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20年里，从企业高管到高中英语老师，每个人都批评句尾升调听起来不够自信。甚至有一位语言学家也向我承认她不怎么喜欢句尾升调——“很不幸，我也不喜欢句尾升调。”纽约大学教授路易丝·o.沃什瓦里在电话里小声对我说，声音里透着一丝内疚，“我认为这会让人觉得女性缺乏安全感，因为听起来像是在问问题。我本不应该说这些。”
但无论人们对此作何感想，研究表明在某些语境中，句尾升调所传达的含义实际上与不安全感完全相反。
例如1991年，宾夕法尼亚大学在得克萨斯州的一个女大学生联谊会中做了一项研究，发现高年级成员经常使用句尾升调来向低年级的学生宣示权力——“明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希腊主题活动？我们希望每个人都参加？”拉科夫曾经提出一个理论：女性之所以在彰显权威时使用句尾升调，原因之一是她们有意地，或是下意识地训练自己这样做，这样她们就不会给人留下“专横”或“傲慢”的印象。按照拉科夫的说法，使用句尾升调可以让女性表露自信时避免因为听起来不“淑女”而受到攻击。我说话的时候也注意到自己会用句尾升调来缓和陈述句的语气，特别是在讨论一个有点争议的话题时，但我不认为这么做只是为了听上去不那么傲慢专横。相反，对我来说，这是一种自信地陈述自己观点的方式，同时也是向大家表明我态度开放、等待着别人的回应。我可不认为这是件坏事？
句尾升调绝对不是仅存在于女性话语中的语言现象。2005年在香港进行的一项研究调查了讲英语的商务人士和学者在会议上的语调模式，发现会议主席——也就是房间里级别最高的人——使用的句尾升调是其下属的七倍之多。在这里，句尾升调也被用来强调主导地位，迫使听众集中注意力，紧跟会议节奏，并做出回应。但这一次，没有人将其误解为不安全感的表现，因为大多数演讲者都是男人。
对于女性使用模煳限制语的误解，与人们对女性使用句尾升调的种种误解如出一辙（女性比男性更多地使用句尾升调，并且总是在表达不安全感）。20世纪后期开始的一系列关于模煳限制语的研究表明，总体来说男性和女性使用模煳限制语的总频率在统计数据上不存在显著差异。此外，各模煳限制语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尽相同。以“youknow”为例：语言学家发现，不仅使用这个短语的男性和女性人数大体相当，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女性实际上把它当作一种积极传达自信的方式。在20世纪80年代，新西兰语言学家珍妮特·霍姆斯分析了大量语料数据后发现，当你用上升的、类似疑问的语调说“youknow”时，确实意味着犹豫或怀疑，例如“it'snot，youknow，fair.”（这是，你知道，不公平的）。但是，当你用降调说它，比如“it'snotfair，youknow.”（这是不公平的，你知道），效果就正好相反。霍姆斯的研究数据表明，从不同性别群体中收集到的“youknow”数量几乎相同，但女性用降调说这个短语来表达自信的数量，则比男性多20%以上。尽管研究数据如是说，大多数人倾听时却并不这样反应”，在一个女人说出第一个模煳限制语时，他们就会自动认为她没有安全感。
年轻女性比男性更频繁地使用的唯一一种模煳限制语，是话语标记语“like”，但是再重申一次，这并不是由于缺乏安全感。针对青少年言语的多项研究表明，年轻人使用“like”是为了“一定程度上让自己摆脱潜在的评价性话语的影响，无论是对自己的积极评价还是对他人的消极评价”。性别语言专家珍妮弗·科茨推测，之所以男性整体上较少使用这类“like”，可能跟他们对所谈话题的选择有关，她说：“与女性不同的是，男性整体上倾向于回避谈论感性话题。”一般来说，男性不会大大方方地表露内心，也不会轻易谈论个人问题，所以也不怎么需要用到这类模煳限制语。
