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告诉你为什么我觉得这一切真的很令人沮丧吗？”在节目最后，戈登-史密斯这样说，“在街头采访的这几天，我一直相信人们是想要变得更好的，相信所谓街头骚扰的出发点一定是好的，相信男人真的只是想找乐子和夸赞别人。但是现在我的信念崩塌了，因为当我告诉人们街头骚扰让我们多么愤怒、多么难过.当我告诉人们性暴力的统计数据时，男人们的反应并不是‘我觉得这些很重要，我不应该再这么做了’，而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很遗憾，戈登-史密斯是对的。仅凭告诉一个街头流氓，或其他任何实施言语性骚扰的人他的话很伤人，根本不足以让他改邪归正。但这并不是一个人的品行问题，如果事情真有这么简单就好了。不，这是一个群体性的大问题：我们社会文化中的男人相信他们可以拥有什么、支配什么。
街头骚扰.男同事叫女同事“甜心”，以及一个男人用他永远不会用在男人身上的方式触摸陌生女人——比如在拥挤的酒吧里，一个男人从一个女人身边经过时把手放在她的臀部——这些恶劣行为令人不快的原因都是一样的。任何形式的性骚扰和性侵犯都潜在地依赖于一个假设，即男人对女人的身体有自主控制权。性骚扰和性侵犯是社会控制的一种表现，是向女人发出“女人是男人世界的入侵者”的信号，因此女人无权享有隐私。
当一个男人触摸一个陌生女人，或者对她说一些露骨的话，就是在暗示他天生拥有支配受害者身体和性的权利，这样就把女人变成了一件玩物，使人们不再关注她所具备的更有价值、更优秀的身份和品质。学者贝丝·a.奎因（betha.quinn）曾指出，根据对性侵犯事件的研究，关注女性的性特征可能会“抹杀对她的能力、理性、可信赖性，乃至人性的认可”。换句话说，一个女人可以是一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智商180，或者一个在法庭上论辩的检察官，但一旦男性被告律师称她为“亲爱的”，以上一切就全被剥夺否定了。——形成对比的是，当一个男人炫耀自己的异性恋性取向——比如进行街头言语性骚扰——时会让他显得更值得尊重。正如奎因所说：“性权力是不对称的，我这么说的原因部分在于，同样被认为‘性感’时，女人和男人要面对的后果是不同的。”
顺便说一下，这种过度亲密的言语骚扰并不只发生在女性身上。我们的社会文化有一个令人担忧的习惯，那就是总以一种自负傲慢的亲密态度对待各类边缘群体，比如有色人种、酷儿群体、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等。2017年，对一段随身摄像机影像记录的研究显示，与白人司机相比，警察对黑人司机使用“我的伙计”等态度随便的称呼的可能性要高出61%。这种互动不是感情好的表现，也不代表听者身上有什么应该被夸赞的地方。它本质上只是一个信号，表明说话者认为对方的地位比自己低，而且下意识地觉得宇宙给自己颁发了什么资格证，允许他们如此居高临下地怠慢听者。
为什么很多男人觉得他们有权利评论女性的身体，有权利在会议上无视女性发言，或者以她们来例假、歇斯底里发作为借口任意打发女性？这些问题有一个共同的答案：因为他们缺乏共情。对性骚扰者的研究表明，当一个女人反击一个男人的性骚扰（对于男人来说，她不应该这样做，她只是他的性对象而已），而这个男人奇迹般地跟她讨论起来的时候，他大概率会为自己找各种借口辩解开脱。他会说你误会了，说他并没有恶意，他是一个“好人”，不应该被抱怨，也不应该因为说几句机灵的俏皮话就名誉扫地。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只是在装傻罢了。因为研究表明，当性骚扰者被要求与他们的骚扰目标互换位置时，他们能够很快地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他们并不是行为欠考虑，然后被别人误会了意图.而是对自己造成的伤害漠不关心。他们缺乏共情。这一切背后的深层问题，与我们的社会文化如何教导男人“是个男人”有很大关系。
