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上街头
对于许多女骑手来说，走上街头本身就需要巨大的勇气。送外卖是一项流动性工作，外卖骑手穿梭于大街小巷，在诸多目的地之间游走。当外卖骑手穿上工作服，带上餐箱，跑在大街上，就像一个个流动广告牌，不断地向路人宣示和展现自己的劳动。外卖劳动既是流动性的，也是展演性的。由于大部分女骑手来自农村地区，受到“男主外女主内”这种传统家庭分工的影响，习惯了从事诸多“不可见”的家务劳动与照料工作，不太“抛头露面”。当不得已暴露于大庭广众之下时，她们表现出了极大的不适。对于这些女性而言，跑外卖的过程带有鲜明的羞耻感。这种羞耻感更多的是一种心理状态和社会情绪，即认为自己所从事的实践活动带有自我蔑视的体验感。这样的羞耻感与我们在第三章所阐释的农民工污名化、标签化联系紧密。当然，对于女性而言，还多了一层应对乡土社会公序良俗的压力。
孙丽丽42岁，河北承德人。认识孙丽丽是在2021年疫情期间的一次采访中。因为疫情，我们未曾谋面，一直用微信语音沟通。她说话直率，并不避讳。每次讲起自己加入外卖的经历，她都觉得“很丢人”：
看见路边有跑单的外卖员，就问人家。下载了一个软件，摸着石头过河。一个人在街上，找不到地方，一直低头看手机，搞不明白，挺丢人的。（别人看见）一个女的来回在大街上晃悠，不像那么回事。不知道等单去哪儿。导航也不会变通，面对的是一堵墙，封起来了。傍晚的时候，在那儿绕，怎么也出不来。超时很急，感觉又害臊又难。
孙丽丽以前在河北老家种过香菇、做过餐厅服务员，但从没想过自己有朝一日会跑外卖。2019年冬天，丈夫因为脑血栓住进了医院，家里还有一个六岁的女儿。一下子没有了经济来源让她很慌张。孙丽丽从朋友的丈夫那里得知，在北京跑外卖能挣钱。“说第一个月挣了六千，第二个月七千，到后面能挣到一万多。”孙丽丽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可是家里人并不同意，觉得太危险，让她继续留在县城工作。她兜着县城找了一大圈，没有地方收留她。家人无奈松了口。2020年春天，孙丽丽来到北京，在朋友丈夫的帮助下，进了北京西城的一个站点。
自认为丢人或者羞耻这种情绪在女性刚进入外卖行业时尤为突出。作为初来乍到的“少数人群”，不熟悉路况、对外卖一知半解，难免会担忧和害怕。“有点担心”“不知道自己行不行”等话语常被她们挂在嘴边。刚开始跑单时，孙丽丽不好意思与男骑手走得太近。临近午休，当骑手们三五成群坐在路边或躺在电动车上聊天时，孙丽丽很羡慕，但她并不靠近。她说自己“不好意思过去”。
那时候我不认识他们（男骑手）。他们在广场边上，一排排在那儿等单子。我不好意思跟他们说话，又不知道他们会对我是什么态度，就一直没理过他们。如果在那边，我就会一个人躲在后面。
我在调研时经常看见诸如此类的场景，一边是男骑手三五成群地抽烟聊天打游戏，一边是一个或稀疏的几个女骑手坐在那里静静地等单，并不怎么说话。女性的难以融入尤为明显。不少学者曾论述过职业或行业劳动实践中的性别藩篱，朱迪斯·m.杰森（judithm.gerson）和凯西·佩斯（kathypeiss）使用了“边界”（boundary）这一概念。她们认为，性别的边界一方面有划分类别的功能，另一方面展示了社会空间分配上的性别关系，它彰显着一种微妙的彼此隔绝的关系，即“谁应该被接纳，谁应该被排除”。企业文化、夜间生活、酒吧文化等都带有显著的性别边界感，对男性气质的召唤往往使女性难以融入。多数女性在访谈时都会提到家人劝阻自己跑外卖，认为这份工作“不好”“不体面”。这种不好并不是说收入不高。相较于工厂，跑外卖的收入其实更加可观。“交通事故”“抛头露面”“风吹日晒”成为主要的刻板印象。在实际的劳动实践中，女性走上街头也的确会遇到性别审视的问题。