既然大家说话几乎都用气泡音、句尾升调、各种模煳限制语，那么为什么单单是年轻女性受到了最刻薄严厉的批评呢？按照语言学家的说法，人们如何接收并感知这些言语特征跟所说的内容关系不大，而是跟这样说话的人关系更大。换句话说，对言语特征的评判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说话者的看法和态度。2010年，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的两名语言学家进行了一项研究，他们发现，在听一个政治“专家”讲话时，会话参与者不会把这个人的句尾升调理解为缺乏安全感的表现。但是，当说话者被介绍为“非专业人士”并使用了句尾升调时，听众对他们的能力提出了质疑。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语言学家马克·利伯曼说，有一位美国总统也以句尾升调而闻名于世。“乔治·w.布什就总用句尾升调，”他回忆道，“可是从来不会有人说：‘哦，那个小布什太没有安全感了，像个小姑娘似的。’”（不过，平心而论，这是小布什身上最没问题的“问题”了。）
在过去的20年里，气泡音、句尾升调，以及“like”等已经超越了性别之间和代际之间的隔阂。30多岁的布莱恩·里德（brianreed）是2017年轰动全球的播客《狗屎镇》（s-town）的主持人，和我听过的任何女性主播一样，他说话也用句尾升调。还有对《抢答》（jeopardy！）参赛选手，以及在坚宝果汁（jambajuice）买东西的爸爸们的正式研究，都显示出现代男人绝对会在句尾提升声调，且乐此不疲。我61岁的父亲是一名神经科学家，已经使用了无数次气泡音。而且根据利伯曼2003年对电话谈话录音的分析，男性使用不同类型的“like”的频率比女性高。
当男性用这些方式说话时，人们似乎毫不在意，甚至都注意不到。只有当它们从女性嘴里冒出来，才会让人大惊小怪、烦躁厌恶。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我们的文化对气泡音、句尾升调和“like”的排斥实际上与这些言语特征本身无关，人们排斥的是最先把它们用在现代英语中的女性罢了。
几十年来，语言学家一致认为，年轻的都市女性往往是我们语言的创新者。就像韩国之于美容产品、硅谷之于应用程序一样，十儿岁、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女性创造着，抑或孕育着未来的语言趋势——尽管不是有意为之，也不是为了钱。利伯曼说：“大家都知道，如果你发现世界上正切实发生着某种变化，那么年轻人将会引领老年人适应变化，而女性的步伐往往可能比男性领先半个世代。”——一个有趣的事实是，语言学家还发现，最不愿意创新的语言使用者是那些不爱运动的、年长的乡村男性（nonmobile，older，ruralmales），正好组成一个首字母缩写词：“norms”（规范，准则；正常人）。
女性为何会以这种方式推进语言演化，我们尚且无从得知。一种假设认为，这是因为女性在现代社会中被赋予了更多畅所欲言、展现才华的自由。对网络俚语的研究表明，女性使用的网络语言更具表现力，比如有创意的标点符号、描述性强的话题标签、表情符号、以及omg和af等有趣的缩写。另一种理论认为.原因在于女性更善于社交，因此更容易捕捉到微妙的语言线索。但在我看来，最令人信服的理论是，年轻女性能推进语言的创新是因为她们把语言视为一种维护自己权利的工具，而在现有的文化环境中，除此以外她们并没有很多其他选择。
