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的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有语法上的毛病。2013年，buzzfeed·发布了一篇名为《让你愤怒的17个被误用和生造出来的词》的文章，列举了一些常见用语错误，比如“irregardless”（不管）、“supposably”（应该）和“icouldcareless”（我不在乎），每一个错误短语都配上一张动图，动图里的人要么在绝望地扯头发，要么在对着天空尖叫。我25岁的弟弟最近告诉我，他最讨厌的事情之一就是他问候别人“howareyou？”（你好吗），对方回答说“i'mwell”，却不说“i'mgood”（我很好）。
“听起来太蠢了。”他咯咯笑着说。
每当听到这种常见的语法错误，我都会本能地浑身难受。但我尽量从不责备说话人。“i'mwell”就是语言学中“过度矫正”的一个例子，也就是说话者过度应用自己心中的语法规则，导致句子乍一听语法正确，但严格来说并不正确的情况。另一个例子是，该说“meandyou”（我和你）的时候却说“youandi”（你和我），比如，“let’skeepthisbetweenyouandi”（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另外还有错误地用“whom”代替“who”，比如在这个句子中：“whomeverdrankmydietcokeneedstoreplaceitbytomorrow，orelse.”（谁喝了我的健怡可乐，请在明天之前买同款补上，换成其他饮料也行。）·
每个人都喜欢在发现别人语法错误时那种“逮到你了”的感觉，尤其是当你知道说话者故意想让自己听起来很聪明的时候。然而，过度矫正的本意一般是好的。语言学家发现，过度矫正在中下层阶级的女性中最为常见，例如，她们把副词“well”看作较高社会阶级的标志——你更有可能听到高盛的高管说“heknowsthemarketwell”，而不是“heknowsthemarketgood”（他非常了解市场）。正如我们在上一章提到过的，掌握更能代表声望的语言技能是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女性实现阶级流动的有力工具。因此为了显示自己向上流动的愿望，她们试图采用地位更高的人使用的语法形式，但她们用力过勐了。被用错的“well”和“whom”肩负着提升说话者社会经济地位、为其赢得尊重的重任，只是事情并不总能遂人心愿。
“好吧，你这么一说，我现在感觉很糟糕。”我解释完之后，我弟弟这样说。
“只是增加一点思考角度。”我告诉他。
类似我弟弟这种出于本能随意评判别人副词使用错误的做法并不少见。事实上在西方文化中，谴责别人的语法错误是最典型的傲慢行为之一。“当批评对象是语言时，你会感到自命不凡、高人一等，并为此感到骄傲，”德博拉·卡梅伦曾经说过，“你甚至可以把自己比作搞种族灭绝的法西斯主义者来炫耀你的极端敏锐：‘我有点像语法纳粹，我不能忍受人们的语法错误。’”
然而，有这样一种人，你绝对不会听到其纠正别人的语法，那就是语言学家。这听起来违反直觉，但语言科学家对语言应该是怎样的并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语言实际上是怎样的。德博拉·卡梅伦说，公开纠正别人的语法是“不体面的行为”。人们倾向于认为规定语法（prescriptivegrammar）——也就是你的英语老师让你学的语法——是一种强大的、不变的力量，它永远存在着，就像引力或太阳一样。我们忘了，语法规则是由人类发明的，它们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今天被认为是“正确语法”的东西在50年前可能是完全不被接受的，反之亦然。还记得“ain't”这个短语吗，它曾经属于英国上流社会，温斯顿·丘吉尔就很喜欢用它。但是自20世纪初以来，它已经成为英国历史上最受歧视的语法形式之一。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世界上许多语言都有某些特定的语法规则承载着比其他任何语法规则都更重的压力。说话者每天使用的一些最常见的语法结构——名词、形容词、后缀等——都正在悄悄泄露着说话者关于人类性别的想法。所以下次当你的同事、你的兄弟姐妹或推特上的某个混蛋试图嘲笑你的副词用法时，你要准备好本章的知识，予以回击。
