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而易见，性别偏见一直存在于语言中，但直到现在，英语文化才意识到应该进行语言革命了，这是因为我们拥有了前所未有的翔实语言数据，以及我们对于探究以下问题产生了空前的情感动力：我们谈论性别时有什么具体的不同之处？我们在感知男性、女性和非二元性别者的言语时又有什么显著差异？
物理学和地质学研究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与之相比，对语言和性别的研究是全新的，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关于该主题根本没有任何论着和实验数据。这一研究领域的兴起恰逢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当时在政治上亟须理解英语中隐藏的性别歧视。那时，几乎社会语言学领域里的所有人，都想谈谈人们每天是如何使用语言来创造和反映他们的性别的。这些问题之前从来没有被正式分析过，而语言学家们在过去的研究中也犯了很多错误，因此学者们有大量的问题需要解决。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主流文化逐渐认为女性的权利问题不再具有紧迫性，许多研究也随之被淡化——尽管女性主义理论研究在学术界不再流行、但幸运的是仍然有许多少数族裔学者在该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比如金伯利·克伦肖（kimberlécrenshaw），她在1989年提出了“交叉性””的概念——总的来说、语言和性别的研究受到了阻碍，停滞不前。
直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期，随着对性别谱系和性别平等的兴趣重新涌入我们的头脑，普通人和语言学家才再次提出如下问题：一个男律师在法庭上叫他的女同事“亲爱的”算是性骚扰吗？“slut”这个词可以去污名化地使用吗？女性比男性更频繁地道歉吗？假如的确是这样，那这是件坏事吗？
讲英语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得到这些答案，这给了语言学家新的机会来收集数据，并纠正许多人仍然抱有的关于“男性和女性如何使用语言”的错误看法。是时候让他们的研究超越教室和学术期刊的限制，走向我们的会议室、早午餐桌和议员的办公桌了，因为这些发现能在推动性别平等的运动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批新研究中最令人兴奋的新观念之一是，女性所拥有的隐秘而强大的语言特质武器库——尽管这些特质受到了严重误解——是当今世界迫切需要的。（她们容智的“武器”包括更快地适应语言变化的倾向，以及提出利于团结的问题的能力。）深入当代女性主义语言学家的研究成果之后，我们就会明白日常语言是如何影响我们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的，而这将帮助我们把语言从阻止我们插话的力量中收复回来。
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就在于此。
我不打算在这几页过多谈论自己，但我想简略地告诉你们我是如何对语言和性别研究一见钟情的。这要从我还不懂语言学的时候说起，那时我还只是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长大的一个健谈的孩子。我的父母都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生物学家，性情温和，他们说我还没到三岁，就已经是他们见过的最话痨的人了。我从小就对语言着迷：为什么说某种方言或外语会完全改变别人对你的看法？单词在一个人的脑海中怎么会有无数种不同的组合方式，从而能描绘出不同的画面呢？——比如你说“recalcitrant”（倔强）或是“stubborn”（固执），会激起听者不同的情绪反应。前者“敢于”使用冗长的音节，并且将发硬音和发软音的字母c灵活地组合在一起；而后者总是让人联想起某个顽固不化、不断受挫的蠢货。我的父母在我十岁生日时送了我一本同义词词典，它一直是我最喜欢的礼物。
后来我上了大学，从基础入门课开始修语言学课程，你可以想象，当突然有一屋子的人和我一样，都迫切地想知道为什么我们会这样说话时，我有多高兴。在我上过的所有课程中，最令我着迷的是一门叫作“性、性别与语言”的课。事实上，在2011年我在纽约大学注册系统上发现这门课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性别与我们说话的方式有任何关系——尽管在上学前班的时候，我曾表示我应该成为整出班级戏剧的导演，而不是演一个叫丹尼·奥尔特曼的小角色，然后我就被不可挽回地贴上了“bossy”（专横）的标签。当然，最后我成功当上了导演，而且这出戏大获成功，但它使我背上了“苛刻女·蒙特尔”的绰号，直到上中学我才摆脱了它。另外，多年来，我的谈吐也一直受到老师和职场主管的斥责，他们认为我说话声音太大，“like”说得太多，更不用说他们十分厌恶我喜欢说脏话，认为这是不成熟的表现。但当时我想，或者至少是希望，所有这一切并不是因为我是一个女孩，而是因为我说话的音量超乎寻常地高。毕竟，我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喋喋不休”的女孩。
