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共场所骚扰女性这件事，印度人把它叫作“挑逗夏娃”。我觉得挺有诗意的。这个短语让我联想到的画面是，地球上的第一个男人踮着脚尖、欢快轻佻地跟在地球上的第一个女人身后，他遮羞用的无花果叶随风轻舞着。在叙利亚，这种行为有时被称为“taltish”，这个词就不那么诗意了。它有两个发音刺耳的字母t，描述的是一种轻快利落地述说某事的方式，感觉就像把一杯马提尼酒泼在听者脸上。“piropos”这个词在整个拉丁美洲都很有名，它来自古希腊语单词“pyropus”，意思是“火色的”。据说，古罗马人用这个词表示“红色的珍贵宝石”，类似红宝石：它代表着心脏，因此男人追求女人时就会送她这种宝石（没钱送女人宝石的男人们，就改送花言巧语）。但我用来代表骚扰女性行为的词只有一个，它是在18世纪的英国被发明出来的，那时它指的是对脆弱的戏剧演员起哄的行为：“衣服不错啊，美男！”，或者“滚下去！”。在英语中，我们称之为“catcalling”（喝倒彩；吹流氓哨、街头言语性骚扰）。
很多语言中都会有一个短语来形容一个人（通常是一个男人）在街上对一个他们不认识的人（通常是一个女人或具有女性外表的人）大声进行性评论的行为，因为几乎能在每个国家找到这种街头言语性骚扰行为。尽管很多街头流氓（catcaller）声称他们这是在夸赞别人（“宝贝儿你这是去哪儿啊？”“肏，看那屁股！”），但社会科学家和遭遇街头流氓的人都能看出这才不是他们的真正意图。当我还是一名大学生的时候，我会因为别人觉得我性感而激动，不管我穿着什么衣服，从迷你裙和高跟鞋到药妆超市里随手买的万圣节睡衣套装，我总会在街头被这样“搭讪”。我那身万圣节睡衣上写着“boo！”（嘘声），然后街头有个人就“嘘”了我，还向我求婚。
那个男人并不是真想和我结婚，也并不是想让我觉得我自己很棒，他只是希望我听到他的声音，让我明白他能控制我，至少在那几秒钟能控制我。因为街头骚扰本质上与性无关，它只关乎权力。
自父权制出现以来，语言一直是男性维护其统治地位，确保女性和其他受压迫的性别无法控制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的主要手段。在公共场合猥亵地调戏陌生人可能是他们最浮夸的策略之一，但这并不是他们唯一的策略。其他剥夺权力的策略还包括，给女性贴上“overemotional”（过度情绪化）、“hormonal”（荷尔蒙过剩）、“crazy”（疯狂）、“hysterical”（歇斯底里）”的标签，以此将她们的经历贬低为不可采信的、不值一提的；或者在工作场合称女同事为“sweetheart”（甜心）或“younglady”（小姑娘），把女同事（通常是潜意识地）贬低到从属于他们的地位。我曾经工作过的一个办公室里，公司老板用头发颜色指代每一个女员工：“你今天来得可真早啊，金发美女。”“那篇文章写得怎么样了，小粉妞？”——我还有一个同事是男员工，他的后脑勺剃着锯齿形的发型，但老板叫他时只叫他的名字“丹尼尔”。
其他基于性别的权力游戏包括以一种高人一等的“教你做事”的口气与女性交谈，也就是“mansplaining”（男性说教）。最近最著名的“男性说教”的例子之一，来自2017年的一段视频，视频中有六位杰出的科学家在进行小组讨论，其中一位是女性，她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的教授韦罗妮卡·胡贝尼（veronikahubeny）。讨论进行一个小时后，男主持人（不是物理学家）终于向胡贝尼提出了一个问题，但他的音量马上盖过她，试图替胡贝尼解释她的研究，却没有成功。此时一名观众喊道：“请让她说话！”观众们随即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主持人终于闭上了嘴。