世界上大约四分之一的语言中，性别和性别刻板印象已然深深地融入了它们的语法体系。在某些为人熟知的语言中，每个名词都有性、英语不是其中之一，但法语、西班牙语和其他许多语言都是如此。在这些语言中，每个名词都被分入阳性或阴性的“名词类别”，这会影响到单词前缀或后缀的改变。（也有的语言有“中性”的名词类别；有的语言甚至有多达20个其他名词类别，划分标准基于“有生命的/无生命的”“可食用的/不可食用的”“理性的/非理性的”之类的属性，这些我们很快就会讲到。）名词的性也会影响到句子中的其他修饰语，比如形容词和动词过去式.它们的性必须与名词“一致”。
在法语句子“ledînerestsurlatableverte”（晚餐在绿色的桌子上）中，“dîner”（晚餐）这个词是阳性的，但“table”（桌’子）是阴性的，形容桌子的形容词“verte”（绿色的）也是阴性的。在西班牙语句子“elnuevojefenecesitaunarecepcionista”（新老板需要一名接待员）中，名词“jefe”（老板）是阳性的，用来形容老板的形容词“nuevo”（新）也是阳性的，而“recepcionista”（接待员）是阴性的。（如果这个西班牙语例子中的性给你一种别有用心的感觉，你就已经发现一些问题了。）
这样的名词分类系统叫作“语法性”（grammaticalgender）。
在英语中，我们不会给名词指定性——除了当我们用代词“she”指代自然灾害、国家和汽车时（这不是巧合，因为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危险的，男人觉得需要征服、控制它们。这一点稍后再谈）。但是英语确实有一个被称为“自然性”（naturalgender）的系统，也就是英语中仅有的性别名词，例如“man”、“woman”、“brother”、“sister”、“king”（国王）、“queen”（女王）、“actor”（男演员）、“actress”（女演员）等，字面上直接对应被谈论者的性别，第三人称单数代词“he”和“she”同样如此。
人们总觉得语法性和“自然”性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仅仅因为一个名词在西班牙语或法语中被归类为阳性，并不意味着这个东西本身就是男性/雄性的。很多情况下的确是这样。当然，不会有人因为西班牙语中表示眼睛的单词“ojo”是阳性的，表示下巴的单词“barbilla”是阴性的，就想当然地认为讲西班牙语的人都觉得眼睛是男性化的身体部位，而下巴是女性化的部位。
但到了20世纪末，语言学家苏珊娜·罗曼（suzanneromaine）认为，语法性和“自然”性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那么不相关。1997年，罗曼发表了一篇颇具开创性⁺的重要论文，名为《性别、语法，以及二者之间》（“gender，grammar，andthespaceinbetween”）。也是在那一年，发生了戴安娜王妃去世、泰森咬人事件。罗曼在牛津大学提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理论：在世界各地的语言中，语法性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对人类性别的认知之间，存在着一些毋庸置疑的“渗透”。罗曼的主要观点是，在有阴阳性名词分类的语言——从西班牙语到梵语——中，一个词的性很有可能，有时甚至是不可避免地会渗透到说话人对这个词的理解中去。
