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斯托勒（robertstoller）就是这样一位精神病学家，他于20世纪50年代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性别认同诊所（genderidentityclinic）进行了这项研究。斯托勒相信，他称之为“核心性别认同”的东西是有生物学基础的，并将其定义为“一种认为自己是男性或女性的先天感受或意识，并且通常在出生后第二年固定下来”。他同时认为，后天因素也发挥了很大影响。作为弗洛伊德的学生，斯托勒也相信一种观点——现已被摒弃——即一个人性欲的发展，尤其是所谓的“性倒错”（同性恋、异装癖、施虐受虐症），是对创伤性的早期生活事件的直接反应，这些事件“威胁”到一个人的核心性别认同。
自斯托勒的时代以来，人们对性别的好奇心和研究大大增加了，但这个词的定义并没有因此变得简单。恰恰相反，它甚至变得比以往更复杂了，即使对心理学家和语言学家来说也是如此。这并不是一个独特的现象，单词的含义一定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可避免地演变和扩大。正如任何一种特定的文化都不可能永远保持不变，我们也不能认为它的语言和词义会恒久不变。
不过令人沮丧的是，“gender”，或者“man”和“woman”始终没能有一个简单的定义。有的人用“gender”来指代一套文化习得的行为，或者基于生理性别而强加给他们的社会地位。也有人用它来表示源自他们本能直觉或大脑思维的一种固有的身份认同感。还有些人用这个词来表示以上两种意思。德博拉·卡梅伦将“gender”定义为“一种异常复杂和多层次的现象，它不稳定、有争议，与其他社会划分密切相关”。她的同事，康奈尔大学的语言学家萨利·麦康奈尔-吉内，则称之为“通过基于生理性别对人进行分类，将认知、象征、行为、政治和社会现象整合在一起的复杂系统”。根据麦康奈尔-吉内的说法，任何特定社会性别的意义和内容都可能因文化、个体、人生阶段——甚至临时情况——的不同而改变。翻译一下就是：该死的，这太复杂了！
一直以来，总有一些人在想谈论生理性别的时候，用的却是“gender”这个词，比如怀孕的父母透露他们未出生婴儿的“性别”时。我的理解是，一些讲英语的人继续这样做，只是因为拘谨的西方人太害怕大声说出“sex”这个词。两个人可能会在一段对话中都使用了“gender”这个词，但他们聊的可能根本不是同样的东西。
既然社会性别不是在出生时就已完全角成的，那么我们的每一种不同的性别到底是怎么来的呢？这似乎不是一个语言问题，有些哲学家的理论认为，性别实际上是通过语言本身构建出来的。他们的观点是，人们并不是因为属于某种性别所以会那样说话，他们不是简单地用语言来反映自身的性别——比如说，因为你知道自己是女人，所以就把自己称为“女人”；或者你只使用“女性化”的脏话，比如“goshdarnit”而不是“goddamnit”（天杀的），因为你从小就被教导要有礼貌——事实恰恰相反：人们之所以被归类为某种性别，是由于受到了他们说话的方式，以及自己在交谈中收到的反馈的影响。语言才是社会性别诞生的温床。
我们一直处于持续不断的、使用语言来构建性别的过程之中——20世纪90年代，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性别理论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butler）首次提出了这一概念。她提出了一种叫作“性别操演”（genderperformativity）的理论，其核心含义是社会性别并不意味着你“是”谁，而是你“做”了什么。在巴特勒看来，当我们做某些事情，我们才成为“人”，在此之前，“人”并不存在。也就是说，一个人是谁与一个人所做的事情是“同步”产生的；当你在了解与参与社会实践的时候，你和你的社会性别身份就会同时浮现出来。
所以我们使用的词语不仅反映了我们是谁，而且还能动地创造了我们的身份。这是怎么实现的？一种主要的方式是，人们通过特定的标签、代词和称呼来认定自己的社会性别。顺性别（cisgender）、跨性别（transgender）、灰色性别（graygender）、泛性恋（pansexual）、无性恋（asexual），以及其他各种性别和性向认同术语不在本书的讨论范围内，只需知道这一系列词汇是不断演化发展的就行了。这些词汇对于一些人来说很难理解，但重要的是你得明白，它们的存在并不是为了让你挑个新标签来代表自己，以此显得你时髦又前卫，然后在感恩节聚会上把家族里的老一辈们说得或气得晕头转向。”社会语言学家一致认为，创造这些不同的性别类型与人类对划分物种类型的深层次渴望——识别生物群体，将其分类，并试图找出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有关。这是分类法的一种形式：我们创造这些标签来帮助我们理解周围的世界和我们自己。
