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高超的交际技巧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不仅限于使用模煳限制语这一个方面。另一个被忽视的技巧被语言学家称作“最小反应”（minimalresponses），指的是在别人说话的时候，听者所说的诸如“yeah”（是的）、“right”（对）、“mm-hmm”（嗯嗯）等小短语，来表示科茨所说的“积极的倾听”。
1995年，新西兰的社会语言学家珍妮特·霍姆斯（janetholmes）出版了一本名为《女性、男性与礼貌》（women，menandpoliteness）的书，在书中她引用了下面的对话，对话中两个名叫蒂娜和琳恩的女人在谈论她们喜欢的老师。注意蒂娜说话时，琳恩运用的最小反应策略：
琳恩总是在一个完整的意义单元的结尾，或在停顿间隙恰到好处地插入感叹词，永远不会强行抢过话头或打断会话，它们的作用是向说话者表达认同，同时表明听者在关注对方的叙述进展。这些感叹词使得会话富有成效，因为所有的“mm-hmm”和“yeah”都代表琳恩对谈话的投入和对谈话内容的支持，说明她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而不是一堵任凭蒂娜自说自话的墙。
科茨说，这些策略性的短语“说明女性会在谈话中敏锐地做出最小反应……这是一种成就，体现了谈话参与者在预测谈话如何发展方面所做的努力”。得克萨斯大学圣安东尼奥分校的非裔美国人语言学者索尼娅·莱恩哈特曾告诉我，说非裔美国人白话英语——许多黑人社区中流行的一种系统化的方言——的女性尤其擅长做出最小反应。“你坐在一群黑人女性中间时，会发现她们的对话中有很多闲谈，很多的‘mm-hmm’、‘girl，you’reright’（姐们儿，你说得对），”她说，“黑人女性之间的谈话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创建共识和团结。”
女性在谈话中用来创建联系的另一种策略是一种特定形式的提问，这也被误解为缺乏安全感的表现。按照拉科夫和大多数讲英语的人的标准，如果一个女人问“太多”问题——其中包括具有陈述功能的问题，例如“现在该去吃晚饭了吧？”，以及句尾附加问句”，例如“今天天气真好，不是吗？”——那是因为她胆小怯懦。但珍妮弗·科茨的研究表明，在女性专属空间里，提问——包括陈述式问题和句尾附加问句——是非常方便的增进合作的手段，由提问可以引入新话题、确认其他说话者的观点，或者开始一段叙述。具体操作例如：一群女性朋友就一个话题——比如她们去过的音乐会——开始谈论她们的不同经历，她们可能都在分享自己曾见过某音乐人的故事，这时一个人问另一个人：“嘿，姐们儿，你去年不是见过蕾哈娜吗？”或者：“你去看的那场带有狂舞区的精彩演出叫什么？”
科茨发现，当男性互相提问时——他们和女性一样频繁地这样做，但他们从来没有因此被指责缺乏安全感——他们通常是在询问信息和寻求答案，但就女性来说，提问具有不同的作用。女性提问的用意是欢迎每一位参与者加入对话，并保持整体对话的顺畅进行。全女性对话之所以具有精妙的水平结构，是因为任何一个参与者都不将自己定位为当前话题的主导者，而且她们提出的问题都要符合这一要求。“女性不提出寻求信息的问题，可能是因为她们愿意相信说话者‘知道答案’，是一个内行。”科茨解释道，“在友好的交谈中，女性会避免把自己当作了解一切的专家，因此也会避免导致谈话失衡的言行。”
女性的谈话也有独特的轮转结构，科茨把这种谈话风格比作即兴演奏会。“一场即兴演奏会的决定性特征，”她说，“是整个会话同时对所有参与者开放。”在这类会话中，你可能会听到几个人同时在说话，相互重复或者复述对方的话。谈话中的所有人都在共同构建交谈的意义，所以“每次只能一个人说话”的规则在这里不适用。“几个人同时说话并不会影响理解，”科茨解释说，“相反，这会促进话题在多个层面上向前推进。”
