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更多的朋友”
我曾在第四章里提到过孟天河，一名住在北京城中村的“饿了么”众包骑手。第一次知道孟天河是在一个自媒体平台上。朋友知道我研究外卖，转发给我。镜头里的他二十多岁，圆脸，戴着头盔，穿一身蓝色的配送服。在一个人潮涌动的路口，孟天河骑着电动车，一边走，一边讲述平台送单价格如何不合理。后续我在好几个平台找到了他发布的短视频。视频里的他喜欢开玩笑，表达欲很强。这让我十分想认识他。
几经周转，我加到了他的微信，并在2022年夏秋之交的一个傍晚，和学生一起去北京周边的一个城中村找到了他。孟天河做骑手的时候，因为“闹事”蹲过监狱。从里头出来后，他在自己住的城中村里开了一家电动车修理店，顺便做租赁电池的生意。现实中的他个子不高，头发略长，有些害羞。寒暄了几句，他跑去旁边的小超市给我们买了矿泉水。我们聊起来，发现他与镜头里侃侃而谈的形象并不相同。现实中的孟天河更加简单、直白、实诚。城中村旁边有一条小河，天色黑下来，我们坐在小河边的烧烤摊聊天。
孟天河之前做餐馆生意，在北京租了一个七百平的餐厅空间，想趁着外卖平台“补贴大战”时好好赚一把。没想到餐馆扩张后，平台补贴急剧减少，巨额人工费和租金让他在半年内亏损百万。他屡次尝试转租未果，最后不得不停了生意，欠下了六七十万的债。面对巨额的亏损，孟天河慌了手脚，有些“找不到北”。歇了两个月，他决定从头再来，开始跑外卖。
2018年冬天，孟天河跑外卖时出了一次车祸。根据他的回忆，那是一个中午，有位顾客点了麻辣烫。因为跑得着急，到的时候撒了一些汤。顾客说不要了。孟天河只好送回餐厅，路上他有些不高兴，脑子里一直在想这个事情。过十字路口的时候，他被小汽车撞到，电动车被撞出四五米远，整个人飞了出去。眼睛、胳膊、腿都受了伤。恍惚之间，他被送进了医院。
就在华威桥那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至今我也不明白，究竟我有没有闯红灯。……脑袋是走神了。
眼睛肿了，脸擦伤了。医生让我住院。我没钱，就在急诊室外面的走廊里躺了七天，挂点滴。就我一个人，也没有朋友。没人来看我。
孟天河跑外卖还不到三个月，就遇到了车祸。他一人躺在急诊科的走廊里，身体肿痛，无人照看，觉得十分孤独。因为之前在工作群里表达对平台政策的不满，他被片区负责人踢出了群聊。没有人聊天的病痛时间让他觉得十分难熬。这些经历刺激了他，也成了他“寻找团结之路”的开始。
我当时就想，为什么不能认识更多的朋友？片区负责人把我“踢”出群，为什么不能建一个外卖兄弟群，再也不会有人“踢”我们了。
我开始加骑手。最多的时候，一天加了一百多个。要付出时间。朋友、同事拉进来。有人说搞个标志吧，我想了想，那是违法的吧，还是算了。打个广告吧，去打印店搞了一个塑封，把我的（微信）二维码放上，贴在骑手餐箱上。慢慢有人加我，我拉他们进群。好玩，你知道嘛。有一帮兄弟，随叫随到。
以外卖骑手的流动餐箱作为广告牌，孟天河“寻找更多朋友”的想法很快得到了实现。骑手看到了微信二维码，有的觉得新奇，也有的希望加入一个群组。加他微信的人越来越多，甚至有很多骑手专门跑来打听他的个人消息。孟天河充满激情地跟我讲述当时聚集骑手的情景，他憧憬的眼神更像是一个老江湖讲述自己的峥嵘岁月。根据他的说法，最多的时候，他们有十四五个微信群，每个群有几百人。大家在群里踊跃发言，聊天，吐槽平台，不再担心被平台踢出去或者封号。孟天河把微信群的名称改成了“全国骑士联盟总群”，并自称“盟主”。一时间，孟天河是“骑手盟主”的消息在很多骑手群传开。大家闻讯而来主动要求加入他的“联盟”。在孟天河看来，骑手众多的地方就是一个江湖，而有江湖的地方，就要有联盟。在访谈中，孟天河对于成立“骑士联盟”微信群给出了三个解释：结交朋友、好玩、替外卖骑手说话。
作为一个从农村来到城市摸爬滚打十多年的年轻人，他与其他从外地来打工的人一样，有着作为流动人群的孤单与苦闷。多数农民工忙于生计，辛劳地从早干到晚，剩余的时间几乎只
有睡觉。长此以往，内心孤独，一颗渴望交流的种子便埋在心底。但在流动性日益增强的打工社群中，拓展网络、维系人脉关系变得十分不易。孟天河是少有的敢于尝试去编织自己交友梦想的打工者。更多时候，他觉得这是一项“有趣的探险”，是个体打工者“看世界”的一种方式。通过社交媒体的联结，他尝到了友谊的味道，这让他兴奋不已，也变得更加自信。在跑单之余，他用心经营十几个微信群，并在闲暇的时候与大家聊天、聚会。