将不同的性别和性向进行分类以便更好地理解，这种需求不是什么新鲜事。在19世纪的德国，有一个非常强大的研究机构，叫作“科学-人道主义委员会”——现在被公认为第一个lgbtq+权利组织——专门致力于这种精确的分类。该组织由犹太医生、性学家马格努斯·赫希菲尔德（magnushirschfeld）创立，他的研究内容是柏林人的性向和性行为。赫希菲尔德被称为“性学界的爱因斯坦”，他是最早认识到存在性别光谱——与男性一女性、男人一女人的二元划分相对——的西方科学家之一，他创建了一个类别系统来描述这个连续体中不同的点。赫希菲尔德的分类涵盖了64种可能的性向和性别类型，从男性化的异性恋男性、女性化的同性恋男性，到“transvestit”（异装癖者）——这是他在1910年创造的一个术语，现在我们称这些人为跨性别者。在赫希菲尔德看来，每一种性别标签都有一个独特的、准确的、基于生物学的定义，就像从环节动物到刺胞动物，每一种无嵴椎动物都有一个这样的定义。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科学家们逐渐意识到，不能单纯地基于生物学来划分或解释人类的性别和性向，人类的大多数现象——从智力到成瘾——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由先天和后天因素共同作用产生的。尽管如此，赫希菲尔德的贡献仍然是重大的，他为这些看似无法解释的个体身份寻求命名和生物学基础的冲动非常合情合理。他认为，如果他能对不符合传统二元标准的性别和性向提出科学解释，给它们命名并证明它们不是道德缺陷，那么就会改变很多人的政治处境。在赫希菲尔德的时代，以及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性别和性向超出二元标准的人群会遭到法律的严惩，这不仅限于德国，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西方国家都是这样。赫希菲尔德和他的同事们相信，只要能够科学地验证那些被视为“反常”的身份的合理性，那么或许就能推动法律的变革。
幸运的是，如今你再也不会因为你想和谁上床或者你的性别而被逮捕了——尽管仇恨犯罪仍然十分普遍——至少在大多数英语国家是这样。但人们仍然强烈地需要找到一种语言来描述这些不同的身份。我们仍然渴望标签。语言学家说，这是因为语言具有使经验合理化的力量，类似于一个想法只有被正式命名才能生效。“这显然能赋予人们力量，让他们发现自己不是唯一拥有这种体验的人，而且这种体验是可以命名的。”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性别和语言学者拉尔·齐曼解释道。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被划分到现有的类别中并因此感到被赋权，可能将来有一天，非标准的性别和性向会被世人广泛接受，那么到时候这种标签光谱就没有必要存在了。但目前来讲，标签可以使许多曾经感到被孤立和被忽视的人们得到认同。
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期，“nonbinary”（非二元）一词开始进入日常词汇。2018年，加利福尼亚州成为首个将非二元性别作为第三个类别纳入官方出生证明的州，这样那些间性人和/或非常规性别者（gender-nonconforming）就拥有了日后合法更改自己性别身份的权利。一年之后，俄勒冈州成为第一个允许在驾照上使用非二元性别符号“x”的州。随着人们对性别的态度缓慢但持续地改变，我们的语言也会发生变化。
不过，在非标准性别方面，讲英语的人可别以为只有自己是具有创造性或进步的。因为西方人绝不是描述性别光谱的先驱。在世界的每一块大陆上，几十种繁荣的文化自人类文明诞生之初就承认了多元性别的存在，并提供了描述三种或四种，有时是五种性别的词。正如语言学家萨利·麦康奈尔-吉内在她的定义中提到的那样，社会性别的差异不仅存在于人与人之间，不同文化群体之间也存在差异，这取决于人们如何理解特定的身体和行为。
在印度，“hijra”（海吉拉）一词指的是被认为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的人。一些美国人可能会将海吉拉描述为出生时被指定为男性（amab）·的跨性别女性。但在印度文化中，海吉拉完全是一个独立的第三性别，在社会中扮演着特殊的性别角色，是不参与生育的神话人物，这使他们拥有了保佑别人生育或者诅咒别人不孕不育的力量。
