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可以一分为二地看待。首先，媒介产业带动了劳动者的就业。既往的信息传播技术（icts）研究主要关注的是这个问题，即媒介和信息技术如何催生了以此为业的诸多劳动类别和劳动形态。21世纪初，信息传播技术带来了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就业浪潮，并在此基础上催生了富士康信息产业链的工人、呼叫中心接线员、短信写手、游戏代练师等数字化工种，关于他们的劳动状况已有诸多研究，这里不再赘述。其次，媒介也带来了劳动者劳动实践与日常生活的诸多变化，尤其是在其家庭和社交关系层面。例如，有学者关注农民工群体的手机使用如何帮助他们更好地与自己远在农村的孩子进行更及时的交流，从而形塑一种更好的亲子关系。也有学者发现，对于在城市打工的流动劳动者来说，手机或者it产品给他们带来了社会荣誉感，让他们有了更多阐释自我的机会，成为他们丰富业余生活的重要渠道。在智能手机出现以前，qq或者短信是农民工群体相互沟通、彼此联结的重要渠道。在智能手机出现以后，劳动者的媒介化进一步加深。
外卖骑手这一职业伴随着新型技术形态的出现而日渐规模化，与其他行业的农民工相比，他们与媒介技术的捆绑更加紧密。他们越来越难以离开手机，除了工作需要，其日常生活也日益被媒介全面介入。换句话说，他们的生活半径开始围绕媒介展开并进行再建构。
我统计了过去三年间（2021—2023）自己所在的调研小组在北京地区开展的骑手媒介使用调查的数据，发现骑手的业余生活有很大一部分正在被互联网占据。其中，聊微信/qq和浏览微信公众号、刷短视频、看电视剧/电影、打游戏成为排名靠前的活动类别。随着短视频的普及，观看短视频的骑手比例有所上升（参见图24）。
以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媒介成为外卖员寻找“共同体”、展现自身数字韧性的重要渠道。在流动劳动的场域下，沟通与交流面临着时间和空间的双重挑战。除了早会和培训，外卖员很少有机会聚集在一起。因此，微信群里的“引用”和“@”功能可以帮助骑手有效实现紧急时刻的互动。在没有聊天内容的时候，很多外卖员喜欢在微信群里发送自己的gps定位，然后隔空喊上几句话，包括是否有订单、去哪里的订单，以及单子质量如何。大部分外卖群十分积极踊跃，每个群每天的发言次数多达几百条。发言的形式也非常多元，包括文字、语音、图片、小视频，以及五花八门的链接、投票广告等。站长如果有什么通知，通常要不断地推送好几次，免得被不断刷屏的对话和信息冲走。
与传统线下的工厂劳动不同的是，微信群几乎成为外卖员拓展社交和社会资本的“万能存在”。依靠外包、众包工作关系所形成的微信群具有强大的“再生产”能力。它们催生了围绕电动车、物流、房屋租赁、找工作等多个面向的“次生”微信社区，极大地拓展了外卖员的消息触达范围和资源集结的可能。例如，如果有人在众包群询问二手电动车的买卖情况，他就会被拉入二手电动车买卖群；如果有人咨询某地的招人情况，很快就会有人跳出来，告诉他加微信私聊等。虽然涉及的话题范围和内容十分多元，但大都围绕外卖相关的情境展开（参见图25）。每天，就业、二手买卖、保险、租赁甚至个人娱乐等话题在微信群里飞来飞去，外卖员在等单之余不时加入分享和讨论，这种对话结构没有时空限制，大大增强了外卖骑手获取工作信息和社会资本的途径（参见图25）。
邱林川提出了“信息中下阶层”的概念，用以阐释中国广大底层劳动者如何使用门槛低、普遍性的技术来增强彼此的联结。例如，qq群曾经是农民工群体实现自我组织化的重要工具。当下，有一部分外卖骑手仍旧在使用qq群，与此同时有大量的骑手使用微信群（参见图26）。外卖骑手会充分利用微信群来服务自己的劳动和生活。有外卖员会截屏自己的订单信息，发到微信群里。大家也都会跟着这样做，然后对各自的订单评论比较一番。虽对劳动实践并无影响，但此种日常交流作为一种仪式性的互动，成为外卖员阐释自身流动特征的维持机制。
