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以上分析结果中还有一个问题：英语使用者中不只男性会默认并坚持这种潜规则，女性也是如此。女性也一直用“honey”（蜂蜜；宝贝）、“cupcake”给别的女性贴标签，还总相互调侃“sluts”、“hos”和“cunts”。这是为什么？舒尔茨说：“显然不是女性自己创造了……这些诨名。”她们也不是第一个把男性描述成“pussies”和“sissies”的人。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附和它们呢？为什么这么多女性愿意使用这些令人不快的、男性发明的隐喻来互相贬低，却从未问过其中原因？
我先说个简单的答案。在我们的文化中，男性主宰一切，而女性则被教导要跟随他们的领导、要取悦他们，因此我们会想方设法去适应为我们设置的语义范畴：假正经或者妓女，贱人或者甜心，公主或者女同性恋。但是我也有一个略微复杂的答案，即上述现象的真正成因是女性更擅长倾听。康奈尔大学的语言学家萨利·麦康奈尔-吉内（sallymcconnell-ginet）认为，总的来说，女性更善于捕捉与她们交谈的人的想法、感受和观点。理论上来说这是一件好事。但棘手的是，这通常会给男性更多的空间，让他们把自认为合理的特定隐喻投射到我们文化的集体词汇中，仿佛只有他们的视角是重要的。
麦康奈尔-吉内这样解释道：“当一个人说得越多听得越少，他的观点就越有可能像大家的共识一样产生一些作用，即使它根本不是共识。”她这样说的意思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女性对于一件事情是心知肚明的，即男性认为只有自己的观点是存在且重要的，所以他们才不会也无法选择能代表女性立场的隐喻。如果他们真这么做了，那“sissy”而不是“buddy”就会是称呼好朋友的词，“pussy”也许会代表“骁勇善战的女王”。“然而，亦如麦康奈尔-吉内所说：“一个人对与自己不同的观点越关注，就越有可能通过理解这些观点而趋于认同——有时甚至是不自知地——开始支持这些异见。”女性是慷慨包容的倾听者，却因此走上了被压制贬抑的道路。
男性编造的那些关于男性和女性的观点隐藏在大量脏话的潜台词中，即使是那些没有明确性别区分的俚语。想想“nasty”（讨人厌）、“bossy”和“nag”（爱唠叨）这些词吧，尽管这些词并非明显地与女性有关，但它们已经沦为专门用于女性的一类侮辱性用语。2017年，社会语言学家伊丽莎·斯克鲁顿（elizascruton）进行了一项研究，她检查了互联网上的一个有超过5000万单词的语料库——这是一个很大的语言样本集合，以确定像“nasty”“bossy”“nag”之类的单词的性别倾向性有多高。简而言之，非常高。她的数据显示出，这些词在使用上明显偏向于女性，经常出现在“wife”（妻子）和“mother”（母亲）这些词前面。
jstordaily”的计算语言学家和语言专栏作家陆弛（chiluu，音译）曾经指出，辱骂是为了指责一个人的言行不符合说话人的标准，其最终目的是规训受辱者的行为以使之符合说话者对该群体的期望形象。“nasty”和“bossy”就是在批评女性没有表现出应有的甜美和温顺——因为她们想要太多的权力。同样，“wimp”和“pansy”（娘娘腔）这样的词指出了一个男人没有达到男子气概的标准——男人应有的样子。在一个如此重视男性的强硬和进取好斗、女性的优雅和恭顺的文化中，如果有人指责你不具备你所属的性别该有的样子，通常会让人感觉遭到了最严重的羞辱，因为这是在告诉你，你连自己最根本的东西都没做好，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基于性别的侮辱是有害无益的，因为它们是在传播关于男性和女性的有毒传言，而这对性别平等十分不利。那么我们就应该完全摒弃这类俚语脏话吗？事实证明并非如此。虽然我很讨厌在吵架的时候被骂“bitch”，却无法解释为什么我和其他很多女性都会主动使用这一章列出的很多性别诨名并且乐在其中。就我个人而言，我很自豪地把自己定义为“nasty”、“bitch”和“slut”，我和朋友们也喜欢这样称呼彼此。说来有点惭愧，不过我也觉得像“tart”和“hussy”这样的词说出来很有趣。