我们的社会设立的男性气质的既定标准是非常极端且不恰当的：人们要求男人要强壮有力量，只能是异性恋，而且要不惜一切代价与女性气质划清界限。为了展现男性气质、保护自己的男人身份，男人很快就学会了一条生存法则：在任何情况下，必须用自己的观点压制女人的观点，必须无视女人的痛苦。正如贝丝·a.奎因在2002年所写的那样：“男人无法与女人共情，因为男性气质的束缚使他们无法站在女性的立场上，而男人在与女人相处时的道德立场也因为缺乏共情而降低了。”这种对所有女性化事物的共情缺失无疑也反噬了男性，因为男性气质的标准不允许男性表现出任何可能“像女人”的情感、身体或语言特征。于是他们总是把自己锁在一个叫作“异性恋本位的男性化行为”的僵化盒子里，害怕自己因被认为女性化而陷入男性特权被剥夺的危险境地。
我认为共情缺失也是造成打断女性发言、不回应女性、男性说教、称女性“歇斯底里”，以及目前已知的许多其他用语言凸显男性权力的行为频频出现的原因。因为正如我们所知，男性气质会阻碍男性与女性团结在一起，所以当一个男人无视或用暴力压制女性的声音时，他就是在按照社会标准行事，而且做得很好，充分履行了他性别角色的职责。而这种性别角色所造成的伤害，就变得不足挂齿。
女性主义者戴尔·斯彭德（dalespender）曾说过，当女性或酷儿的经历无法被讲述时，人们就会以为这两类人群根本不存在。在我们有“性别歧视”“性骚扰”“恐同”这样的标签之前——这些词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才出现——人们只会指责受害者，说是他们自己的行为出了问题：女人过度敏感、神经质（或者说是她“自找的”），同性恋者都面目可憎、令人恶心。但即使我们命名和承认他们的经历，我们仍然经常把解决问题的责任推到受害者身上。我们教导女性，如果你在工作、感情，或者只是从地铁站走到公寓的过程中，感到自己的声音被压制，那么你就有责任，而且只是你自己的责任，找到让自己被倾听的办法。比如在2017年，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warren）在参议院的发言被米奇·麦康奈尔（mitchmcconnell）制止，但她无所畏惧地继续发言。或者在社交媒体上发声、创建自己的组织、走上街头，告诉那些性侵犯者“不可以！”。
我想花点时间从语言学的角度简单批评一下这种错误做法，就是在谈论性同意时，我们教女人说“不”，同时教男人倾听女人的拒绝。对现实生活中拒绝案例的分析表明，讲英语的人往往会遵循一套明确的模式，以社会可接受的方式拒绝事物，这其中并不包含大声说“不”。相反、这套模式通常是：表现犹豫+使用模煳限制语+表达遗憾+给出一个文化上能被接受的理由。比如“嗯，好吧，我很想去，但我得完成这项作业”，或者“哦，对不起，我得回家喂猫了”。作为听者，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推断别人话里的意思，不管对方是委婉含蓄还是直截了当。——想象一下，如果一个朋友邀请你出去喝咖啡，而你却直愣愣地说“不！”.那该有多奇怪！更不用说在有人实施性侵犯的情况下，如此强硬地拒绝可能会导致更危险的情况发生。教导人们“不就是不”的问题在于，它实质上免除了性侵犯者应该依照常识倾听并领会说话者意愿的责任，于是他们就可以说：“可是她并没有直接说‘不’啊。我又不会读心术。”然后我们的社会文化会说：“有道理。还是她的错。”另外，正如我们已经了解到的，就算受害者直白地说“不”，性侵犯者也不会听的。他们当然知道自己的行为是错误的，他们只是根本就不在乎，因为我们的社会文化告诉他们男人不必在乎女人的感受。
当然，鼓励边缘群体大声而明确地自我主张是重要且必不可少的。但在实际操作中，这只能解决一半问题。另一半没有解决的问题是，我们所处的社会文化原本就给女性和酷儿为自己挺身而出设置了重重阻碍。
明尼苏达州古斯塔夫阿道夫学院的性别和哲学学者佩格·奥康纳（pego’connor）这样解释道：“我们的性格和处境都与伊丽莎白·沃伦有所不同。太多女性如果敢强硬拒绝性骚扰或是大胆指控性侵犯，就会遭到解雇。在她们的私人关系中，女性也常常害怕说出真相可能面临的后果。”对于因反对性伤害而受到惩罚的恐惧是全方位的，并最终从内到外控制了女性的行动，使女性自己选择了沉默。“这绝不是在指责受害者，”奥康纳解释道，“而是在确认被支配或被压迫的人是如何‘自我监管’或变得‘温顺’的。”
更重要的是，由于几个世纪以来社会文化一直灌输着女性脆弱、过度情绪化、不适合掌权的信息，许多女性便内化了一种信念，即认为女性没有话语权是很自然的。她们无意识地认为沉默是女性身份的一部分，太张扬、太果决意味着会失去女性身份，而女性身份是她们的存在不可或缺的珍贵组成部分。