不停地打断女性发言也是一种类似的控制策略。许多研究表明，女性在工作和社交场合比男性更容易被打断（1975年的一项规模不大但意义重大的调查发现，记录在案的男女对话中，几乎98%的打断都是男性造成的）。更糟糕的是，男人还有完全不做回应的行为。罗宾·拉科夫曾指出，打断别人发言所传达的含义是说话人在此没有发言权，或者他们说的话不重要，但是完全不回应是从根本上否定了受害者发言的存在。这就像是在说，女人根本不可能做出有价值的贡献；所以对听者来说，女人的发言可能只是一阵噪声有点大的风，根本不值得回应。记得有一次，我向一群富有创造力的高层人物推销一个项目，他们的老板是一个60多岁的英国人，他在整个会议中一句话也没说，当我发言结束时，他立刻开始和同事继续谈论我来之前他们在聊的话题，仿佛我刚刚45分钟的讲话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男人还有一种行为是，当一个女人指出他们的不妥行为冒犯了自己时，他们会反驳并否认女人的指控。
男人经常随意地用语言来支配女人并不是什么新闻。我们很难忘记，不久以前女人甚至在法律或政治意义上还不被认为是“人”（美国女性直到19世纪末才被允许拥有自己的财产，半个世纪后才拥有投票权，而这还仅限于白人女性）。尽管女性在商界和政界的优秀代表越来越多，但整体而言，女性的境况并没有自然而然地好转。相反，事实往往是，随着女性获得更多的自由和控制权，男性借助话语凸显权力的行为也在相应增多。因为男人们早已习惯了自己作为全人类的代言人，这真要感谢几千年来的“传统”；所以当女人开始进入他们的领地时，男人们觉得必须做些什么来巩固自己合法享有的权威。在某种程度上，街头言语骚扰、打断女人发言、无视女人并说她疯了，以及其他的噤声手段，都是在回应女人对他们权威的渐进挑战，都是让女人的想法和言论变得无关紧要的方式，都是阻止女人夺回权力的诡计。
“堵嘴噤声永远是一种政治策略，”罗宾·拉科夫在1992年的论文中写道，“失去了声音就意味着失去对事情的‘发言权’，失去讲述自己遭遇和经历的‘发言权’，失去能代表自己的一切……不论是在被剥夺者眼中，还是在其他人眼中，被剥夺话语就等于被剥夺了人性。”当一个人的人性被剥夺时，平等对待他们的义务也同时被取消了。“因此，以任何形式让女人噤声的目的都不仅仅是为了让男人更享受交谈，”拉科夫说，“它是制造、强化政治不平等，并使其看似合理且不可避免的基本工具。”
令人充满希望的事实是，不平等实际上不是在所难免的。要纠正这个错误，我们需要做的是说服那些目前霸占着麦克风的人——也就是垄断社会和政治控制权的人——听从幼儿园老师当初给我们的教导：轮流来，让别人也有机会拿麦克风。另外需要做的是，让那些一直以为自己不配获得麦克风的人有机会直接拿到它。但棘手的是，我们必须首先理解为什么这些语言支配行为会以这种方式发生——我们必须理解街头言语骚扰、打断女人发言，和其他形式的基于性别的语言骚扰的社会功能----否则以上种种都是空谈。理解上述行为将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我们现有的处理话语权力行为的策略到目前为止效果都不太好，然后我们怎样可以做得更好。
近年来，语言支配行为并没有减少，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2017年的一项研究分析了最高法院1990年、2002年和2015年的庭辩记录，结果发现，随着更多女性法官坐上了法官席，女性发言被打断的情况非但没有改善，反而越来越多。如果你期待女性法官越多，女性权力就能常态化，你可能会大失所望。“打断发言是为了创建主导地位⋯⋯因此，女性越有权力，被打断发言的次数就会越少。”研究者这样写道。然而现实情况是他们发现：在1990年，当桑德拉·戴·奥康纳（sandradayo'connor）大法官是法官席上唯一的女性时，35.7%的打断发言是针对她的，这在九位大法官中已经是很高的比例了；十二年后，在露丝·巴德·金斯伯格成为大法官后，这两位女性法官发言被打断的次数所占的比例达到了45.3%；2015年，当三名女性法官——金斯伯格、索尼娅·索托马约尔和埃琳娜·卡根（elenakagan）——坐上了大法官席位，这个数字上升到了65.9%。