表面上看，这些偏好似乎是对女性主义的背叛，但我想大多数语言学家会原谅我的。这是因为许多针对女性的俚语都朗朗上口，听起来很可爱。从语音来讲，“slut”、“bitch”、“cunt”和“dyke”（女同性恋）恰好拥有英语使用者最喜欢的、最常用的，有时甚至是幼时最先学会的词语所具有的发音模式。类似于“mama”（妈妈）、“dada”（爸爸）及其衍生词，英语中最流行的俚语——包括“boob”、“tit”、“dude”和“fuck”（肏）——都既简短又含爆破音。人类从一出生就极其喜爱b、p、d和t这样的塞辅音（stopconsonants）----如果你跟牙牙学语的婴儿一起待过就肯定知道——而且这份爱会持续—生。一个词说起来越有趣，就越会被人一直使用；而且，既然像“slut”和“bitch”这样的词拥有一个有趣的词所具有的所有发音特征，它们如此持久耐用就是必然。这并不是说女人只是被男人洗了脑才想用这些诨名称呼彼此，而是经验证明它们的语音的确能带来愉悦感。
但是，之所以女性倾向的侮辱性词语如此令人难以抗拒，除了它们具有语音愉悦性以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其中的大多数词语不再被视为是完全贬义的。这要完全归功于词语的“收复再定义”，即人们主动地重新定义某些词语，彻底改变其含义及感情色彩。“收复再定义”最成功的词语出自文化中最受压迫的群体。比如说，“queer”（酷儿）这个词可能是近来最成功的例子，它曾经是针对同性恋者的具有排斥意味的侮辱，而现在它是经过学术界和lgbtq+⁺群体重新定义的普通称呼，其过程令人赞叹。尽管有些人仍然认为“queer”一词作为称呼不甚妥当，但总的来看，它已经演变为一种自我肯定的总称，用于指代不符合主流性和性别规范的人。今天，人们可以在各种语境中看到这个词，比如真人秀《粉雄救兵》”的轻松标题；它也会被写在正式的工作申请表的性别栏里，紧挨着“男”和“女”。
尽管“bitch”“ho”“dyke”“cunt”等词语仍然被用作骂人的脏话，但它们也已然演变成了女性群体内部的爱称，这往往也是一个词语经历收复再定义的开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可以这么叫自己，但你不能”的规则会变得越来越宽松。还记得劳蕾尔·a.萨顿1992年的俚语研究吗？萨顿也发现，参与调研的许多年轻女性会称自己的朋友为“bitch”和“ho”，但并不是作为一种侮辱，而是为了表达喜爱和幽默。我的体验也是这样.我自己就总是说“hey，hos”（嘿，婊子们）、“loveyou，bitch”（爱你哟，贱人）之类的话。
这类收复再定义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们很大程度上要感谢非裔美国女性，是她们改造了“bitch”和“ho”。非裔美国人白话英语（aave）⁺为美国年轻人提供了丰富的俚语来源。它创造了许多宝贵的俚语.如最新的“squad”（小队）、“fleek”（正点）和“woke”（对歧视敏感），以及古早的“bling-bling”（闪亮，光彩照人）、用“bad”（坏）表示“好”，以及短语“24-7”（一天24小时，一周7天）——得克萨斯大学的语言学家索尼娅·莱恩哈特（sonjalanehart）曾经告诉我，当她第一次听到一个白人新闻主播在电视上使用“24-7”这个短语时，她差点把饮料吐出来。一些女性使用非裔美国人白话英语的特定方式，对于性别侮辱类俚语的重新定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许多非裔美国人白话英语使用者都是语言游戏大师，特别擅长“signifyin’”，也就是用言语幽默地把对方撂倒的辱骂艺术。多年来，这项精妙的技能已经在黑人群体之外流行开来。
