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夫妻档
进行这一章的写作时，我正好在与不少媒体接触，他们对女骑手十分感兴趣。大部分媒体朋友开场的第一句话都会问她们为什么跑外卖。这是一个比较难回答的问题。根据调查问卷的分析来看，八成以上的人选择跑外卖都有经济收入方面的考量，这也可以说是他们加入外卖最根本的动因。很多在工地干过的骑手尤其表示，跑外卖从不会被拖欠工资，没有讨债的压力，这让他们很放心。如果具体到女性，她们跑外卖的基本动因也来自经济层面，但具体到个人，尤其是作为女性的“生活世界”，情况则更为复杂一些。
我将目前采访到的其中30位女骑手的资料进行了初步整理，大致归纳出她们进入外卖行业的五个动因（参见表7）。这30位受访女骑手年龄在20—47岁，平均年龄为37岁；27位来自农村地区，3位来自城市；主要在“美团”“饿了么”“闪送”等平台工作，加入外卖的时长从6个月到6年不等；大部分人已婚，并育有1—2个小孩。另外有4人离异，4人未婚。
超过1/3的女骑手表示，自己来到大城市是因为丈夫也在同一城市打工，他们需要一起攒钱，寄回家里，养老人和孩子。之所以选择跑外卖，有的表示是因为“找工作困难”，有的是觉得“跑外卖赚钱”。有趣的是，11位女性当中有6人表示自己的丈夫也在跑外卖。她们找工作的“一般模式”是，自己的丈夫先去大城市跑外卖，接触一段时间后，感觉还可以，就介绍给自己妻子，妻子再加入。外卖“夫妻档”是我们在访谈中发现的很有趣的现象。这样的夫妻档的生活背景也大致相似。他们往往来自农村，育有两个娃娃，且多是男孩。来到大城市，他们的目标是“快速攒钱”，用来赡养老人、给娃娃交学费、盖房子、还债等，经济条件稍微好一点的还会提到买车、在县城买房等。由于孩子多留给祖辈照看，他们会比别的打工者更加频繁地往返老家。上有老、下有小的生计现实让夫妻两人在大城市租房、吃饭时十分节省。
来自河北的陈美，2020年5月开始在北京跑外卖。2019年她丈夫在朋友的介绍下到北京跑外卖，觉得活儿不累，就介绍给她。陈美初中没毕业，17岁和丈夫结了婚，生了两个娃。有了第一个娃之后，陈美来北京跟丈夫住在一起，丈夫在外打工，她在家里带娃。第一个娃三岁的时候，他们把孩子带回老家，由婆婆帮忙带着，两口子开始一起在北京打工。跑外卖之前，陈美在小吃店烙过饼，在餐厅当过服务员。两人在北京郊区昌平租了一间公寓，是三十多平米的一个大房间。他们用隔板把房间重新做了分隔，有了一个浴室、一个厨房。房租一个月七百，加上水电，共八百左右。陈美对租金价格很满意。相比于住在城区附近的外卖员，他们的租金更便宜，房子空间也更大一点。陈美皮肤白皙，脸上有跑外卖晒出的斑点。她说话慢声细语，有着年轻母亲特有的温和。问及两人的收入，她低下头，仔细地想了想，轻叹了一口气，开始盘算：
我们那边是盖房子，但是盖房子也（需要）不少钱。孩子还要上学、娶媳妇……想想就头疼。老大上小学，寄宿学校，一年大概一万左右；老二跟着我父母，花不了啥钱。我想起来就给父母点钱，让他们看孩子。两个孩子自己玩，属于散养，没上兴趣班。
他（丈夫）差不多一个月一万，他挣得多点。我一个月七八千。租房子一个月八百，两个摩托车油钱六百多，电话费两百。忙的时候在外面吃，回家做饭很少，都是买着吃。不是点外卖，就是买点熟食、馒头。两个人（一个月）两千五百多。其他的有个一两千开销。两个人家务没啥了，有洗衣机洗衣服。省下的钱攒着或者寄回家。
陈美一开始干的是美团众包，后来发现自己抢单不占优势，就开始干专送。专送以派单为主，有专门的站点管理，有固定工作时长。但是她并不为难，因为两人不在家吃饭，租住的房子家务活很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她可以干全职专送。
另外一对夫妇，梁子和她的丈夫老高是地道北京人。疫情冲垮了老高所从事的境外游行业，梁子所在的华尔街英语也走向衰退，线下课开不起来，严重依靠提成的业务收入几乎为零。两人防控期间在家里待了三个月，没有任何收入，眼看孩子要上小学，两人心急如焚。老高最终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跑外卖。“因为外卖来钱快、进退无压力。”两人之前是摩托车爱好者，便开始骑车送外卖。与陈美两口子不同的是，梁子与老高骑一个摩托车，梁子负责拿餐、给老高看地图指路、联系顾客、送餐，老高负责专心骑车。“这样他不至于分心，出事故的可能性就小。一个人上路太危险。”刚开始的几天，梁子并没有参与，负责在家带孩子，老高一个人跑单。但是干了几天，老高发现骑车时分神的事情太多。梁子怕老高出事，就要求跟他一起跑。
由于梁子要照顾六岁的儿子，两人不能出门太早。早上九点钟，吃完早餐，两口子把孩子交给父母，开始出门送餐。梁子坐在后座上，把手机固定在手上，时时盯着地图，眯着眼睛给老高指路。老高免去了边骑车边打电话、看地图的烦恼，送餐效率高了不少。我问老高为什么不两个人分开跑，多挣点钱，他说，“一个人等单无聊得很，两个人可以说话。而且，她（指梁子）是个路痴，不敢让她自己上路”。在大街上，两口子骑着一个体型巨大且华丽霸气的摩托车，看上去不像跑外卖的，更像旅游观光者。