在大学里的社会语言学课上，我开始了解到英语中隐藏的一些微妙的性别刻板印象，比如“penetration”（插入）这个词是如何暗示并强化“性是从男性的角度出发，以男性为主体的”这一观点的，即性被定义为男人对女人所做的事。与之相反的词可能是“envelopment”（包住）或“enclosure”（包裹，包围）。你能想象如果我们用这类词来形容性，那生活将会多么不同吗？如果在任何特定的性场景中，语言都把女人定性为主导者（主体），这是否意味着女性的性高潮会取代男性的性高潮，成为性生活公认的终极目标？这类问题让我震惊。
没过多久，我就意识到语言学专业的学生并不是唯一应该学习这些思想的人。显而易见，语言是现代性别平等运动的下一个前沿阵地，我们需要让世界看到这一点。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了解到以下内容，比如在你最常说的骂人脏话中隐藏着的性别歧视；为什么说话带有气泡音、喜欢说“like”实际上代表着语言悟性高；街头混混对陌生女性吹下流口哨、大喊“嘿，辣妹！”的时候，他们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我们还会讨论，为什么以一种更具性别包容性的方式说话很酷，而居高临下、爱纠正别人语法的家伙逊爆了；为什么“男同性恋声音”会得到关注，而“女同性恋声音”却无人在意。另外，我们还将讨论“cunt”（屄）这个词的历史；“gossip”（八卦）到底是什么；如果男人从地球上消失，语言听起来会是什么样子（只是从理论上来说！我可什么都没暗示）；我们可以如何利用所有这些信息，来实现真正的改变。
我们也会碰到一些复杂的问题，比如，真的有可能完全收复再定义“slut”这个词吗？我们能够永远杜绝街头的言语骚扰吗？我们无法百分百肯定地回答这些问题，至少现在还没办法。但读完这本书，你就会掌握所有你需要的“书呆子”知识，让你说话听起来像房间里最敏锐的语言忍者。我以我的经验告诉你，这种感觉不是一般地棒。
下面讲一段我自己的经历。我曾经用我仅有的一丁点语言学专业知识，成功说服一个和我背景完全不同的人——一个对女性应该如何说话有着自己顽固信念的人——改变了想法。那时我19岁，在纽约大学的课余时间照看一位教授的女儿，她在曼哈顿上东区的一所预科学校上学。与她同年级还有一个女孩，那个女孩的母亲常穿花呢裙套装，头发颜色像黄色水仙花，这位母亲成长于重视言行举止得体高于一切的家庭，而她立志要把这些优良原则传授给自己的女儿。
我在地铁6号线上遇到了这位母亲，当时我们带着各自的五年级小朋友，要去曼哈顿下城的布利克街。我们坐下来寒暄了几句，然后我挪到旁边和两个女孩聊天，说着说着，我用了缩略语“y’all”（你们）称呼她们：“sohowdidy’all’sfrenchtestgo？”（你们法语考得怎么样？）
穿花呢套装的母亲不高兴了。“y’all？”她喘着气，用手抚着胸口，“你不能不顾场合随口乱说‘y’all’，阿曼达。这是糟糕透顶的英语！人们会认为你很愚蠢……或者更糟，以为你是南方人！”“她看了一眼自己的女儿，摇了摇头。
我等的就是此刻。
“其实呢，”我从座位上滑回去说，“英语中缺少第二人称复数代词，我觉得人们社交时有意识地使用‘y’all’就能有效解决这个问题。”这位母亲扬了扬眉毛。我接着说：“我本可以用‘you’（你/你们）这个词来称呼她们，但我想让你女儿知道，我是把她也包括在谈话中的。我原本也可以说‘youguys’（你们）’，这在日常交谈中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但据我所知，这两个孩子都不认为自己是男性。我一向尽量避免使用表示男性的词来称呼非男性，因为这样称呼别人会从根本上助长语言性别歧视，而语言性别歧视是许多人多年来一直反对的。所以我的意思是，如果这两个女孩都不是男生，那么当然不能用‘guys’称呼她们。你觉得呢？”
母亲对我露出怀疑的微笑。“也许是吧。”她说。
“是这样的没错！”我很高兴她让了寸步，就继续口若悬河，“还有其他有趣的词可以用。我也可以说‘yinz’’，这在宾夕法尼亚州西部和阿巴拉契亚的部分地区很常用，但我个人认为它不太好发音。总的来说，我觉得‘y’all’是解决棘手的词汇缺口的最佳选择。我还知道，这个词被高度污名化了，因为人们将它与特定的地理区域和社会经济背景联系了起来，就像‘ain’t’：这个词一样。哦对了，‘ain’t’在19世纪的英国上流社会中被大量使用。”
“这是真的吗？”母亲坐直了身体。
“是真的。”我确认道，“话说回来，我很想了解你反对使用‘y’all’这个词的原因。可以跟我说说你的成长经历吗？”
接下来的十站，这位母亲都在讲述她的人生故事——讲她的移民父母，讲她小时候父母为她设定的、严苛到难以想象的言语标准——当我们在布利克街下地铁时，我敢肯定，下次她想教训别人不可以说“y’all”之前会三思。我其实倾向于相信她再也不会这么做了。
我写这本书是为了帮助女性，以及其他被边缘化的性别群体，从语言文字中汲取力量，就像我那天在6号线地铁上那样。为了将长期以来被用来攻击我们的语言收复回来、重新定义，我们必然需要用知识把自己武装起来。厌倦了别人教训你该用什么声音说话？好消息是，语言学家对此也烦透了。现在就是改变这一切的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