印度尼西亚的布吉斯人有五种社会性别：女人、男人、“calalai”（错误的男人）、“calabai”（错误的女人）和“bissu”（神的使者）。“calalai”是afab，但呈现出男性化的性别身份；“calabai”是amab，但呈现出女性化的性别身份。“bissu”是“超越一切的性别”，意思是他们身上同时具有所有性别身份，在布吉斯人的传统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有时等同于基督教的司祭。
在美洲原住民祖尼人的部落中，有一种第三性别被称为“lhamana”，亦被描述为混合性别或“双灵”（two-spirit），指的是同时以男人和女人两种身份生活的人。“双灵”其实是amab，但他们既穿男装也穿女装，主要从事传统的女性工作，比如制陶和烹饪。最著名的“双灵”之一是威瓦（we’wha），她是19世纪末访问美国政府的祖尼代表团成员之一。威瓦在华盛顿特区待了六个月，据说她在那里深受喜爱。华盛顿政府的那些白人兄弟们完全不知道威瓦不是他们标准中的“女人”，他们只觉得叫她“女人”很合适。但回到祖尼部落之后，威瓦使用的是完全不同的性别标签。
更令人着迷的是，社会性别并不是落在光谱内的唯一身份，生理性别/身体上的“男性”与“女性”也存在着文化差异。在多米尼加共和国，一种名叫5-ard的罕见遗传性间性状况的出现率非常之高。具有5-ard的婴儿出生时有可见的女性生殖器，但在青春期，他们的身体从脸到下体开始变得男性化，到成年时，他们看起来就是毛发旺盛、胸围宽大的男人。在多米尼加文化里，具有5-ard的人被称为“guevedoces”，字面意思是“12岁的阴茎”。他们会被当作女孩抚养，但青春期一过，他们余生都被认为是男人，而且常常会起一个新的、男性化的名字。在多米尼加人看来，“guevedoces”不过是身体和思维突然变成“男孩”的“女孩”罢了。
在一万英里之外的巴布亚新几内亚，5-ard的数量也明显很多。但与“guevedoces”不同的是，这些人并不是先被认为是女孩，然后是男孩；相反，在青春期前后，他们会被视为第三种完全不同的性别。他们被称作“turnim-man”，并被人们认可为他们的终身性别身份。也就是说，尽管这些人和多米尼加的“guevedoces”有着相同的身体——相同的xy染色体，相同的难以界定的生殖器——但巴布亚新几内亚人出于不同的文化认知，为他们赋予了不同的称谓。
在英语中，我们不断想出新的名称来描述性别光谱中的不同部分。我们正身处这样的文化时刻：齐曼所说的“自我定义”正驱动并影响着我们看待性别和整个人类社会的方式。多亏了互联网、个人品牌和其他关于个人主义的现代观念，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定义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是谁，而且可以在一生中不断调整这些定义。我们毕竟不是环节动物，也不是类人猿；我们是有着复杂思想和经历、不断演化着的人类。我们身份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几乎都不能用死板僵化的术语来定义，包括社会性别。不论你的身体、言行习惯、穿衣风格是怎么样的，如果你是一个女人，那么你就是自我认同为“女人”的人。“这实际上抛弃了传统偏见，即女人把自己看作女人，因为她们小时候都喜欢玩洋娃娃；男人把自己看作男人，因为他们都喜欢体育运动。”齐曼说。这些外在特质不再是能定义我们性别的要素。“与此相反，”他说，“你的性别认同只与非常个人化的、发自内心深处的‘我是谁’的直觉感受紧密相关。”
如果“woman”“female”“man”“male”这些词没有明确的定义，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该如何使用它们呢？恐怕没有什么所有人都能遵循的简单规则，在任一不同情形下，谈话的语境和意图都是需要考虑的因素。我就有自己的语言偏好。比如说，如果有人想称呼我为“womanwriter”（女作家）或者“femalewriter”（女性作家），我很无所谓，反正我总是写很多与女人紧密相关的内容。但是有些词就让我十分厌恶，绝对无法接受。我不喜欢别人叫我“ma’am”（女士，夫人）”，这让我觉得自己像个黄脸婆——在我们的文化中，黄脸婆不是一个女人应有的样子——我也讨厌被人叫“miss”（小姐），听起来有点小瞧人的意思。男人可太幸运了，不管他们年龄多大、结没结婚，都只会被叫作“sir”（先生）而已。