同时，这种互动对于外卖员认识自己、想象他人具有重要的意义。丁未在研究深圳移民社群中的攸县出租车社群时提出了“空中共同体”的概念，并指出了出租车上的车载对讲机如何帮助流动移民群体赋权，形成“一呼百应”的强信任和强联动机制。对于外卖员而言，虽然这样的机制并不存在，但信息的传递在无形中构筑了大家对于“外卖人群”的共同想象。骑手们通过媒介技术的跨时空参与，有效融入了线上社群，也不自觉地将线上生活纳入到日常生活中，成为他们“想象他者”的重要渠道。
外卖骑手加入的线上社群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由平台、劳务公司、站点等机构建立的，主要用来传达各种排班信息和注意事项。另外一种主要是由骑手自主建立的，群里涉及的话题较广，除了讨论外卖工作，也有闲聊、发牢骚、二手买卖等。
以涂大哥为例。他来自河北吴桥，是一名“闪送”的外卖员，同时也是一名热心的微信群管理员。他自己经营着多个400人以上的外卖骑手微信群，包括“北京骑手群”“二手买卖群”“电动车驾驶证群”“调度/督导/站长异常处理群”等。涂大哥也因此成为我们调查组招募访谈骑手的重要渠道。在管理微信群时，涂大哥还敏锐地发现了外卖员的各种需求，包括二手劳动物资的流转、找工作、找房子等问题。有一次聊天，他告诉我自己除了跑外卖，还做一点“小生意”——帮助外卖员办理健康证、考摩托车驾照，以及办理车险等。在微信群里，涂大哥会拍摄自己帮助外卖员去办证的现场小视频，或是站在办理点门口排队，或是办理好的一堆保险单据，以此作为宣传自己“业务”的证明。涂大哥善于社交，讲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虽然很多经手人他从来都没有见过，但这并不阻碍他们像熟人一样，在群里热情地交流。涂大哥有时候会在群里发他跟其他骑手吃饭、喝酒、抽烟的场景，还会转发配上《好兄弟》背景音乐的抖音视频。
如果说平台经济的发展本身利用了中国农民工群体的转移趋势，那么反过来，流动人口本身也在充分利用互联网经济的红利，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正如吉登斯所言，在新自由主义的潮流中，个体的发展从来不是完全被动的、顺从的，而是充满了反身性和动态的调整。生活在多元的社会中，个体一方面充满了无力感，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地依靠一些脱域机制（disembeddingmechanisms）来实现自身效益的最大化。不过，过度的媒介化也给骑手带来了不少麻烦。很多骑手使用手机上瘾，他们在等单空闲的时候会看直播、打游戏，甚至有的会参与线上赌博。一些骑手在看直播时不停地给主播打赏，甚至花光了自己的积蓄；一些骑手因为陷入线上赌博而欠下不少外债，被人追债而不得不变卖房产，举家搬迁。对于底层劳动者而言，媒介使用的风险性始终存在，而且随着媒介内容和形式的不断变化，这种风险还在不断增加。
媒介化抗争
哪里有劳动，哪里就有抗争。可以说，控制与抗争一直都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只是在不同的时期其表现形式不同而已。“跑外卖”的劳动者多是农民工群体，相较于城市中产，他们较少利用社交媒介发声，属于社交媒体世界的边缘人群。但是，作为一项依托互联网技术中介的工作，骑手们的抗争方式也发生了明显的转变。简单来说，他们比传统工厂制时期的工人更加善于使用社交媒体，其媒介素养已有显著提升，这使他们能够更容易、更频繁地表达自己的意见。
