汾哥：现在不是没单子吗？你帮我下一个，我来抢。
我：放在“抢单大厅”，你能保证抢到吗？
汾哥：放心吧。这点本事我都没有，还玩什么。
汾哥熟练地操作着app，在附近挑了一家超市，下单买了两箱水。一共27元，我付了钱。这时，他立马拿起自己的手机，点进“抢单大厅”，开始以很快的频率刷新。过了大约两分钟，里面果然出现了我的订单，汾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抢到了手。这让他开心得哈哈大笑。我仍旧不明白其中的原委。他故作神秘地告诉我：
就是说呢，这些订单，后台会尽量按照路线给你安排。比如我这儿现在有你一个订单，时间也充足。那系统就会陆续把顺路的单子都派给我。我走一趟能送好几单。就是这么样。是个设置问题，具体的我也不懂。不懂就不懂吧，反正管用！（大笑）
又过了几分钟，汾哥在自己手机上选择了骑手已到店，并让我取消订单，说系统审核后就会退款。接着，他就坐在电动车上等待。果然过了几分钟，汾哥的手机开始叮叮响，系统接连派了三个订单给他。如他所料，都是去往之前订单的所在地及其途经区域。汾哥十分开心，接连说谢谢。同时也叮嘱我，不能再这么做了。汾哥和周边几个要好的骑手都知道这个，并给它起了一个代号，叫“引虎出山”。在等了许久还没有订单的时候，他们会彼此帮忙，用这种方法“招徕”订单。
这个只能用一两次，多了对你账号不好。系统能查出来。用过之后就不能再用了。后面有人找你，别弄了。
在平台的拓展业务中，有一项“帮买单”业务，即由骑手帮助顾客挑选物品并配送。相较于送餐业务，“帮买单”的单价更高，广受骑手欢迎。旺季时候，“帮买单”一单的配送价格在10.5—11.5元之间，而餐品配送则只有7—8元。为了让自己获得“帮买单”的订单，房山的骑手在此花了不少心思。在送餐的过程中，汾哥和周边的骑手偶然间发现了这个系统漏洞。如果骑手接到一个“帮买单”，那么与此顺路的订单业务也都会随之而来。于是，经过多次研究，他们找到了一个“引虎出山”的窍门。那就是，先给自己下个订单，借此去往目的地的路上，接收系统后台派来的“帮买单”顺路单。如此循环，高峰期的时候，一些骑手可以在送单周边区域接到不少“帮买单”。
骑手之所以喜欢“帮买单”业务，除了订单配送费高，还因为“帮买单”的许多订单有利可图。帮买单主要是根据顾客下单所需，由骑手自行购买相关商品。一些骑手发现，可以利用其中的部分商品“赚差价”。例如，蔬菜、水果、肉蛋奶等日常消费品通常采取浮动价格制，骑手可以从中赚取小额利润。汾哥对其中的猫腻了如指掌：
（帮买单）现在少了，客人被坑得太狠了。……之前美团跑腿那些，顾客让捎烟或者水果、烧鸡，很多（骑手）都骗人，多要钱。好比，一盒烟15跟你要20，一个果篮120跟你要200。你让我捎的就这个价钱，顾客看了也没辙。点一次两次还行，后面就不信任了。……这几年不多，前几年还是很多的。我周边就有。
这跟我田野调查的发现一致。跑腿的骑手会随身准备一些收据，遇到无法使用机打小票的情况，便会利用这样的机会手写收据并赚取差价。后来，平台和消费者慢慢发现了这一情况，开始对跑腿业务进行限制。“帮买单”也就变得越来越少。但是，不少骑手发现，“引虎出山”的算法机制仍然存在。因此，在后续“帮买单”业务萎缩后，他们将其挪用至普通的送单业务。根据他们的反馈，这项策略属于“瞎子摸象”的民间理论，有时管用，有时不管用。有一次，汾哥受不了长期无单的状况，用了一位朋友的账号下单，但是等了一个多小时，一个订单也没有来。
与工程师对代码或程序语言的直接操控不同，外卖骑手通过日常的劳动实践得以部分了解、熟悉后台算法的运行规则和规律，并有机会在劳动过程中发现系统漏洞。一旦发现这样的漏洞可以增加其收益，他们便行动起来，通过“打擦边球”来实现自我权益最大化。只是，由于无法看到技术系统设置的全部面貌，此种策略和实践往往带有暂时性和不确定性。
“老鼠打洞”