如果一种语言将“医生”一词指定为阳性、将“护士”一词指定为阴性，那么说这种语言的人可能会在潜意识中从性别角度来看待这些职业。罗曼认为，语法是一个女性主义问题。后缀和名词的阴阳---致性问题在法国女性主义运动中是中心议题，但在美国不是，其原因在于，在有语法性的语言里，性别歧视的含义是公开显现的，毫不掩饰地在言语的每个地方上蹿下跳。而性别歧视在英语中隐藏得就比较深了。但在这两类语言中，这些问题都是可以克服的。
那么，究竟为什么有些语言会有语法性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回到1000年前的那个时代，那时性别只被用来给词分类，而不是给人分类。英语中的“gender”一词最初来自拉丁语单词“genus”，意思是“种类”或“类型”，一开始它从未被用在人类身上。几个世纪以来，名词的阳性和阴性类别也可以被理解为“东西1”和“东西2”，这是构建语言的一种有效方式，基本上没有人会把名词的阴阳性与人类的生理性别联系在一起。当时有语法性的语言非常多，包括英语。事实上在古英语时代，我们把名词分为阳性、阴性和中性三类，这种结构在今天的许多印欧语言·中仍然存在，比如德语、希腊语和俄语。直到1066年，疯狂的征服者威廉带着古诺曼法语登上了英语的舞台，英语的三种性才消失，大多数区分性的后缀也消失了。最终，讲英语的人认为我们不再需要语法性了，于是我们决定采用双向“自然”性系统，如今仍在使用。
直到几百年后，“gender”这个词才扩展到用来形容人。从那之后，“sex”和“gender”就开始互换使用了——那时我们还没有将人的身体和文化相区别。就这样混着用了几个世纪，然后在你意识到问题之前，瞧，语法意义上的“gender”和人类性别意义上的“gender”已然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了一起。
今天，像法语和西班牙语那样将每个名词归类为阳性或阴性，对大多数讲英语的人来说可能过于复杂，但英语的自然性系统对没有该系统的语言来说同样烦琐。匈牙利语、芬兰语、朝鲜语、斯瓦希里语和土耳其语是世界上少数几种完全没有“he”和“she”这类性别代词的语言。假如不提及性别，你怎么知道说话者到底在说谁呢？这个问题一般可以借助语境解决，不过有的语言拥有其他更有创意的中性方法。北美原住民的阿尔衮琴语（algonquianlanguages）有两个不分性别的第三人称单数代词，谁使用哪个代词取决于谁在会话中处于更核心的位置。在这些语言中，你所使用的代词会随着你讨论的话题而变化。这个系统被称为“另指人称”（obviation）.真是绝顶聪明的方案。
除了代词，还有一些语言本质上是没有性别区分的，其中只有很少几个词语指代一个人的“自然”性别。约鲁巴语（yoruba）是尼日尔利亚的一种语言，它既没有指示性别的人称代词，也没有英语中那几十个性别名词，比如“son”（儿子）、“daughter”（女儿）、“host”（男主人）、“hostess”（女主人）、“hero”（男英雄；男主角）、“heroine”（女英雄；女主角）等。相反，约鲁巴语中最重要的区别对象是你所谈论的人的年龄，所以他们不说“兄弟”“姐妹”，而说“长亲”（egbon）和“幼亲”（aburo）。约鲁巴语中唯一与人的性别，或者说生理性征有关的词是“obirin”和“okorin”，意思分别是“有阴道的人”和“有阴茎的人”。所以如果你真的想称某人为你的姐姐，你应该说“egbonmiobirin”，也就是“我那个有阴道的长亲”。当你说得如此具体时，就会反过来发现英语对迅速辨识性别的执迷是多么令人毛骨悚然。
我在高中的外语课上学了意大利语，这是一门有语法性的语言。在学习哪些单词是阴性的，哪些单词是阳性的时候，我总是想知道每个名词到底是如何得到其性的。为什么桌子、椅子和叉子这些词是阴性的，而餐巾、食物和刀这些词是阳性的？表面上看，这似乎完全是随机的。但是语言学家表示，给名词指定性其实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形态学家格雷维尔·g.科比特（grevilleg.corbett）曾经写道，性的指定背后的原理在不同语言中存在很大差异。有些语言是基於单词的发音或结构，有些语言是基于词义，而大部分语言会同时考虑单词的结构和意义。此外，一个词的性的指定及其背后的动机，很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