也会线下见面。一起吃饭，抽烟，侃大山。人都是这样，见到了，给人家买瓶水，递根烟。人在江湖，大家会觉得你这个人不错，能处。有事了，可以相互照应。
除了结交朋友、相互关照之外，孟天河表示这些群也是为了“给骑手说话”。很快，这样的事情便出现了。2019年10月，主要的几家外卖平台降低了骑手配送奖金，这引发了骑手的不满。孟天河所在的几个微信群里骂声一片，骑手纷纷表示抗议。孟天河深以为然。他觉得既然有了一帮兄弟，当然应该反击平台的不公平做法。于是，他在微信群里号召大家集体不跑单，以示抗议。我问孟天河他是不是想要领导罢工，他非常明确地否认了：
也不是罢工，罢工是违法的。不能干。我就说，那大家在10月21号这一天，都不跑单。集体不接单，让平台尝尝滋味。给他们点颜色看看。……那几天，我们就做了这个倡议，贴在箱子上。很多人都看见了。
“不接单”的消息经由微信群和餐箱公告迅速传开。根据孟天河的说法，这一消息也传到了平台的耳朵里。很快，有人报了警，孟天河以煽动他人为由被警察带走并拘留。孟天河告诉我，按照这一罪名，他应该被拘留更长时间，但是由于他的“煽动”并没有造成严重社会后果，所以他被取保候审，拘留23天后放了出来。公安对他建立诸多微信群等事情进行了非常详细的问话，他一一照实回答。最终因为没有其他更加严重的事情发生，他被放了出来。“不接单”的行动尚未开展就被终止。这一倡议后来也不了了之。从寻找更多的朋友到号召骑手抵制平台的低价，孟天河的尝试很快就失败了。在接受审讯时，孟天河变得老老实实。“（公安）原本以为我们很有组织，是个大团体。没想到钓上来是一个小虾米。”他笑着说。
从“里头”出来以后，孟天河变了一个人。他有些害怕，也有些无奈。自己原来建的十多个外卖群解散了，多个自媒体账号也被封。不想再干外卖，但也不知道做什么。几个月后，他在朋友的帮助下开始做电动车维修。电动车修理店开在一个城中村里，临街，旁边有一条小河穿过。傍晚时分，骑手们开始忙碌，孟天河的店里也变得热闹起来。陆续有骑手跑来换电池、修轮胎。孟天河的妻子在店里一角隔了一个大约两平米的地方作为厨房，除了孟天河忙不过来的时候会出来帮忙招呼，多数时候她一言不发地在里面准备饭菜或者看手机。孟天河的妻子因为这个事情受到了牵连，也在里头待了几个月，时间比他还长。也许是这段经历让她难过，孟天河的妻子对于前来打听或采访孟天河的人并不欢迎。
不得不承认，从事个体化的劳动实践和极度不确定的外部状况使外卖骑手的联合行动变得十分脆弱。相较于工厂的工人，骑手的联合性和凝聚性大大降低，这既体现在劳动生产的组织模式变化上，也体现在他们联合对抗的黏合性与持续性上。在我的田野调查中，外卖骑手的“江湖团结”可能更多地以兄弟友情的形式存在，这些短暂、流动的关系最终无法成为持久性的联盟和对抗力量。正如盖伊·斯坦丁在谈论朝不保夕者时所讲的，虽然学者对于朝不保夕者是否正在形成强有力的阶层力量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有一点大家都认同，那就是大多数朝不保夕者有一些共同特征，“但对于应该做点什么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思想”。
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曾经强调过法人社团，即职业群体的社会作用。“在职业群体里，我们尤其能够看到一种道德力量，它遏止了个人利己主义的膨胀，培植了劳动者对团结互助的极大热情，防止了工业和商业关系中强权法则的肆意横行。”在大工业时代，法人社团的存在感一度很强，法人社团的进一步组织化就是后来的工会组织。工会组织在工业化时期于领导工人运动、提升工人权益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在当下数字化用工时代，工会的组织化和作用机制尚需完善，传统意义上的联盟、组织、行会等职业性联合的影响力越来越弱。在零工经济中，严格意义上的“法人社团”已经不存在，个体化和原子化成为日常，留下的只有因劳动者个体主动联结而形成的短暂的、流动的社会网络。
媒介化生活
孟天河以餐箱作为广告牌，利用社交媒体在短时间内建立了能够有效沟通的骑手网络。同时，他也通过各种社交平台积极发声，增强自己作为“骑手”的可见性。与媒介技术的紧密绑定成为平台劳动区别于传统工厂劳动的重要特征。在这里，媒介技术不仅被用于消遣娱乐，还承担着社群建设与沟通的工作。
那么，媒介对于劳动者来说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