这种即兴演奏会式的轮转结构在全男性的会话中非常罕见。事实上，科茨发现男性会话中最显著的特点之一——一个有助于维持其垂直等级结构的特点——就是他们的会话往往是交替的独白，或者是一名发言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持续发言，其间没有任何打断，甚至连最小反应式的插话都没有。这个特点使说话者“成为专家”，并向别人展示自己关于某个话题的知识储备。科茨解释说：“因为大多数男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选择‘每次一个人说’的轮换模式，所以多人同时说话被认为是反常的、企图抢夺主导权的违规行为。”由于这个原因，男人有时候就认为女人之间即兴演奏会式的多人会话是侵略性的，非常粗鲁。1992年，语言学者玛丽·塔尔博特（marytalbot）记录了两对异性恋情侣的四人约会，其中一名男子讲述了自己在机场的一段经历，他的伴侣时不时插话，做一些协作性的评论或表达支持。过了一会儿，这位男士终于忍不住举起双手，说：“我希望你不要再打断我了！”瞎，他要是个爵士乐鉴赏家就好了。
随便看一看全女性会话的记录，你马上就会发现这种即兴演奏会式的谈话是什么样子的。下一页的插图就是很好的例子，那是珍妮弗·科茨收集到的对话记录，她和其他四位讲话者正在讨论类人猿如何用语言彼此交流。
这段有趣的、书呆子式的交谈展示了科茨所描述的即兴演奏式闲聊的许多元素。梅格、玛丽、贝亚和海伦使用了诸如“是啊”“嗯嗯”“没错”等最小反应短语来赞同说话者，并把会话向前推进。我们看到玛丽和贝亚在讨论类人猿怎么称呼“巴西果”时，不断地重复对方的话，补完对方的句子，并且异口同声地说话。奥托·叶斯柏森在《语言论》一书中提出了许多让人白眼翻上天的观点，其中一个是：“女人之中几乎没有语言科学爱好者。”显然他只是没有认真听女人说话而已。幸运的是，珍妮弗·科茨认真听了。
至于“为什么”女性倾向于以这种交互协作的方式对谈，学者们提出了一些理论。其中最愚蠢的理论之一，来自约翰·l.洛克那类人，洛克曾认为，女人“自然而然地”演化得更倾向于水平式交谈，就像长颈鹿演化出了长长的脖子一样。他的观点是，女人喜欢在背后议论别人、在谈话中喋喋不休，这是我们的祖先被限制在家庭空间----比如厨房中、手工桌旁——导致的结果。待在这些地方的女人骨子里形成了通过吐露隐私并相互认同培养亲近感的倾向。所以女人就应该一直待在厨房和手工桌边。洛克还认为，男人具有竞争性的语言风格是因为他们“被选中去进攻、去主宰，但这可能会导致他们最后被杀死，（所以）他们需要一种更安全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目标”。因此，男人不再使用真刀真枪拼命，转而选择用言语进行仪式化的决斗。决斗总会产生赢家和输家，即使决斗的传统消失已久，男人依然继续用决斗的形式说话，以分出胜负——至少洛克的理论是这样的。
对于性别化的语言差异，有些解释不那么似是而非。其中一种解释来自语言学家德博拉·坦嫩（deborahtannen）出版于1990年的畅销书《你根本不懂：会话中的女人和男人》（youjustdon'tunderstand：womenandmeninconversation）。坦墩在书中指出，女人和男人的社会化过程是不一样的，从童年开始.女人和男人就生活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和两种完全相反的价值观中，所以他们长大后对事物的理解大相径庭。不是谁更好或更差，只是不同而已。结果就是，男人说话的目的是交流信息，而女人交谈的目的是创建联系。
另一种更为复杂的理论认为，女性的会话风格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应对策略，能反映出她们在我们的文化中的地位。这个观点受到珍妮特·霍姆斯的启发，她认为我们的社会要求女性成为情感劳动者，也就是成为可以伏在上面哭泣的肩膀并承担同情他人的任务。所以当女人们聚在一起，以水平的方式相互交谈时，基本上你就会看到她们非常出色地同时完成着上述社会期待，并且享受着情感回馈。我想可以肯定地说，任何一个感受过另一个女人的真挚共情和支持的女人都知道，这个过程让人非常有满足感。