“尽管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在法庭上取得重要地位，情况反而变得更糟了。”该研究的作者们写道，他们同时证明了打断发言的动机绝对包含性别因素，与大法官资历是否深厚毫无关系。得出这一确凿结论的根据是，研究者发现女性法官不但比男性法官更经常被男性同事打断发言，而且也更经常被法庭职权低于她们的男性打断，也就是那些试图说服她们的男性辩护律师。由此作者总结道：“尽管最高法院大法官是这个国家最有权势的一部分人，但性别在他们身上的影响力大约是资历的30倍。”——更别提在2015年，最常见的打断法官发言的现象是男性辩护律师高声盖过索托马约尔大法官的声音发言，这种情况占到当时法庭上所有打断事件的8%。索托马约尔也是最高法院唯一的有色人种女性法官。
大多数女性没有在最高法院法官席上被打断发言的经历，但她们都经历过言语性骚扰。在所有贬低女性的语言策略中，我们经常听到的往往是街头言语骚扰，因为（1）这是一种几乎所有女性，或外在形象被视为女性的人都经历过的性别压迫形式，而且（2）经历过的女性几乎都对此深恶痛绝。根据非营利组织“喊回去！”（hollaback！）和“停止街头骚扰”（stopstreetharassment）在2014年进行的两项调查显示，65%到85%的美国女性在17岁之前经历过街头骚扰。有此遭遇的女性涵盖各年龄段、种族、收入水平、性取向、地区，受害者中还包括许多男性，尤其是非异性恋和非顺性别男性。来自“停止街头骚扰”组织的数据显示，自我认同为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或跨性别者的受访者明显比其他人更容易遭受街头骚扰。黑人和西班牙裔也更容易遭遇频繁的街头骚扰。
在广播节目《美国生活》（theamericanlife）的一期里，澳大利亚记者埃莉诺·戈登-史密斯（eleanorgordon-smith）试图在悉尼的繁忙街道上采访每一个挑逗她的男人。为了说服她遭遇的其中一名男性，让他相信女性实际上并不喜欢陌生人不友好的性评论，她引用了一项民意调查，该调查显示：67%的女性认为与街头骚扰者互动会招致暴力伤害；遭遇街头骚扰后，85%的人会感到愤怒.78%的人会感到厌烦，80%的人会感到不知所措.72%的人会感到恶心。2017年，我自己做了一项小调查，让我在社交媒体上的朋友们用一个词来形容街头骚扰带给她们的感受：“渺小”“被贬低”“被物化”是最常见的回答。“喊回去！”组织的调查显示，在美国只有3%的女性认为街头言语性骚扰是一种称赞。
3%这个数字非常有趣，尤其是考虑到大多数被指控性骚扰的男性都说他们只是为了表达欣赏赞美。“我没那个意思”“我是在夸你啊”“我们只是普通人，就是想跟你打个招呼而已”，这些是语言学家从街头骚扰者那里收集到的一些回答。撇开统计数据不谈，这些强词夺理的说辞最大的逻辑漏洞是，对从身边经过的陌生人吹流氓哨，主动评价他们的穿着或行为举止，对福斯一般不会关注的特殊身体部位发表性评论，这一系列行为完全不符合专家们观察到的任何一种称赞行为的标准。——2008年的一项研究通过观察分析这类行为得出了最中肯的结论，即男性对女性的称赞大多与外表无关，而是为了在向女性提出可能有损面子的要求或批评时缓和语气，而且总是发生在彼此认识的人之间，例如：“凯特，你知道你是我的最爱，但你能不能明天尽量准时出现？”2009年，语言学家内莎·沃尔夫森（nessawolfson）和琼·马内斯（joanmanes）在一篇名为《称赞作为一种社交策略》（“thecomplimentasasocialstrategy”）的论文中表示，无论其直接功能是什么.“称赞都有一种潜在的社交功能，可以创造或加强称赞者和被称赞者之间的团结”。如果有一个不熟悉人类社会互动模式的外星人，我们要用一种善意的方式与其创建联系，我想我们都会同意“微笑”是个不错的办法，而“让我拍拍你的美臀”绝对不合适。