历史上一直有少数男性学者试图操纵语法性和人类性别之间的关系，以反映他们对男性和女性的个人看法。19世纪初，德国语法学家雅各布·格林（jakobgrimm）将语法性的指定视为生理性别的直接延伸，他认为这一概念对理解世界是非常必要的。“他说语法性的概念是‘自然’秩序在每一个物体上的延伸，”罗曼解释道，“在格林看来，用阳性名词命名的东西出现得更早、形体更大、更坚固、速度更快、更刚硬、更活跃积极、更灵活敏捷、更有创造力；而那些阴性名词命名的东西则出现得更晚、形体更小、更柔和、更安静、更隐忍/被动、更愿意倾听和接受。”
格林有个朋友叫卡尔·莱普修斯（karllepsius），是普鲁士的语言学家，他同意这种精准的诠释。莱普修斯甚至声称，只有文明程度最高的、“人类历史上能领导世界的强国”才会区分名词的性。在他看来，有语法性的语言的使用者对人类的两种生理性别有更全面、更成熟完善的理解。没有语法性的语言？它们在“衰落”。
就语法性理论而言，格林和莱普修斯都是蠢蛋，英语现在不还活得好好的吗？——我们也得有点19世纪普鲁士男人的自信。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对语言是否反映“自然”性这一问题持有极端观点。事实上，许多学者认为语言和“自然”性之间根本没有联系，没有“渗透”。不过格林和莱普修斯在一件事上是正确的，即语法性与说话者对男性和女性的态度并不总是无关的。语法性既不客观、也不必然为真。
有的时候，语法性中的性别歧视能把人气死。
在有语法性的语言中，有很多关于男人和女人的概念是无法按照规定标准用“语法正确”的方式进行交流的。例如在法语中，最受人尊敬的工作称谓都是阳性的，比如警官、医生、教授、工程师、政治家、律师、外科医生以及其他几十种工作称谓（而“护士”“看护人”“仆人”这些词恰好都是阴性的）。所以，如果你想用法语说“医生很勇敢”，但这位医生恰好是女性并且你想指出这一点，那你就倒霉了，这句话没法说对，因为从语法上讲，法语名词“ledocteur”（医生）和形容词“courageux”（勇敢）都必须是阳性的。
法国女性主义者试图想出几个替代词，比如“ladocteur”“ladocteure”“ladoctoresse””。但在法国有一个真实存在的语法警察，即一个叫作法兰西学术院（académiefrançaise）的官方语言委员会，他们不愿意承认这些词，也拒绝将它们收入词典。——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法兰西学术院目前的36名成员中只有4名是女性；也不知道为何其中有6名男性成员的名字都是“让”（jean）。
在意大利语中，阳性名词“segretario”指的是受人尊敬的政要秘书职位，比如传统上由男人担任的国务卿，而阴性名词“segretaria”指的是收入较低的接待员，传统上由女人担任。
今天，如果一名女性从政府部门的“segretaria”起步，一步步晋升为政要秘书，她就必须把头衔的后缀改为阳性的。对她来说，事业的上升就意味着她头衔的“男性化/阳性化”。
这些语法性的指定究竟能对人们看待现实世界的方式产生多大影响？有研究证明，其影响是巨大的。1962年，学者们进行了一项实验，向讲意大利语的人展示了一系列编造的莫名其妙的名词，这些名词有的以o结尾，有的以a结尾——在意大利语中，通常o是阳性后缀，a是阴性后缀。这些人被要求想象这些假名词可能代表什么，然后用一系列形容词来描述它们，比如好、坏、强、弱、小、大等。然后，他们被要求用相同的形容词描述男人和女人。结果呢？阴性名词和女人都被描述为“善良的、软弱的和娇小的”。阳性名词和男人都是“恶劣的、强壮的、高大的”。这项研究证明，语法性不可能不渗透到语言使用者的世界观中。
还有很多语言的名词分类系统并没有明确的性别区分（并不像莱普修斯所说的——不管他是什么意思——对生理性别有“较低级的理解”）。在印度南部的泰米尔语中，名词按种姓的高低来区分。一种名为“奥吉布瓦”（ojibwa）的美洲原住民语言根据“有生命”和“无生命”的差异给名词分类（在我看来这似乎比阴阳性区分法更符合逻辑）。