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里，人们根本不需要考虑如果在街上被陌生人骚扰，或者自己穿牛仔裤时被陌生人评价臀部，自己应该准备什么样的狰狞面孔或巧妙的话语进行回击。在这样的世界里，性和调情将是人们在双方同样渴望并一致同意的情况下所做的事情，强调同意或者拒绝将变得不再必要，因为每个参与者都将提前花时间运用共情来了解对方的想法。“hysterical”这个词会和“oldmaid/spinster”一道被葬入遗忘的坟墓。每个人，无论性别，无论在什么时候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说，麦克风都在那里，触手可及。
要创造这个完美世界，一开始不是要教女性如何保护自己不受伤害，而是要教育男性——从他们小时候开始教育，越早越好——世界并不只属于他们。当男人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作为他们的父母和老师，我们必须打破社会文化中无处不在的男性气质传统观念。我们必须接受并真正鼓励男性在看到其他男性试图从语言或其他方面攻击贬抑女性时，同情女性、站在女性一边、站出来维护她们。就像德博拉·卡梅伦曾经说过的那样：“把自己作为人的原则置于兄弟之间的忠诚之上。”要让他们知道，把世界上任何不是男人的人当成入侵者是错误的。
2015年，谢丽尔·桑德伯格·向《纽约时报》讲述了一个叫格伦·马扎拉（glenmazzara）的人的故事，他制作了一部热播电视剧《盾牌》（theshield）。马扎拉在该剧的推介会上注意到，该剧的两位女性编剧从来不发言，于是他把她们拉到一边，鼓励她们不要那么害羞。两位编剧直言这不是“害羞”的问题。马扎拉也很快发现，几乎每当这两位女性编剧之一想推介什么，她就会被打断，不得不住口，或者她的想法会在说完之前就被一个男人窃取并因此获得功劳。马扎拉是个大忙人，他本可以忽略这两位女性，也可以告诉她们要练习如何才能更好地坚持自己的主张；但相反，他试着通过改变推介会现场的互动模式来帮助她们，让她们的声音真正被听到：他设立了一条“不可打断”规则，这样任何人都不被允许在任何性别的人把话说完之前打断他们。事实证明，新策略奏效了，两位女性编剧的想法得到了倾听，整个团队的工作效率和创造力都提高了。
手握权力的男性应该把以此方式伸出援手视为自己的责任，因为他们最终也能从多元化的声音中获得好处。从美国历史上最有权势的男人之一那里得到一点启示吧：在2014年的一场新闻发布会结束时，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请八名记者提问——全都是女性。这一行为立即登上了国际新闻的头条。“如果一位政治家只给男性提问的机会，那就不会是新闻，那是普通日常，”谢丽尔·桑德伯格评论道，“我们想知道，如果我们在会议上都像奥巴马那样，尽可能为女性提供发言机会，会发生什么。”
这并不是说，男人在着手解决整个问题的时候，女人都去坐嘉年华大邮轮，从阴道形状的鸭嘴杯里咂咂地喝着椰林飘香鸡尾酒，什么都不用操心，坐等母系革命胜利就行了。尽管这听上去十分令人振奋，但现实地说，我们也必须在这一过程中自己站出来抗争。当受到委屈和被误解时要大声疾呼，要相信彼此，要主动申请有权势的职位，要多聘用女性。罗宾·拉科夫在1992年写道：“假如我们自己顺从地不发出声音，那么人们就不会感到恐惧或羞愧，从而会失去任何做出改变的动力。”
取得话语权、得到人们的倾听和尊重这一过程着实不易，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令人沮丧。毕竟语言非常有趣，而且除了不允许在电影院大喊“着火了”之外，很少有法律会管控我们可以说什么。对那些喜欢用并非人人觉得“合适”的方式说话的人来说，这尤其是个好消息。而在我看来，采用某些人认为“不合适”的说话方式和词汇，是你在语言方面可以做的最女性主义的事情。
你准备好享用美味的“不合适”的语言了吗？如果美国电影协会要对下个章节进行评级（我很高兴他们没有这么做，幸好书不需要像电影那样接受评级），那下一章必然会因为脏话被评为r级（限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