我将骑手的媒介化抗争分为两类。一类是主动利用媒介进行发声的人群。这样的骑手一般熟练掌握各种社交媒体的使用，包括微博、微信、各种短视频平台等。有些骑手甚至拥有自己的个人账号和规模不小的粉丝群体。当与中介雇主或者平台公司产生矛盾与冲突时，他们会借助社交媒体的力量增强自身的可见性，引发社会讨论。这也成为外卖骑手与雇主和平台谈判时的重要筹码——潜在的、可能引发社会舆论的导火索一直存在，这会影响到劳务公司或者平台的声誉，往往会加速他们与骑手的和解。另一类是积极与媒体合作进行发声的劳动者。这样的骑手往往不太熟悉社交媒体，在遇到不公正的事情后多次碰壁，无奈之下只好主动寻找媒体曝光，以此帮助自己争取权益。这样的例子在近些年的媒体报道中并不少见。外卖骑手是随平台经济兴起的零工人群，在近些年广受媒体关注，“骑手提供事例+媒体进行报道”的模式也成为骑手抗争的重要形式。这些媒介不但包括自媒体，也包括主流媒体，其影响范围较广。下面分别来举几个例子。
一个例子是新冠疫情后期骑手通过社交媒体来抗议单价的下跌。故事发生在2022年下半年，那时疫情接近尾声，很多人赋闲在家，送外卖成为大家的一种选择，站点涌现出了一大批刚入职的骑手。当地的加盟商看到了机会，开始筹划削减骑手的送单价。原有的阶梯式单价全部进行了降价调整，最大单价调整幅度超过了1元。在深圳龙岗的一个站点，消息一出，骑手们群情激愤。骑手对于送单价敏感，纷纷表示不能接受，因为20%—30%的单价削减并非小事，这意味着他们的月收入也将同比例大幅减少。
属于过河拆桥。现在人多了，不怕招不到，就来削减单价……真是不想干了。夏天缺人的时候，还是我们（指老骑手）一单一单送。现在倒好，一单少20%的价钱。本来单子就少，这样下去真的没法干了。
丁彦是这个站点里的老骑手。他虽然不是组长，但因为从站点建立之初就在这里跑单，属于老资格的骑手，大家都称他为“彦哥”。看到大家这么气愤，丁彦去找了站长，但是站长表示降价是加盟商对于所有管理站点做出的决定，不只针对自己的站点，因此没有商量的余地。丁彦听完很是气愤，他不理解为什么要一下子扣减这么多。站长的回答则是，加盟商的经营利润越来越薄，而且市场竞争激烈，不得不调价。下午，丁彦和一群骑手在等单的时候，决定将事情“曝光”。他找来其中一个年轻的骑手，将公司大范围调低骑手送单价的事情发到了微博上。不用微博的骑手，则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发布消息。一下午的时间，站里有几十个骑手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转发了这个消息。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站长当晚就在站点的微信群里表示，公司将重新调整单价。这次降价幅度太大，大家接受不了，接下来公司会在听取大家意见的基础上进行调整。骑手们看到这个消息，有的表示高兴，有的持怀疑态度。但总体来说，媒体的发布是促使加盟商重新调整方针的重要因素。后来，我听丁彦说，是因为一个骑手的朋友圈被平台公司的一名公关人员看到，这名公关人员害怕出现舆情，于是联系了加盟商，要求加盟商重新考虑降价的事情。“平台肯定不希望出现舆情，到时候各种媒体都报，不好收场。”丁彦说。
当然，通过社交媒体发声带来的并不全是好结果。有一些骑手觉得自己遭遇不公而诉诸社交媒体，非但没有换来好的结果，反而使自己的处境更加艰难。张晓峰站点里的另外一个骑手，因为商家出餐慢、对自己态度不好，发微博抱怨。被发现后，站长受到了处罚，站点的绩效也被扣了分。站长因此很生气，认为他连累了站里的其他人，也给站里丢了人。后来，这位骑手不再受站长待见。站长不再给他顺路单、对他的请假要求也变得严苛，甚至有时候当他联系不上顾客报备时，站长也并不理会他，最后他不得不离开。
