斯柏森、拉科夫和其他许多现代倾听者没有意识到的是,女人和男人一样享受限制级语言的乐趣,女人的性别本质并不会导致她选择说“fiddlesticks”(胡扯)而不是“fuck”。对现代脏话的研究一致表明,每个人说脏话时都一样激烈有力。唯一的差异是女性使用这些词的动机略有不同,而这种不同是有意义的。

“为什么人们会说脏话”,这是爱尔兰阿尔斯特大学的社会心理学者凯伦·斯特普莱顿(karynstapleton)的一个研究课题。2003年,斯特普莱顿在爱尔兰的一个城镇进行了一项关于男性和女性说脏话习惯的调查,共采访了30名男性和30名女性。在她所研究的人群中,说脏话是一种常见的日常行为——大多数人说出的脏话并不被认为淫秽下流,而且男女说脏话的频次是等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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