几年前，我也对讲英语的人如何使用“youguys”产生了兴趣。“guys”既轻松又友好，经常被用来称呼任何性别的一群人，而且还解决了英语中没有第二人称复数代词的语法问题。很多人真诚地相信“guys”已然变成了中性词。但是学者认为，“guys”是又一个男性化的类指，只是用起来比较舒服而已。“yougals”（姐妹们）这种叫法绝对不会赢得同等的喜爱，而且就连积极避免使用含有性别偏见的词语的人们，也还是用“guys”称呼别人，仿佛这个词就不带性别倾向似的。20世纪80年代以前，“guys”只被用在男人身上，当它演化为将女人也包含在内的称呼时，众多社会语言学家惊掉了下巴。哈佛大学的语言学家史蒂文·j.克兰西（stevenj.clancy）曾评论过这种用法：“在‘政治正确’导向的语言改革压力下，我们正亲眼看见一个新的类指名词朝着与我们的期待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这也就是我不用“youguys”，而是选择“y’all”作为第二人称复数代词的原因，正如我50多页之前提到的那样。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对上述用法有意见。我可不会一听到有礼貌的陌生人叫我“miss”或者把我归入“youguys”就立即纠正，那可太让人尴尬了。但我可以自信地说，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所谈话题与性别无关时，如果我们可以用一种不预先假设他人性别——性别问题过于复杂——的方式称呼对方，特别是我们不认识的人，不失为一个好选择。这很容易做到的，比如用“folks”（各位）等中性词来代替“guys”或“ladies”（女士们）；或者就彻底省略性别相关词语，比如不说“excuseme，ma’am”（劳驾，女士），只说“excuseme”就很好。
另一种可以让我们的语言更包容的做法是，当谈话内容与性别相关时，用词选择要更具体。假设我们在谈论生殖健康。我们不应该说“女人应该定期接受宫颈癌筛查”，我们可以说得更具体：“有子宫颈的人应该定期接受宫颈癌筛查。”齐曼说，这样的说法是很好的示范，因为它并不暗示任何性别。而且这种更具包容性的说话方式其实也表达得更准确，因为并非所有女人都有子宫颈，并非有子宫颈的就一定是女人——有子宫颈并不会让你成为一个“女人”，这只是说明你是一个有子宫颈的“人”。“有子宫颈的人”也是一种更巧妙的营销用语。
这些细微的语言调整会促使人们对社会性别和生理性别多元性的接受程度提高吗？强迫人们说“hi，folks”，而不说“hi，guys”，或者让人们称呼伊冯娜·布里尔为“工程师”而不是“女工程师”，真的能从整体上改变人们对性别的看法吗？
语言学家承认，这在实践中很难判定。然而，我们清楚的是，即使改变我们自己的语言不一定会改变我们的想法，但是我们从别人那里听到的语言却可以。例如，假如有餐馆规定店内不能再称呼人们“女士们”“先生们”“某某夫人”“某某先生”，而是统一使用中性称谓“顾客”和“mx.”“，肯定会有某个服务员从心底反对这种规定。但是经理会让这个服务员遵守规则，对餐厅的顾客——包括小孩子——使用中性称谓，那么听到这些称谓的人很可能就会受到积极影响，就算说话者的想法没变化也不重要。
世界上确实有些地方实行了这种规定，并且起到了效果。2017年，vice传媒’的一部纪录片记录了瑞典幼儿园里两名儿童的成长，他们是amab，但名字中性，留着长发，被允许玩他们喜欢的任何玩具，从恐龙到指甲油什么都行，玩什么玩具跟他们的性别没有任何关系。在瑞典，自1998年以后，学校强化性别刻板印象的任何行为都会被视为违法。与此同时，政府会资助“性别中立”的幼儿园，在那里你会发现老师叫孩子们“朋友们”而不是“男孩”“女孩”；课堂教学使用的是中性的工具，例如大自然和橡皮泥；用毛绒动物替换掉了玩具娃娃；书中对人物的描绘也挑战着传统的性别角色，比如女性海盗、女同性恋国王、背着婴儿惩恶扬善的蝙蝠侠。毫无疑问，瑞典女火箭科学家的仆告开头也绝不会是“她一直陪伴在工作经常变动的丈夫身边”。
话说回来，《纽约时报》那位撰写伊冯娜·布里尔认告的专栏作者，不出大家所料，是个男的。自现代英语出现以来，新闻业就像大多数涉及语言的正式行业一样，一直由男性主导。但是，如果摆脱了男性和男性的影响，语言听起来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很幸运，社会语言学家对这个问题已经做了研究：当女性同时是说话者和倾听者时，我们的词汇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专家们的研究已经深入这些珍贵的空间——女性合租的公寓、女子垒球联赛的球员休息区。在这些地方，女性暂时逃离了一个由男性掌控的社会，以及它附加在女性身上的观点和期待。实话实说，专家们的发现令人十分振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