但是很难说女性是否天生就更能共情，反正专家学者对此是表示怀疑的。2017年，性别社会学家莉萨·许布纳（lisahuebner）在接受《时尚芭莎》采访时表示，我们应该拒绝的观念是：女人“总是在生理上天生能够比男人更好地感受、表达和管理情绪”，因此应该负责做这些事。当然，有的人的确能够比其他人更好地处理情绪，这是他们的个性使然。但正如许布纳所说：“我认为，我们仍然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这种能力是由生理因素决定的。”
心理学家妮奥贝·韦（niobeway）提供了一些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女性并非天生就比男性具备更强的共情和创建联系的能力。2013年，韦出版了一本名为《深藏的秘密：男孩的友谊和关系危机》（deepsecrets：boys’friendshipsandthecrisisofconnection）的书，探讨了年轻异性恋男性之间的友谊。韦追踪了一组男孩从童年到青春期的成长，发现在小时候，男孩与其他男孩的友谊就像女孩之间的友谊一样亲密和情绪化。男性气质规范被灌输到他们身上之后，男孩才停止向彼此倾诉或表达脆弱的感情。到了18岁，社会上“我不是同性恋”（nohomo）”的信条在他们心中已经变得根深蒂固，以至于他们觉得唯一可以寻求情感支持的人就是女性，而这进一步强化了“女性生来就有义务承担人类情感事务”的偏见。
然而，无论女性合作式的语言风格是不是天生的，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她们中的许多人似乎都十分精于此道。诚然，许多女性并不是主动选择习得共情能力和协作技能的，所以当她们被动地娴熟运用这些技能时，我们不该因此而责备她们。
当然，女性也并不是一向相互关照的。关于女性的语言对抗，1994年的一项研究给出了一个有趣的例子。语言学者加布丽埃拉·莫丹（gabriellamodan）发现，女性之间对话的标准“合作”模式有时候并不会出现，尤其是在犹太女性当中。犹太女性倾向于通过“对立”——也就是像兄弟姐妹一样暴躁地争吵——来创建话语上的团结。莫丹写道：“观点对立的讨论本身就能创造亲密感，因为它表明双方的关系足够牢固，可以承受严重的意见分歧。”“我早就知道了。”我的姨妈弗朗西非常同意这一点。她是我家族里的犹太女家长之一，在几年前的一个感恩节，我给她大概讲了讲这篇论文。她说：“我有几个朋友，我根本受不了和她们聊天，因为我们在任何一件事情上都有分歧。我太爱她们了。”
女性——不管是否是犹太女性——还有其他方式来违抗社会对她们的语言期待，以此摆脱父权制的监视。在1996年的一项研究中，得克萨斯大学圣安东尼奥分校的语言学者阿莉莎·布朗（alysabrown）录下了女子网球队八名大学生运动员的自然对话，布朗发现在只跟队友交谈时，她们之间言语争斗、自夸和攀比的激烈程度，与一群男人之间的舌战相差无几。其中有一段对话是，一名运动员告诉队友自己上一场比赛的表现多么出色，她说：“我可太厉害了，我一个球都没失误……我整场比赛一直在笑，因为对手实在打得太烂了。”这些运动员还使用了更多的脏话，也很少使用合作性的提问；不过，她们的对话依然是（科茨发现的那种）即兴演奏会式的，充满感叹词。综上所述，这些女性的会话同时表现出了典型的男性化和女性化的语言风格。