对于那些希望提升社会地位的女性来说，语言是一种赋权的资源，世世代代都是如此。一个突出的例子是：1978年，屡获殊荣的语言学家苏珊·盖尔（susangal）前往奥地利研究一个贫穷的讲匈牙利语的小村庄。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界的变化，这个村庄最终被划为奥地利的领土。在这些匈牙利村民看来，所属国境的改变真是倒了霉了，因为现在他们被迫生活在一个其他人都说德语的国家。于是，村里的女人——至少是年轻女性——开始学说德语。这是一个聪明的举动，因为会说一些德语之后，她们就可以离开村子、找到更好的工作、嫁给性感的奥地利丈夫（如果她们喜欢的话），从而在社会经济阶梯上不断攀升。盖尔注意到，对于老年妇女来说，采取行动已经为时太晚，但对于那些还有机会的人来说，语言是一种逃离现属群体、获得更好生活的途径。
这个故事与路易丝·o.沃什瓦里的理论是吻合的，即生活在贫穷地区或群体中的年轻女性，以及年轻的移民女性，更有可能需要借助语言来实现社会流动。这是为什么？一般来说，男性更容易获得蓝领工作，而且蓝领工作的薪水比许多工人阶级女性的工资要高。“从历史上看，在煤矿地区，一个矿工一周赚的钱比他当服务员的女朋友一个月赚的钱还多。”沃什瓦里解释道。理论上来说，女性是可以找到一份煤矿工作的，很多人也的确找到了，但这份工作很残酷，社会环境对女矿工也不友好。因此，如果一个女性想以社会文化可以接受的方式赚更多的钱，她就必须从事所谓的“粉领”工作，比如当接待员或银行出纳员。而这类工作需要新的语言技能，比如学习一种更“受尊敬”的方言或者一门全新的语言。沃什瓦里回忆说：“在西班牙有一项研究表明，女性学习加泰罗尼亚语以便出去找一份秘书工作，而男性会因为她们会说两种语言而取笑她们。”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看不起女性使用语言的方式，就像奥托·叶斯柏森和鲍勃·加菲尔德一样，他们经常认为女性的交流方式愚蠢而恼人。但是研究性别和外语的观察者注意到，男性和女性说话的方式之所以会产生显著差异，通常是因为女性被禁止使用某些词语、语音或文字系统，因此被迫进行创新。例如，在非洲南部班图语系的一些语言中有一项严格的规定，禁止已婚妇女说她们公公的名字，也不允许说任何听起来与之类似的或有相同词根的词，因此班图妇女经常通过借用其他当地语言的同义词来绕过这一规则。一些语言学家认为这就是吸气辅音（clickconsonants）进入班图语的原因——女人们从西非的科伊桑语中借用了它们，最终使其进入了广泛使用的主流班图语。类似的故事也发生在中国，有一种叫“女书”的字体，通常被认为是与标准汉字迥异的文字系统。但实际上，女书只是一种非常规的、更语音化的书写汉语的方式，这是当地女性在不被允许学习读写的时代自己创造并发展起来的。
这两个例子都是德博拉·卡梅伦所说的“对女性创造力的证明，但也是她们在历史上长久处于从属地位的产物”。对于女性来说，语言往往是应对压迫，或竭力抵抗压迫的一种复杂方式。
女书、学说德语的匈牙利女性、学说加泰罗尼亚语的西班牙女性.这些例子清楚揭示出年轻女性要在语言上创新的原因——这是她们的出路。那么她们使用气泡音的原因是什么？目前学界尚未得出一个完善可靠的结论，但是沃什瓦里认为这可能与语言可以起到一种象征作用有关。女性并不是唯一进行语言创新的群体。“与其他群体相比，从黑人英语中起源的俚语和新用法的数量多不胜数。”沃什瓦里解释道，同时引证了一些从非裔美国人白话英语中不经意间窃取而来的流行词语，如“phat”（大码辣妹）和“fuckboy”（渣男）。“你可能疑惑，为什么弱势群体创造的语言后来会被多数群体拿去使用，但是换一个角度想，也许是因为弱势群体一直以来都把语言作为一种获得权力的方式。想想欧洲那些被剥夺了公民权的犹太人吧，他们创造了自嘲的‘犹太笑话’，其实很多幽默笑话都源自他们。”
女性和其他许多受社会压迫的群体用语言为自己赋权的方式之间都是相关联的。边缘群体通过语言创新来壮大自己的做法，历史十分悠久。他们显然非常擅长此道，因为不管世界上的其他群体是否知道这些酷炫的新俚语、单词发音和语调应该归功于谁，他们的说话方式最终总是会与边缘群体趋同。