对“bitch”的积极的重新定义，也与嘻哈音乐界的女性有着特殊的紧密联系。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黑人女性音乐人就开始用“badbitch”这个短语来指代自信、有魅力的女人，而不是“刻薄或充满敌意的女人”——此处要赞美崔娜（trina）1999年的歌《最飒拽姐》（“dabaddestbitch”），以及蕾哈娜的《大飒姐》（“badbitch”）。嘻哈音乐还创造出了“heaux”这个词，这是“hos”更时髦、更讨人喜欢的拼法，我和我的女性朋友从2017年开始使用。那年，我在一首新歌的标题中第一次看到了“heaux”这个词，这首歌是少年说唱歌手丹妮尔·布雷戈利（daniellebregoli）的《这些妓女》（“theseheaux”）。顺便一提，她是白人，但她无疑是从非裔美国人白话英语中学会了巧妙地重新拼写单词的技巧。“heaux”一词的发明可能只是出自玩拼字游戏的顽皮心理，但这足以驱动女性对它进行改进，使它隐隐地让人感到它可以赋予人力量、拥有新的含义。
在以上语境中，“ho”和“bitch”不再是蔑称，而是成了团结和解放的信号。当然，有的女性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这些词，但对于这些感到不适的女性来说，把自己描述成“bitch”和“ho”其实可以是用来拒绝旧的女性标准的方式。萨顿这样分析道：“也许当我们用‘ho’称呼彼此时，我们是在认可一个事实，即我们都是女人，我们都有性生活，我们都自己挣钱，不依靠别人。而当我们称呼对方为‘bitch’时，我们是在直面这个男人世界的现实，并肯定我们在其中生存下来的能力。只有抵抗，我们才能重新定义。”
一个词的再定义不必完全“去贬义”。收复一个词并将其重新定义的道路向来不那么顺畅。“queer”和“dyke”仍然会被用作辱骂同性恋者的脏话，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的“收复再定义”结果是失败的。语义的变化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相反，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中的一个意思会慢慢地与另一个意思重合，然后完全盖过后者。只要一个词的正面含义稳定地趋于普遍、变得更主流，到下一代开始学习这门语言的时候，他们就会首先掌握这些新赋予的含义。
当然，词语的收复再定义是一个道阻且长的缓慢过程，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把旧词用在新语境中才会发生。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系统化的方法可以加速这个进程，行动主义”就是其中之一。看看“suffragette”这个词发生过什么变化吧：如今我们不再认为这个词是羞辱人的脏话，但它最初被发明的时候是“suffragist”（一个拉丁语派生词，表示意图扩大投票权范围的任何性别的人）一词的贬损版本，本意是对20世纪早期的妇女解放运动者的贬低和诽谤：胆敢要求投票权的都是没人要的丑老太婆：。显而易见的是，女性解放运动还远远没有取得成功，目前从中获益的基本上只有富裕的白人女性，但从语言学意义上讲，这些女性做了一件很酷的事：“suffragette”这个词一经发明，她们就毫不犹豫地把它抢了过来，把它放到海报上张贴出来，在街上大声喊着“suffragette”，还用它来命名她们的政治杂志，于是现在大多数讲英语的人已经完全忘记了它曾经是一个蔑称。
最近几年，我们已经看到一些活动家试图复制这种成功。比如一年一度的抗议强奸文化⁵的“艾波·罗斯荡妇游行”（amberroseslutwalk）.或者一年一度的女同性恋者骄傲月活动：女同游行（dykemarch）⁺。当然，早在20世纪80年代第一次女同游行之前，女同性恋者群体就已经用“dyke”来形容自己了，但是1.5万名女性将“d-y-k-e”骄傲地写在标语、运动衫和裸露的乳房上.在街道上昂首游行的景象，无疑非常有助于这个词的词义发生演变。