拉珍是一个藏族姑娘，来自四川康定。2021年采访她的时候，她二十岁整，已在北京跑了一年外卖。在此之前，她一直在成都和老家之间往返工作，并在成都跑过半年外卖。
在成都的时候，有些老保安居然调戏我，客户（都）从来没有调戏过我。我就想，都这么大的人了，调戏我干嘛。但是你不能表现得特别脆弱，就是软弱的那种，你越软弱他越会调戏你。要表现得强硬一点，他看都不敢看你。……我也不敢骂他，我害怕被打，但是我态度就是那种很强硬的，给他一个眼神，让他自己体会。
拉珍讲自己和成都“老保安”斗智斗勇的故事，言语幽默，逗得调研小组的同学哈哈大笑。但是这背后她为此吃的苦头以及产生的内心波澜，可能只有她自己能够深切体会。在外卖领域，“男性审视”依旧非常明显地存在着。这给初期加入外卖行列的女骑手带来了严重的身体羞耻和情绪焦虑。对这些女性而言，克服性别藩篱和基于此而形成的羞耻感十分有挑战性。在劳动的过程中，女骑手一方面要规划自己并不熟悉的接送单路线，另一方面因无人指导而焦虑难耐，经常会觉得自己孤立无援。柳方是北京房山城关站点的一位女骑手，加入众包骑手时的新手经历让她难以忘怀：
众包需要抢单，不停地刷手机，老抢不到。一开始有新人奖励。每天给10单，一单5.2元，每天52元。房租每天50，吃饭好几十。拿到手里50多，想哭。孩子不去学校，也还有消费。其他外卖员介绍我外挂神器，没什么用。你会抢单心切，抢一个距离有五六公里的单，到了结果电瓶车没电了，只能推着回来。
孙丽丽和柳方的入职经历十分相似。作为女骑手，她们一开始很少参与街边对话，也难以融入男性骑手社群，因此她们也无法参与男骑手们临时发起的转单、抢单活动。这对她们一开始的骑手成长之路产生了影响。街头的男性骑手三五成群，时而开口说黄腔，柳方表示自己不知道怎么参与。由于脱离街头社群，她们无法知道抢单的技巧，也无法得到骑手间转单的庇护和照应。这在客观上增加了她们跑外卖的难度。柳方跟我讲述自己熟悉环境过程中的一些故事，十分有趣。下面是其中一例：
刚开始那闹的笑话可多了。有一次我去永辉超市拿货。不知道配送点在哪里。我从正门进去，没找到，收银员跟我说在另一边。我走过去，还是没找到。我又从正门进去，碰见保安，保安见我不知道，带着我去了楼下仓库，才知道取货点在那里。从仓库拿了东西出来，发现是从后门出来的。电动车还在正门。离着有两公里，可远了。不知道怎么办。（笑）碰见一个同事，骑电动车把我给带到正门。
也许是意识到了这一点，也许是慢慢习惯了街头人们并不怎么关注的眼光，孙丽丽和柳方在后面几个月的跑单过程中变得大胆了起来。柳方开始尝试在等单的时候跟男骑手主动搭话，问他们一些问题。一旦迈出第一步，打破尴尬，她开始发现身边的男骑手其实“比较好相处”。有的人听说她是新手，会热情地给她讲一些抢单的技巧，告诉她如何根据远近、楼层、餐品来挑选“好单子”。柳方逐渐开始知道其中的窍门。有的骑手在她送餐着急的时候，还会主动帮她在送餐柜上找餐。几个月后，柳方慢慢地和附近的众包外卖员混熟了，知道了骑手们相对固定的聚集地。在没有单子的时候，她会主动跑去聚集点找人聊天。有一次晚上我们找她做采访时，她甚至跑去了男骑手的宿舍，跟他们一起聊天、玩游戏。
与男性打成一片成功地帮助柳方克服了心理上的羞耻感和孤立感，她不再像刚开始跑外卖时那么唯唯诺诺，有时候甚至可以在街头很大声地与男骑手逗乐、开玩笑。当然，这样有效的融入并不多，众包的女性多被困于母职需求中，劳动时间相对灵活，难以像男性骑手那样形成持久的街头社群关系。
性别身份与骑手身份