总的来看，骑手诉诸媒体能否取得好的效果取决于事件本身想要解决的问题。如果这一事件正巧击中了平台或者劳务公司的软肋或痛点，是他们想要逃避社会讨论的部分，那么往往相对容易达成和解，而如果事件本身并不是他们关注和关心的，骑手可能无法达到目的，有时还会使自己陷入尴尬的境地。
还有的骑手会选择在内部社群里发声、表达不满。为了促进站点骑手的相互交流，平台在送餐app内部也建立了交流群。平台方负责骑手事务的人员说，这些群一方面是用来发送各种通知、排班公告等，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给骑手“泄压”，听取一些骑手的意见和建议。不少骑手在内部群建立以后，积极地给站长、劳务公司、平台和相关大区经理提意见。按照站长的说法，一些骑手的言辞和表述往往带有强烈的情感指向，甚至在群里直接“开骂”，造成了不好的影响。站长和负责人对骑手的诸多牢骚和不满“不堪重负”，甚至会采取解散群的方式来处理此事。以北京大兴区南苑商圈的众包群为例，因为骑手总是在群里言辞激烈地反映问题，站长或无力回应，或觉得骑手说的话“无厘头”，于是选择解散群，踢出一些“刺头”，重新建群。在一个月之内，站长解散的群超过了十个。
在短视频上发声也是骑手进行抗争的一种形式。一些骑手善于使用社交媒体，在送单之余经营着自己的短视频账号。他们往往在送单的过程中，把一路上遇到的有趣、离奇、愉快、不满的事情记录下来并剪辑成视频。这些骑手以年轻人为主，一般采取一次录制、多平台分发的策略，以此增强自己的可见性。他们在短视频平台上发布的内容主要包括日常送单、对于平台政策的意见和不满、与消费者的互动、与店家的互动等。平台对骑手采取新的管理措施时，往往是骑手视频发布最多的时候。例如，2020年前后，“美团”推出乐跑计划，鼓励众包骑手转入乐跑，成为半全职的劳动力，以期稳定平台运力。但是，乐跑模式本身也存在诸多骑手并不认同的地方，包括单价低、劳动强度大、需要连续签约等。这一时期，“抖音”和“快手”出现了大量骑手在各地发布的“讨伐”乐跑计划的视频，还有一些骑手“抗议”乐跑的视频。在视频里，四五十个众包骑手站成几排，高举横幅，上面写着“抵制乐跑，拒绝乐跑”。大家在一名骑手的带领下高声重复着“抵制乐跑，拒绝乐跑”。类似主题的视频在社交平台很快得到关注，有些视频的播放量很快就超过十万次，甚至达到几十万、上百万次。
短视频具有很强的传播力和网络效应。很多骑手在“抖音”“快手”“西瓜”等短视频平台发布外卖相关的视频，表达自己的不满，这些传播渠道也为骑手建构了外卖平台之外的话语空间。这一话语空间不受外卖平台约束，骑手在此拥有更多的表达自由，也拥有更多的被看见的可能，因此，这些短视频平台成为骑手对抗平台的一个“平行流量空间”。因为市场所属权和经营权的不同，这个流量空间有自己的可见性分配规则和话语发布标准，只要骑手在这里遵循短视频的生产规则，那么他们就有可能建立一个与外卖平台公关宣传相对的新流量领域。而且，这一流量领域因其庞大的用户数量，往往会产生较强的影响力。这也是平台公司不愿意看到的。
杨国斌在《连线力》一书中曾详细地阐释了网民如何利用互联网形成集聚力量来对抗各种结构性的不公。他认为当下正在经历一场“传播革命”，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它扩展了民众的发言权和非官方的民主。在互联网时代，普通人被赋予了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重要的角色，他们的话语和发声可能引发巨大的社会效果。在这里，短视频成为外卖骑手反抗平台霸权的一个重要武器。他们通过利用短视频这个“平行流量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开辟了自我的话语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