在互联网时代，模因（memes）——病毒式传播的网络符号——也推动了将一个词的所有权从施暴者转移到受压迫者手中的过程，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nastywoman”（恶毒女人）。在2016年的第三轮总统辩论中，全世界都听到唐纳德·特朗普称希拉里·克林顿是“nastywoman”。不到24小时，这个短语就迅速被制成了gif动图、印上了一系列马克杯（我就有一个），还成了美国计划生育协会（plannedparenthood）的数字筹款活动名称。这群“网络暴民”只用了大约一天的时间，就成功地从最先说出“nastywoman”的男人那里抢回了这个短语。这种时候互联网真是酷爆了。
现在到了有趣的部分：了解了性别侮辱如何演变以及它们的作用之后，我们必须弄清楚接下来要做什么。我们怎样才能进一步确保像“bitch”“slut”“pussy”这类词彻底去污名化且不再倒退回侮辱性词语呢？我们如何才能以一种既有趣又活泼的方式来使用语言，同时又不会延续有毒的性别刻板印象呢？
女性主义媒体大亨安迪·蔡斯勒（andizeisler）联合创办并经营着“bitchmedia”——一个非营利传媒组织，其名称中就有一个收复再定义后的侮辱性词语。她告诉我，为了减少性别羞辱带来的伤害，我们可以采取的第一步是避免用它们来辱骂别人，也就是只在褒义的语境中使用它们：“wow，impressive，she’sabadbitch！”（哇，太飒了，她可真是拽姐！）而不是“fuckher，thatevilbitch”（肏，臭婊子）。
另一个办法是，我们可以完全摒弃它们，毕竟并不是每一个侮辱性词语都能被收复再定义。有些女性主义者就认为“slut”这个词就应该被取缔而不是重新定义，因为用一个词“专门”来形容性经验丰富的女性，本来就是居心不良。就连“荡妇游行”的创办者艾波·罗斯自己也希望这个词彻底消失。2017年，这位模特兼活动家告诉《花花公子》杂志：“我今年的目标是……把‘slut’从字典里抹去。我要找到《韦氏词典》的总部在哪里，然后让我的粉丝来和我一起抗议，因为字典里对‘slut’的定义是女人——一个滥交的女人。”
我们主动在日常对话中根除或重新定义“slut”，无疑比冲击《韦氏词典》的总部更有影响力。正如德博拉·卡梅伦曾经说过的：“向国王请愿是没用的……有意义的斗争向来源自草根运动。”但我很欣赏罗斯的想法，我也同意，如果一种社会文化不再如此强烈地厌恶女性的性主权，“slut”的概念以及这个词本身就不会再引起共鸣，随后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了。某种语言表达消失的现象以前就发生过，例如“oldmaid”和“spinster”（老处女，老姑娘）·这类词早就过时了，因为到了21世纪，人们不会再批评一位女性到了40多岁仍然单身了。简而言之，当侮辱性词语所包含的偏见瓦解，这些词自然也就过时了。
话说回来，我们都和不同的侮辱性词语有着独特的关联。“slut”之于我就不同于它对于艾波·罗斯的意义，我已经很多年不用这个词骂人了，甚至想都没有想过。这只是因为我根本不认为“slut”是贬义的脏话，就像我认为“性生活丰富的女性是可鄙的”这种伪命题根本就不成立一样。我仍然在用“slut”这个词——不是很经常，就偶尔用一下——而且总是以一种积极的、充满力量的，有时还带有讽刺意味的方式，类似于劳蕾尔·萨顿所观察到的“ho”的使用情境，例如“ihadthesluttiestnightever，itwasamazing”（今晚玩得超级嗨，太开心了）。我和我的朋友们甚至经常用“slut”（和“whore”）来形容一个人对某物的狂热，比方说“zackissuchawhoreformcdonald’sfries”（扎克真是个麦当劳薯条狂魔），或者“amandaisthebiggestwordslutiknow”（阿曼达是个超级无敌炫词狂魔）。也许我喜欢说“slut”是因为它有我们都喜欢的那种有趣的、爆破性的单音节发音。也许是因为我个人没有太多被这个词辱骂的创伤经历。或许，也可能只是因为如果你对一句脏话进行足够多的分析思考，它带的刺最终会被消除，就好像当你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说一个词，它慢慢会变得没有意义而且听起来很奇怪。所以我愿意相信，终有一天，女性的性行为会永远不再受到谴责。到那个时候，任何人只要愿意都可以被称为“slut”，他们也知道其中几乎没什么冒犯的意思。