具体到实际工作中，身兼家务劳动或者母职劳动的女性往往会面临身份的冲突。平台化的数字劳动规则如高效、快速、及时等不断规训着女性，鼓励她们建立一种职业化的身份。这种规训将女性以家庭为核心的性别身份转变为以顾客需求为核心的服务者身份。在这个过程中，女性需要隐藏既有的来自家庭领域的性别化身份，转而变成一个追求效率、善于把控时间的骑手。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变化是：女性不得不由在家务劳动中“主动安排事务”的角色变为听从平台、站点、顾客的“被安排”角色。在诸多劳动实践中，她们对这一转变十分不适：
之前不会看导航。站长教了我好几天，我还是不会，太难了。以前在家里也没什么需要（看导航）。有一次找顾客的位置，不明白导航的意思，就在原地打转，二十多分钟才找到。这个事（跑外卖）不能慢慢干，要跑，使劲跑……一个高峰期下来，心脏怦怦跳，半条命快没了。
在以往的性别规范，尤其是家务劳动和母职的情感劳动中，都需要女性作为一个“稳定主体”存在。妻子或者母亲的角色被定义为“勤劳”“温柔”“兼顾”“善解人意”等，这些“品性”围绕着家庭生活展开，以长期性的陪伴为特点。但是在平台劳动的环境中，女性“稳定主体”的性别身份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流动性、即刻出发与使命必达的身份建构。换句话说，女性气质在很大程度上不被需要，女性反而需要用男性气质来武装自己，以此保证自己在外卖劳动中能够存活。
最显著的例子来自送单高峰期，即每日的午晚餐时段。在此期间，高强度的劳动需求使女骑手必须按照平台统一化的、强势的劳动标准来要求自己。在单量陡增时，骑手要承担比平常时段多3—5倍的工作量；遇到极端天气时，骑手需要超时待机来保证平台运力在线，并不断化解订单积压。对于女性骑手而言，体力和耐力都是巨大的挑战。
有时女骑手会在深夜送餐，遇到荒凉偏僻的地方，很多女骑手回想起来会担心当时自己的人身安全。晓萌是北京门头沟一个专送骑手，每天在岗的时间是从早上8点到晚上9点。有一次临近晚上9点，她刚要下线，来了一个单子，她只好去送。没想到沿途需要穿过一片湖，道路两旁有一排排的柳树，却不见一个人：
心里害怕，但也只能硬着头皮走。谁让我接了单。到了发现是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绕进一个大院子，往里又骑了两分钟，才发现有一处亮灯的。出来的时候才发现是一处墓地，吓得我浑身冒冷汗。好容易走出来，看见前面有一个“美团”骑手，顾不了那么多，跟他打招呼。大哥挺好，带着我一路走出去。现在想想还是害怕。
面对这些，女骑手展现出的是鲜明的劳动者身份，她们会强调“别人能干自己也能干”“没有什么办法，派给你了就得干”这样的职业身份意识，而不会去刻意强调自己的性别。有时高强度的平台工作使女骑手不得不打破传统的性别规则，援引与男性气质相符合的骑手身份来随时准备应对挑战，包括临时的加派单、转单、路线改变等。在送单的劳动过程中，大部分女骑手一头扎进订单中，在慌乱中努力求生。“骑手”的劳动身份显而易见地战胜了“女性”的性别身份，流动的、去稳定性的、随时准备战斗的骑手身份取代了女性稳定的、陪伴的认知，这也成为女骑手身份转换的矛盾点所在。
之所以说这是身份转换的矛盾点，是因为这样的性别展演一方面说明了女骑手在努力地为自身的平台劳动争取合法化身份；另一方面，在实际的劳动过程中，她们不得不应对不断涌现的性别身份差异，不得不与自己的女性身份进行协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