无论是陈美夫妇还是梁子夫妇，他们的生活都紧紧围绕孩子和家庭展开。对于每一个女骑手来讲，兼顾孩子和跑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性别研究学者卡伦·克里斯托弗（karenchristopher）曾提出过“延展母职”（extensivemothering）的概念。在与四十位有工作的母亲进行访谈后，她发现已婚母亲会将大量照料劳动转给他人“代理”，以此来保证自己的工作不受打扰，同时又兼顾了母职的需求。这样的案例也曾经出现在学者对于台湾地区新富家庭母职的研究中，对于台湾年轻一代的母亲来说，良好的家境使其可以凭借经济上的优势免于琐碎的照料劳动，同时又能保证自己对家庭内部的掌控权。而在大陆地区城镇化的语境中，流动人口或城市弱势打工人口所展现出来的孩子教养方式与此并不相同。
外卖夫妻档多采用“亚洲型解决方式”来处理家务劳动的问题，即将自己的孩子交给祖辈照看，让上一代人成为孩子的“全职保姆”，自己则全职跑外卖，拼命干活，一天的工作时间甚至超过10小时。代际的母职外包是女骑手经常采用的方法。来大城市跑外卖一定程度上帮助女性实现了再生产劳动的重新分配。由于租住空间狭小，夫妻二人从事社会生产的时间严重挤压了社会再生产的时间，女骑手得以从“家务劳动主要承担者”的角色中脱离出来，与自己的丈夫一样忙于工作。但是这样的脱离并不意味着完全的解脱，因为它是在家务的二次外包的基础上实现的。家务劳动、照料劳动并没有因为她们外出工作消失，而是被转嫁给了远在家乡的上一辈女性，如孩子的奶奶或姥姥，由两代人共同分担母职。
破碎的家庭与离异的阵痛
女性受访者中还有因为离异、家庭变故、破产等原因不得已外出跑外卖的，占到近三成（表7中的前两项）。因为离异而跑外卖的女性在之前多是家庭主妇，与丈夫离婚后发现自己没有工作经验，无路可走，只好先跑外卖过渡。
36岁的雪花就是一个例子。年近三十时她在东北老家认识了现任丈夫，家人觉得她年纪大，催她结婚。她受不了催促，与对象认识不到三个月就匆匆领了证。婚后，雪花发现丈夫有家暴倾向。“早就想离婚了，从生完孩子后就一直忍着，他打过我几次，我们就这么一直僵着，好多年了。”儿子两三岁时，她发现丈夫在外面有了人，两人关系更加冷淡，因为儿子才没有离婚。在过去的几年间，“凑合过”一直是她家庭生活的常态。2020年，儿子上小学六年级。雪花所在的公司倒闭了，待在家里，与丈夫三天两头吵架。没有收入让她变得忧心忡忡。
我得挣钱养孩子，孩子爸爸不太管，不给我俩生活费。……家里水电费、燃气费、房租他都不交，有一次我也交不上了，物业把我们水停了，（但）出于人道主义没停电，我特上火。儿子也哭了。最后我弟跟他（指丈夫）谈了一下，从那以后他把房租交了，但买菜、水电、养儿子还是一分都不给。
2020年秋天，犹豫再三，雪花决定跑外卖。她之前上下班就骑电动车，所以感觉送餐并不太难。周末的时候，雪花把儿子一个人放在家里不放心，既怕他无聊，也怕他管不住自己一直打游戏。所以她带着儿子一起出来跑“闪送”，两人戏称自己是“上阵母子兵”。
有一次，北京天气突变，路上开始噼里啪啦下冰雹。小石子一般大的冰碴子打在雪花的餐箱上砰砰作响。雪花急忙骑着电动车带着孩子跑到一个桥下，挤在一起躲避冰雹。雪花只带了一件雨衣，两人钻进去取暖。儿子跟雪花说：“妈妈我太冷了。”雪花低头看见儿子小腿和鞋子全湿了。冰雹下了一阵子变成雨，慢慢停了下来。雪花带儿子去公共卫生间，用干手器把他的衣服吹干，又发现两人的鞋子还是湿的。天气不算冷，雪花索性就光着脚丫骑了半天车。
2021年，儿子上初中了，能管得住自己了。因为作业多，雪花让他独自在家，不再带着他跑单。每逢下雨天，儿子都会叮嘱：“妈妈小心点，注意安全。”没有找到合适工作的雪花就这样一直跑外卖。把孩子安顿好之后，她放下心来，更愿意走出家门。单子多的时候，会干到半夜甚至凌晨。尽管生活艰难，雪花对于自己无法兼顾孩子和工作还是耿耿于怀。这种不满既来自自己，也来自雪花所想象的自己的父母。
儿子对我干“闪送”是有概念的。我现在都不带他干了，带他干的时候他还小，假期没事干，就带他一起了。现在放假他就自己在家，他怕火也不会做（饭），就吃点小零食。
我爸妈没看过我家孩子，我说其实我在这个家里不是孤儿，胜似孤儿，没有人真正地关心过我。没离婚，但孩子什么的都是我一个人管，我比谁都累。我也没跟人要过钱，这不要强呢嘛，要帮忙还帮不上。去年夏天我妈因为我说这句话就来帮我看孩子了。来了一段时间，我弟妹（就）把我妈叫过去给她做饭洗碗去了。
对于家庭主妇来说，家庭的破碎是可怕的。失去了经济来源，她们需要面对经济独立的阵痛，想办法养活自己，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这种阵痛不会轻易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