然而语言不可能总是积极的。实际上，侮辱是一种可能永远不会消失的语言需求——我们人类太爱批评挑剔。因此，假如你发现你的确需要用到脏话来解决性别问题和性别歧视问题，可以试试想一些中性的词来表达，比如别用“cunt”骂女人，也别用“motherfucker”骂男人。更具体和有效的办法是，骂人只针对一个人的不妥行为，而不是针对其性别。比如说，任何性别的人做了什么恶心阴险的事情，我们可以骂他们“shit-filled，two-facedsneak”（满嘴喷粪、两面三刀的告密者），或者“goddamnvillainouscrook”（天杀的恶棍无赖），这样更有创意、更尖刻，而且直击要害——别再说没创意的“bitch”和“dick”了。
如果你想让脏话库变得更丰富多彩，试试外语里的中性侮辱吧，我很喜欢。比如牙买加词“bumbaclot”，意思是“擦屁眼的厕纸”，或者讨人喜欢但有点难发音的俄语词“perhot’podzalupnaya”，意思是“尿尿孔上的皮屑”。
蔡斯勒说，我们能做的另一件积极的事情是，注意在孩子身边不要使用性别歧视词汇。毕竟，在儿童和青少年时期，许多性别刻板印象已经固化。蔡斯勒建议说：“当年轻人称呼某人为‘bitch’、‘slut’或‘pussy’时，他们真正想表达的是什么？你要发挥积极作用，帮助年轻人认清这一点。”她指的是2008年的一件事，即一名大学生在希拉里·克林顿面前骂她是“bitch”。“我问他为什么特意用了这个词。”蔡斯勒回忆说。结果是这名学生实际上对希拉里·克林顿本人，或者她应该被怎样称呼并没有形成坚定、独立的观点，只是因为从小到大都听他父母这么骂希拉里，他就学会了。就像蹒跚学步的孩子在车里听到妈妈说“shit”（屎；该死）之后，也开始不停地说“shit”一样，我们从父母那里吸收了大量未经思考的性别侮辱。不论是向好的方向发展还是变得更糟，未来几代人用语言攻击别人的习惯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们可以控制的。“语言中有太多的东西变成了默许存在的，”蔡斯勒说，“所以尽早意识到这一点并挑战它的合理性真的至关重要。”
终止使用某些特定的词语并非出于政治正确或害怕冒犯他人。恰恰相反，这是对既定规则的反叛。拒绝使用“slut”和“pussy”这样的词辱骂别人，你就是在拒绝针对女性性欲和男性气概的不平等标准，就是在抗议社会对女性性独立的谴责，男性借此是在拒绝成为粗暴的男权沙文主义者。只要反抗的人足够多，那么每个人都会是赢家，因为一个更平等的社会也是一个总体上更放松、更富有同情心、更少人会被冒犯的社会。如果我们学习酷儿和女同的做法，把侮辱我们的词收复回来并进行重新定义，那么“冒犯”这个词本身就会被废弃淘汰。
提高我们对性别侮辱的意识，可以让我们在描述别人的外表和行为时更慎重、更包容，从而表达得更准确。这种自觉意识反过来也会让人思考，性别的概念是如何潜入我们日常语言的其他领域的。如果我们要分析“slut”这个词的真正含义、出处，以及我们为什么说它、那么下一步自然就是对我们习惯性脱口而出的其他性别相关词语提出同样的问题、比如“woman”、“man”、“female”（女性，雌性）、“male”（男性，雄性）、“guy”、“girl”（女孩）、“she”（她）、“he”（他）、等等。为什么是性别和性，而不是其他可以用于鉴别人的特质在我们谈论别人的方式中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为什么通过语言来区分一个人的性别对我们如此重要？
我觉得这里面一定有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