总体说来，集体性、规模化地采用逆算法的策略在骑手群体中少之又少，毕竟，系统的实时追踪和数据更新很容易甄别出算法的问题和漏洞，并在最短时间内通过“补丁”来实现“亡羊补牢”。集体抢单、“引虎出山”这样的逆算法策略都在出现一段时间后被平台发现，并迅速变为骑手管理中的“禁止条例”。在丁未看来，这样的“反噬”做法使劳动者的“逆算法”实践变成了平台资本的免费劳力，即劳动者“自愿”成为平台技术的测试者，寻找各种bug。但在为期七年的田野调查中，我也发现，算法体系的日臻完善并不意味着骑手“逆算法”实践的结束。相反，骑手与平台系统的斗智斗勇始终存在。算法的发展体系更像是一场随机游戏，在既有的游戏规则之外会不断出现偶然问题，这些偶然问题则成为骑手可以有效利用、开拓出路的“洞口”。这样的“猫鼠游戏”一直存在，骑手的策略更像“老鼠打洞”，他们奔跑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并不断地利用流动性与庞大的算法体系进行博弈。这一部分主要记录了我在田野中有意无意间发现的一些骑手对抗算法控制的小策略。
首先，骑手会形成“站点社群”并以此对算法进行利用。这些“站点社群”多以线上形式存在，也就是以物理空间为基础，围绕商圈、站点、片区等组建微信群。骑手们拉彼此入群，以此方便互动沟通。这些微信群成为送餐信息的“集散区”，外卖员在群里即时转发和分享各种信息，包括“转单”请求、订单情况、交通路况、天气信息等。信息灵活的骑手会密切关注这样的工作社群，在高峰时段相互“转单”、帮送，提高送单效率。例如，有骑手会在群里公布自己即将去往附近哪个位置，有同一时间订单的骑手可以“搭顺风车”，即送给前一个骑手或者两人合成一人送单，对算法的规划实现“再整合”，省时省力。有的时候，全城送的众包骑手发现特定区域因为天气、交通、偶发事件等原因订单价格上涨，就会在群里告知，一些空闲无单的骑手便会赶过去，先于算法实现运力的调配，并抢先得到高价单。小崔是“饿了么”的众包骑手，也是一名“换单高手”，在送单过程中，他会有效利用外卖的微信群与其他骑手交流，借此应对高峰时段系统派单混乱的状况：
（高峰时，）尤其每个人身上都挂了很多单，系统容易乱，开始出现乱派单。乱七八糟，东一锤子西一榔头。有一次我八个单，全在不同的方向，整个乱了……我就和队友商量，相互捎单，换一下，你帮我送这个，我帮你送顺路的。
起初，骑手对后台算法“乱派单”不满，但时间久了大家开始慢慢习惯，并主动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通过虚拟社群进行实时交流以实现转单、帮送，有效地对算法进行了纠正，这种通过线上交流与线下流动所形成的“算法再整合”被诸多骑手使用。小崔反复说：“算法乱派，但人不能乱送，得动点脑筋。”
其次是“活地图”行为。一个总体的观察是，跑单时间越长的外卖员对派单系统的地图的信任度越低。相较于系统推荐的路线，有经验的老骑手更愿意相信自己的判断。尤其在高峰时段，负责配送老城区的骑手从来都是相信自己而不是算法给出的路线。老城区街道狭窄，人流量大，建筑和道路错综复杂，会延长送餐时间。老骑手通过抄近道、走小路，能够省下相当一部分时间。这为他们高峰时段配送更多订单提供了可能。方吉是一名“饿了么”的驻店骑手，在北京西城一个星巴克店里负责咖啡饮品的配送。在店里待了不到一年，他已经对周边老城区胡同十分熟悉：
这机器人的、电脑的，肯定没有人的大脑好使。我跑这么长时间了，我不就是活地图了吗？我不靠它（算法推送地图）。因为刚开始跑单的时候，我师父就带了我一个半小时。我就靠自己，天天骑着车跑，瞎溜达。哪里远去哪里，哪里难跑哪里。
再者，一些骑手会利用抢单软件来帮助自己获取更多订单。对于抢单软件的使用，骑手们大多讳莫如深。“抢单神器”“抢单软件”被骑手们统称为“外挂”或者“枪”，是一种植入式的作弊软件，能够帮助使用者更快地抢到订单。使用外挂造成的影响是双面的。一方面，作弊软件能够帮助一些骑手在没有订单的时候更快地抢到订单；另一方面，如果大量骑手使用作弊软件，就会出现过度内部竞争，破坏公平竞争的氛围。因此，骑手对作弊软件又爱又恨。