2017年，喜剧演员彼得·怀特（peterwhite）对街头骚扰者的荒唐辩解进行了精辟的纠正：“我认为男人应该遵守这条黄金法则：如果你是一个男人，不要在街上对一个女人说任何你不想在监狱里听到其他男人对你说的话。”
客观地说，在街上被陌生人随意评价身体的确非常奇怪，这与其他任何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方式都不同，真的会让人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回应。在我的整个青少年时期，街头骚扰总是让我很苦恼，所以每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都只是低下头不予理会。但我20岁出头时上了一两门性别和语言课程，之后我内心的革命反抗精神就被激发出来了.然后我决定试着正面回击街头骚扰。因为我听说很多男人这样做就是为了看女人惊慌失措时的快速反应，朝他们微笑或者竖中指对他们来说都意味着骚扰成功，所以我想给那些街头流氓一些出乎他们意料的东西。
有一次在联合广场公园，两个反戴鸭舌帽的男孩朝我喊叫，要“让我乐呵乐呵”。“我知道你们为什么这么做，”我回应道，“你们只是想向同伴证明自己是钢铁直男。我在学校专门研究你们这种人。想耍我，没门儿。”我不确信自己是否能成功劝诫某个我遭遇的男人永远不再用言语骚扰陌生人，但我确实唬住了其中一些，让他们尴尬得无地自容，那些时刻对我来说都是小小的胜利。我记得有个人听我说完后扭头就跑，虽然我确信这是因为他被惹恼了而不是感到了挫败，但我的回击确实奏效了。
我在社交媒体上让朋友们告诉我，她们个人最喜欢的应对街头骚扰的方法，结果得到了一堆回应，其中有用外语大喊来吓唬他们，做鬼脸来迷惑他们，紧盯着他们看让他们感到被凝视的不舒服。我还问过德博拉·卡梅伦，面对街头骚扰她是怎么做的。“我偶尔会说‘滚远点’，”她告诉我，“但像大多数女性一样，我也十分警惕，尽量避免跟他们发生冲突，因为的确可能会有危险。”
不幸的是，卡梅伦认为在街头流氓身上花任何时间，比如试图与他们讲道理或改变他们的行为，都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他们才不会听，尤其是当他们有一群人的时候，”她说，“假设你对一个街头流氓说：‘你能给我解释一下你刚刚为什么这么说吗？’并且不断质疑他的每一个答案，看着他挣扎着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这样做可能的确挺好玩的。但我真的不认为大部分街头流氓能有耐心接受这种‘访谈’。”
而且就算他们愿意跟你交流，结果也往往不尽如人意。戈登-史密斯在那期《美国生活》节目中说，在街头骚扰她的人有几十个，但是她只成功说服其中的一个停下来和她进行真正的交谈。作为一名前演讲辩论赛选手，戈登-史密斯给了这个家伙各种合理的论据——统计数据、深刻犀利的提问、充满情感的个人逸事----让他反思自己的行为。但最终他还是无法被说服。在和这个男人——戈登-史密斯说他挺友好的，“不是个坏人”——相处了120分钟后，戈登-史密斯唯一做到的就是让他保证不再在街上对女性进行肢体侵犯（他很喜欢拍女人的屁股）。这个男人觉得没有必要停止进行性评论，但他也想不出一个有说服力的理由。他说：“夸人嘛，我要是觉得没啥不妥……我就还是会说啊。”然后戈登-史密斯争论说，他这样还是把自己的快乐创建在了女性的痛苦之上，根本不在意女性的感受。那个人说：“好吧，可这个世界就是这么自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