女性经常同时使用典型的男性化和女性化的会话策略这一观点，其实非常有趣，因为它提出了“女性化的语言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一首要问题。这些运动员的语言之所以具有多样性，仅仅是因为大学体育竞技场是一个会激发更多粗俗语言和优越意识的竞争环境吗？还是说与其他任何环境相比，这些球员在队友的陪伴下才感觉最舒服自在、可以不用掩饰真实的自我，而她们的话语反映了这一点？假设后者是真正的原因，那么如果所有女性一直都可以感到轻松自在，她们的交谈和话语听起来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研究人员偶然捕捉到了一些言语样本、展示了女性完全未经过滤的原始话语的样貌。有一个样本，每次打开文字记录都会使我大声笑出来：20世纪90年代，社会学家珍妮·库克-冈珀兹（jennycook-gumperz）记录了幼儿园里三个三岁孩子之间的一段对话。这三个小女孩在玩过家家，假装自己是妈妈，玩具娃娃是自己的婴儿。表演家庭场景是这个年龄段大多数女孩都会做的事情——我知道我做过——库克--冈珀兹说，这是因为“妈妈—婴儿”的游戏结构使年轻女孩有机会“探索她们成为‘女人’后的性别角色”。这很容易理解，因为长久以来，我们所在的文化环境一直在教我们，当一名好母亲是成为一个好女人的一部分，玩过家家就是对此进行探索的途径之一。
然而，由于没有人在旁边监护，也因为做什么会被打上“坏妈妈”标签的概念还没有完全进入她们的大脑，这些小女孩在游戏中并不总是表现得像“完美”妈妈，有时候其实与“完美”妈妈完全相反。在库克-冈珀兹的录音中，三个女孩正在给她们的宝宝洗澡，其中一个提到水太热了。“我们把宝宝煮了吧！”她的朋友回应说。“好啊！我们把它们煮一遍，再煮一遍！”第三个女孩高声叫道。
幼儿园小朋友的这种明目张胆的杀人行为和没有母性的对话既恐怖又欢快。奇怪的是，我也有类似的童年记忆。记得有一天在幼儿园的课间休息期间，我玩过家家时扮演母亲，假装滑梯下面的空间是地牢，然后我把扮演我孩子的女孩强行锁在那个“地牢”里不让她动，直到我允许她才能出来。“我是你的主人！”我大声宣告。难道我天生是虐恋女主人？
会说出这种话的不只小孩子。1999年，科茨观察了三个30多岁的英国女人之间的对话，她们是多年的好朋友。在录音中，她们在讨论另一个朋友的孩子表现不好，特别是那个朋友永远不允许她们说自己孩子的坏话，这让她们觉得不高兴。“不可否认，”科茨说，“生为女性的负担之一就是被命令必须友善（nice）·。”然而，在私密的谈话中，这三位女士放松了警惕，凭借一个“不淑女”的共同发现——用她们的话来说就是，她们发现那几个孩子“糟糕透顶”“令人厌恶”——加强了彼此的联系。
语言学家说，女性之间的这种相互坦白有一个更大的作用，即增进彼此之间的关系。“相互承认‘不友好的态度’……和禁忌的感情⋯⋯能够强化团结。”科茨解释道，并把这类交流命名为“后台谈话”。“在女人们的后台谈话中，我们发现她们放松了，放下了她们通常在前台保持的传统的‘友善’姿态。像这样的后台‘行为不端’----也就是展现我们不那么友好、不那么礼貌和合群的情感——是可以被朋友接受的，甚至是受欢迎的。”
女性之间的后台谈话，其意图与《走进好莱坞》录音中唐纳德·特朗普的下流戏谑没有什么不同，本质上都是创建团结关系和亲近感的手段。但是，特朗普的言谈风格有重大的不同之处。首先，在“更衣室闲聊”中，团结关系并不总是需要通过真诚的相互坦白才能创建，有时只要语言粗俗就能达到效果。因此，听者是否相信他说的话似乎并不重要。特朗普或许从来没有真的“一把抓住”过一个女人的下体，但是在与比利·布什的谈话中，他愿意讲这件令人作呕的事情本身就足以拉近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我敢打赌，世界上的男人们在更衣室里发表的所有性别歧视言论中，至少有50%不能真实反映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行动。他们让自己看起来更下流，只是为了拉近彼此的距离。