使用作弊软件的骑手基本不会在其他骑手面前提起，使用的时候也会小心翼翼地避开人群。多数骑手知道此类软件的存在，因为各种原因并未使用。抢单软件费用很高。首先是装机费，即帮助使用者将特定的软件嵌入手机系统。其次是使用费，使用费每个月都要交，按照使用者的要求，可以分级收费。使用者可以对所抢订单的距离、费用等做设置，软件会依照所设标准进行抢单。“装机费就好几百，使用费又几百，一个月多挣的那点钱，都挂机了。”抢单软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对抗后台算法的分发机制，帮助一些骑手拿到更大、更好的订单，但是这些软件的竞争对手其实是其他手动抢单的骑手，这样便造成了骑手内部的不平等。一些骑手对使用抢单软件的人十分气愤和鄙视，认为这样的人破坏了“抢单环境”。
有一次，驴哥和小王在房山一家购物中心的奶茶店等单。他们四五个骑手围坐在一起聊天，等了两个多小时却没有一个订单。这时，旁边来了一个陌生面孔的骑手，也坐在附近等单。不到十分钟，这个骑手的手机开始叮当作响，一连接到了四五个奶茶订单，这让大家十分惊讶。驴哥眼尖，凑上去一瞧，发现这个骑手悄悄地开了“外挂”软件。剩下的骑手十分气愤地站起来把他轰走了，并警告他不准再回来。也有一些骑手为了多挣钱偷偷使用外挂，但是过了一阵子发现这样会影响周边骑手的抢单数量，而且招致大家的猜忌，为了不影响周边骑手的团结，就主动删除了软件。
无论是集体抢单、送单，还是通过各种手段躲避、引导算法的规制，外卖骑手“逆算法”的劳动实践始终存在，而且形式多样，这一系列的“逆向社会工程”也充分地展现了骑手的主体意识和能动性。只是，相较于工厂大生产时代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零工劳动者的抗争形式和抗争逻辑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马克思在论述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问题时，曾经鲜明地指出过联合与工人同盟的必要性。在每一次社会改造的过程中，战斗的姿态十分重要。一百多年前，工人的抗争运动以结盟、革命的形式进行。通过砸烂资本家的工厂和机器，也就是捣毁和破坏生产资料来抗议，这样的抗争方式激烈而直接。而零工时代的劳动者，经历了过去几十年劳动灵活化、个体化、数字化的渗透变迁，其抗争的方式也已经由直接挑战变为诸多难以察觉的迂回战术。
在数字化的语境中，一百年前的厂房和机器等生产资料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无法被砸烂和夺走的虚拟算法体系。它的可变、迭代、预测、分类等复杂功能与骑手的劳动、身体和自我意识正紧密地绑定在一起。当势均力敌的技术性颠覆变得越来越不可能时，斗争的方式也显而易见地由“破坏重建”变为“协商利用”。骑手对于算法的认知和想象内嵌在他们的劳动实践中，这些“逆算法”的劳动实践包含争取自我利益的意涵，也展现了他们如何一点点挖掘主体性空间。如果算法是一条长长的堤坝，那么骑手便是在堤坝上来回奔波的蚂蚁。他们在奔走之余发现这坚固大坝上的裂隙和缺口，并以此为基础一点一点开辟出自己的另类生存空间。就这样，“千里之堤”与“溃于蚁穴”的风险矛盾一直存在，成为骑手与平台既合作又抗争的一个重要切口。
当然，在骑手日常劳动的“逆算法”实践之外，也会有公开叫板和挑战的劳动抗争形式。这样的案例并不多见，但也为我们重新看见劳动者的数字韧性提供了一个个小窗口。接下来的一节，我想分享“逆算法”实践之外的骑手抗争策略，并讨论媒介技术在其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