社会喜欢抨击句尾升调、“like”和其他女性语言特征的另一个原因——尽管整个社会最终吸纳了这些使用语言的方式——简单来说就是，当事情超出控制时，人们会被吓坏。你看，当鲍勃·加菲尔德这些“正常人”（norms）听到年轻女性在句尾使用气泡音时，一场小小的存在危机从他们心底油然而生。“（他们）变得爱挑剔、爱批评，甚至可能感到焦虑不安，然后说：‘语言听起来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语言学家奥伯恩·巴伦-卢茨罗斯（auburnbarron-lutzross）说。因为这些人习惯了掌控局面，所以当别人开始制造“事端”的时候，他们会觉得世界末日就要来了。“如果是这些‘正常人’首先使用了气泡音、句尾升调和‘like’，我们会称赞他们丰富并扩展了语言的边界。我们读的杂志的名字会变成《嗯，纽约客》（the，like，newyorker）。”记者加布里埃尔·阿拉纳（gabrielarana）在接受《大西洋月刊》采访时表示。但“正常人”并没有这样做，再加上美国人总是喜欢听老白男的话，所以我们所有人都得花一段时间才能跟上这股语言变化趋势。
有一种简单的方法，可以让我们为推动语言走向宽容的未来出一份力：对新的语言趋势感到好奇和着迷，而不是表现得暴躁又迂腐。每当我们想对女性或其他人——包括我们自己——的某种语言特点加以批评时，我们可以提醒自己要像语言学家那样思考，提醒自己系统化的语言模式从来不是愚蠢或毫无意义的。人们对这类模式的批评只会强化某种不合理的语言标准。
想想那些针对女性声音的监管行为——批评她们的语调、她们的句法、她们的用词——与社会监管女性外貌的行为逻辑是何等相似。针对女性的杂志文章和广告不但告诉她们必须变得更漂亮，也告诉她们需要改变说话方式。我曾听过这样一种讽刺的说法：让女人包包不离手、高跟鞋不离脚，这样就能使她们行动不便。虽然我并不真的认可这种观点，但我认为你可以将这种逻辑与对女性语音和用词的批评进行比较——后者把人们的关注点从女性话语的实质内容转移到无关紧要的语言习惯上，同时给女性制造焦虑，使她们过度关注听者的感受。担心自己使用气泡音的次数过多、忧心自己是不是道歉过于频繁，不过是“担心额头是不是泛油光了”，或者“肥肉是不是从塑身裤挤出来了”等烦恼的语言对应物罢了。
女人应该停止使用话语标记语和气泡音，这样她们的话语听起来就会更“清晰”——这种温和的建议不论本意多好，终究是毫无助益的。2016年，我得到了用来测试某个新款语音识别应用程序的促销码，该应用程序旨在帮助年轻人练习说话时不用任何填充短语，以便使他们听起来更加“权威”。这种冠冕堂皇的所谓“赋权”建议，与告诉一个女人穿裙摆较长的裙子会显得更像成功人士一样，都是居心不良。这是在女性所遭受的压迫的基础上对她们的进一步惩罚。我们的社会文化中最没有帮助的建议之一就是，女性需要改变她们的说话方式，好让自己听起来不那么“像女人”——或者告诫酷儿需要让自己听起来更像异性恋，或者告诫有色人种要让自己听起来更像白人。不同群体当中各异的说话方式本身并没有高低贵贱、孰优孰劣之分。人们对不同群体说话方式的差别对待只反映出一个潜在缺省，即谁在社会文化中拥有更大的权力。
正如德博拉·卡梅伦曾经说过的那样：“训导年轻女性适应那些管控着律师事务所和工程公司的男人们的语言偏好——或者说，偏见——就是在为父权制工作。”这种做法本质上接受的观点是，出问题的是“女性化”的语言，而不是批评者所持的性别歧视态度。“女性主义的任务当然是挑战性别歧视，”卡梅伦继续说，“要致力于反对偏见，而不是对偏见视而不见。”
所以，如果有人因为不喜欢你在句子结尾压紧声带发出气泡音、经常说“对不起”或是其他语言特征，就批评你愚蠢可笑、想让你感到难堪，请记住：就算那些“正常人”不理解你，语言学家也会懂你、支持你的。毕竟，那些讨厌你的人可能只是在为你用他们无法控制或理解的方式改变了世界而感到痛苦。
我知道这样想好像有点夸张。但是，嗯，这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