而这里有个更大的问题：他们说的话是真是假暂且不提，但是他们闲聊时轻佻随意地交流性侵女性的经历——即使他们在其他方面是“好男人”——是在强化“侵犯女性是可以被接受的”这一错误想法。正如卡梅伦所言，“当你物化一类人，并将其非人化”——无论是女性还是少数族裔，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或者任何人——“虐待他们就会更容易，不会产生任何罪恶感”。对于这种通过兄弟情谊来创建权力，同时排斥兄弟情谊之外的人并将其非人化的社会结构，学者们找到了一个精准的词来形容，即“兄弟权制”（fratriarchy）。许多人认为这个词可以更准确地描述我们的后封建的社会文化结构，这种结构不是由父家长统治的，而是由男性之间创建的兄弟网络统治的。将所有女性因素排斥为异己的后台谈话是保证兄弟权制的围墙坚不可摧的砂浆。尤其当你隶属于其中的某个亲密团体时——就像唐纳德和他的巴士兄弟——你就更难表达异议，因为表示“不同意”就意味着放弃这种兄弟联结和随之而来的权力，因此，你最终也会像比利·布什一样跟着对方一起笑。
然而女性之间的团结不是以上述方式创建的。因为女性在社会的等级结构中处于较低的位置，本身也没多少权力可失去，所以她们在会话中创建纽带的方式是承认她们对性别现状的反抗，而不是尽自己所能去迎合现状。因此，当女性通过会话创建群体内部的联系时，她们的陈述必然是百分百真实的，否则这就不是一个值得分享的秘密，也不可能达成交流目标。
然而，无论我们最终做了多少研究，汇编了多少语料库，我们永远无法真正知道女性最纯粹的谈话是什么样子的。即使在女性感觉最放松的时候，社会期待仍然盘旋在她们的头顶上，导致她们总是下意识地检查自己和其他女性的说话方式是否过于“后台”。科茨回忆起她录音中的一个例子，一个十几岁的女孩透露说，她幻想她班上的一个男孩“把发胶涂在他的阴毛上，然后梳毛”，此时她的一个朋友以不赞成的口气惊呼道：“劳拉！”不论谈话对象是谁，女性总有保持“正常”和“友善”的压力，这也是一直阴魂不散的桎梏。“我们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彻底摆脱保持某种前台姿态的需要。”科茨说。
尽管女性能够在其他女性的陪伴下完全放松警惕，但是有时候她们在特定的环境中仍然会保持某种性别表演，我承认我不知道应该如何看待这一点。一方面来讲，这是一件相当美好的事情——在世界上有着相似经历的女性坐在一起，利用微妙的语言线索来连接彼此，并由此感到被理解。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在这种私密环境之外隐藏了什么？
我并不是唯一一个对该现象持矛盾态度的人，科茨也十分纠结。“在后台谈话中公开展示颠覆传统女性气质的另类言行，是否只是为她们在前台表演中遇到的挫折提供一条发泄途径，从而使异性恋父权秩序得以延续？这还有待观察。”她在1999年写道.“或者说，这种后台谈话可能是她们为新的前台表演所做的排练预演？”
几年前，我在为一本美容杂志写文章时，了解到一位40多岁的化妆师永远化着全妆睡觉。她的丈夫从来没见过她不涂口红、眼影和睫毛膏的样子。她不想让丈夫看到自己不那么光彩照人的样子，有一丁点瑕疵都不行。即使是凌晨四点，她脖子以上的部分也在竭尽全力地进行着前台表演。
如果吹嘘自己的胜利、讲低俗的故事、表达对孩子的不满，就相当于展示你没有化妆的脸，那么我很好奇，假如所有女人都同意不再使用睫毛膏，假如让世界上那些和奥托·叶斯柏森、约翰·l.洛克一样过度自信的男人们知道，我们可以和男人一样伟大、一样粗鲁，会发生什么？且不说我们会不会比他们更伟大、更粗鲁。
当然，男性语言学家并不是唯一对女性的语言持有独断偏见的人。关于女性，尤其是年轻女性如何使用语言，每天还有各种各样的普通人得出错误和贬损性的结论。有没有人告诉过你不要再用“like”，因为这会让你听起来很愚蠢？有没有人教育过你不要频繁道歉？如果你是35岁以下的女性，那么这些“教导”你大概率听到过，你甚至还有可能这样自我告诫过。即使你这样做过，我也不会指责你——我们这些讲英语的人被训练成，只要有人说话听起来不像34岁的电视男主持人比利，或者不像64岁的美国国家公共电台广播员鲍勃（我们稍后就会说到），我们就会对之嗤之以鼻。
然而，今天最敏锐的语言学家提供数据表明，“少女腔”——最遭人厌恶和嘲笑的语言风格之一——实际上是标准英语在不久的将来会成为的样貌。这种变化在很多方面已经发生了，而这让很多中年男人非常暴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