泰米尔语和奥吉布瓦语这两个例子很好地证明了，语言的分类系统完全不是任意的，而是直接基于使用者对每个单词含义的理解而产生的。人、动物、树木和神灵都属于奥吉布瓦语名词中有生命的一类，而且在奥吉布瓦人的文化观点中，雪和炊具也是“有生命的”名词。但是在语法性有阴阳性之分的语言中，名词分类的文化意义就开始出现问题了。因为语法性与语言使用者在文化上对人类性别的认知是密不可分的，理论上他们对男人和女人的印象不可能摆脱语言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不可避免地会在他们学说话的时候就开始固化。
一个非常不理论化的例子来自澳大利亚原住民的迪尔巴尔语（dyirbal）。迪尔巴尔语有四类名词，第一类是阳性的，第二类是阴性的，第三类专门指可食用的水果和蔬菜，第四类是指不属于前三种类型的任何东西。这种分类听上去十分简单明了，但奇怪的是在迪尔巴尔语中，一只动物总是首先被归为阳性，除非该动物明显比其他同类更有害或更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它才被归为阴性。例如，在迪尔巴尔语里，鱼属于阳性名词，而危险的鱼，比如石鱼和颌针鱼，就被标记为阴性。所有其他可能致命的生物，以及任何与火、水、战斗有关的东西也是如此。“这种分类原理告诉了我们，迪尔巴尔人是如何看待他们的世界并与之互动的。”罗曼说。
迪尔巴尔语系统也是将“阳性”作为默认项的一个例子。仿佛在这个语言的世界里所有的东西都是阳性的，除非有什么理由可以说某事物不是这样的。这种默认的男性/雄性模式出现在数百种语言的语法结构中，比如法语中只有阴性名词用e做标记，或者在意大利语中，一群男孩和女孩会自动被称为一群“男孩”（只有当一群人都是女孩时，你才会听到人们使用阴性名词）。有时候，男性/雄性的默认模式会毫不掩饰地出现在语言里，例如埃塞俄比亚的迪兹语（dizi）就把几乎每一个名词都归类为阳性，除了那些“天生”为女性/雌性的东西，如女孩、女人、奶牛，以及小尺寸的东西，如小扫帚、小花盆。于是语言成了一种明目张胆地排斥所有阴性事物的终极手段。
在迪尔巴尔语的系统中，一个东西只要不能杀死你，就被认为是阳性的。将名词按照危险与否的标准加以性别化的区分这种做法似乎离我们十分遥远，但其实讲英语的人在不知不觉中也做了类似的事情。想想所有用代词“she”而不是“it”来指代非人类事物的例子，例如汽车、船只、飞机、海洋、国家、尼斯湖水怪和飓风。20世纪50年代，美国国家气象局正式决定借鉴海军气象学家用女性名字命名其船只的传统，只给飓风起女性化的名字。幸运的是，在1979年，两个部门共同采取了性别平等行动并修改了该命名系统，将男性和女性的名字都包括在内。以上所有这些事物，都是巨大的、具有挑战和威胁的，同时又有着被男人征服的漫长历史。
1995年，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波音美人》的文章，作者是一位飞行员，他这样描述他的波音727客机：“我的妻子乔安娜今天遇到了她的竞争对手。在我们31年婚姻的大部分时间里，她都知道‘另一个女人’的存在……当然，我说的是一架飞机……但这是一架多么好的飞机啊。”一个爸爸炫耀他刚上过蜡的宝马摩托车，说：“她可真是个美人儿！”一个it人员在你工作的时候停在你的办公桌前，看了看你出了故障的笔记本电脑，说：“把她打开！”2011年，一群语言学家在《流行文化杂志》（journalofpopularculture）上发表了一项研究，分析了卡特里娜飓风过后商家销售的带有性别歧视的纪念t恤，其上印着的标语包括“卡特里娜，那个婊子！”“我被卡特里娜骚扰、鄙视，还被她肏了：臭婊子”“让卡特里娜吹我吧：她阻止不了我去2006年的油腻星期二狂欢节”。
20世纪20年代，男性语言学家为这种赋予物体人称代词的做法起了个名字，称之为“升级”（upgrading），好像把这些东西叫作“她”，就把它们提升到了人类的地位。他们不明白的是，这样做是同时把女性贬低到玩物和私有财产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