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
小武基村是北京东四环外的一个城中村。在土地规划、城市地理学的范畴内，“城中村”主要指在城市化扩张中转型不完善而兼具城乡二元结构的农村社区。之所以得名“城中村”，主要是因为其坐落于城市区域内，但其内部的社会关系、生活习惯等依旧延续了乡村的生产生活传统。城中村伴随着中国加速的城镇化、农民工群体的大量流动而出现。20世纪90年代，城镇化快速发展，城市边缘地区用地被大范围纳入城市规划之中，大量的村落因此被包围其中，但因为村民补偿和土地安置费用巨大，城市政府大多选择“获取农村耕地、绕开村落居民点及村民”的办法。于是，城中村成为中国大城市中一道独特的景观，大量外来人口寄居于此，原住村落逐步聚集起以农民工群体为主的流动社群。
大城市中现代都市风貌与星罗棋布的城中村的共生一直是中国城镇化的特色。据传，小武基村旧时有集市，每月初五赶集，“五集”的谐音是“武基”，又因为其东南处有一个叫作“大武基”的地方，因此得名“小武基”。小武基村在行政区划上属于北京朝阳区十八里店乡，位于东四环外。从地图上看，小武基村的背面是北京欢乐谷，一个主题公园，村中有一条名叫“萧太后”的小河，历史上说此河通航运，现如今几乎变成了一条小溪。河两岸稀稀疏疏地有一些饭馆、修车铺、水果摊。听住在村里的骑手说，村落很大，有数千人。
夏日的一个傍晚，我和学生第一次来到小武基村。相较于不远处林立的高楼，小武基村是一个迥然不同的世界。站在村口，除了听到萧太后河水流的哗哗声，还能够看见不远处烟雾缭绕的烧烤摊，听到偶尔传来的水果叫卖声。与珠三角地区的“握手楼”类似，小武基村里的建筑密集，纵横交错。但历经多轮城建改造，小武基村剩下的大多是两三层的建筑。这些建筑多由当地村民建造，为了出租方便，一般是建成联排的出租屋。走廊狭长，站在楼梯口能够一眼望到头。大部分出租屋共用厨房和卫生间，稍微好一点的有单独的厨卫。走进村里，扑入眼帘的是拥挤感和烟火气。楼梯附近的电线杆上缠绕着一圈圈杂乱无章的电线，电线杆之间的细绳上晒满了各色衣物，窗户外的护栏边堆放着装在编织袋里的、不知道是什么的杂物。街道望过去一片漆黑，只有路灯下的一圈亮着，大人找了野餐垫铺在地上，围在一起打牌，孩子在旁边打闹。走过一排排出租屋，可以看见已经收工回家的人蹲在水龙头前洗脸或者在布满油污的炉灶前炒菜。
听村里开电动车行的老板说，数千人的小武基村里，大约住着三四百号外卖骑手。随着疫情的到来，做骑手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以前做小生意的、摆路边摊的，因为疫情生意惨淡，都加入了跑外卖的行列。路过小武基村，我们会不时地看到配备餐箱的电动车和摩托车停靠在路边。
北京城在过去二十年急速扩张，不得不在近些年采取人口严控的政策。其中有两条“红线”不得突破：2300万的常住人口总量不能突破、城区人口总量1080万不得突破。在过去的十年间，北京的房价增长了5—10倍之多，高昂的房价与租房成本成为其限制外来人口的重要工具。为了养家糊口，外来流动人口自动聚集在诸如小武基村这样的城中村中。这里有相对低廉的房租和熟人关系。在小武基村住，一个单间一个月大约在600—1000元，根据面积、是否有独立厨卫而存在差异。也有的骑手与自己的配偶、孩子住在一起，他们租的房屋面积相对大一些，租金在1000—2000元左右。我们对历年北京骑手的租金状况做了分析，发现在过去的四年间，月租金在1000元以下的骑手占比在四五成左右，月租金在1000—2000元的骑手占三四成。选择月租金在1000-2000元的骑手中，七成以上都是与家人、老乡或者朋友共同租房。此外，在调研中，80%以上的骑手认为北京的租金正变得越来越贵。
孟天河曾经是“饿了么”的一名骑手，一直住在小武基村。不干骑手之后，他在小武基村村口开了一家电动车店，主要给村里的骑手修理、出租电动车。因为一直没有拿到营业执照，他的店面一直没挂招牌，头顶着一块破旧的美容美发招牌。他之前干过骑手，认识不少人，生意渐渐地为人所知。周边的骑手也都会找他租车、换电池。村里骑手的来来去去他最清楚，但与此同时，他似乎也习惯了这样的来去与离别：
都是来打工的。想干了在这里干一阵子，不想干了卷铺盖走人。谁也拦不住。这个村里还行，住得还行，就是疫情之后很多人没回得来。估计也不会回来了。有些去了南方，有些留在家里。……来修车的不少，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
现如今的小武基村，外来流动人口已经远远超过原村居民，它逐渐变成了一个底层劳动者的社群空间。来到这里，拥挤而热闹的街头、哗哗流淌且略带杂物的小河，让人有一种自己还生活在乡村的错觉。伴随着北京诸多城中村的拆除，像小武基村这样能够为大量流动人口提供住宿的村落正在减少。疫情时期的管理也使得流动性急剧减少，如今，留在小武基村的骑手主要是长期在北京生存的打工者。
在既往的研究中，城中村一直被视为一个需要整治、规范的杂乱空间。一方面，政府对违规建筑、电动车违规充电的间歇式整治加剧了人员的不确定性流动；另一方面，城中村经常出现的“蜗居”情况，也让大部分寄居于此的人成为被治理的对象。2017年11月18日，北京大兴一场因电气线路引起的火灾致19人死亡，8人受伤。这起严重的事故使政府开始大规模整治违规经营和违规出租，其中，对于电池、电线、电动车的违规操作成为重点调查对象。对于外卖骑手而言，他们不得不时常面对突如其来的检查。
平日不敢把电瓶拿出来充电，一般就是放在床底下或者柜子里。有人敲门就赶紧藏起来。被他们（城管）看见就没收了。只要楼下有电动车，每天就都会有人敲你门，不给开门就一直敲，你知道是他们（保安、城管等）。后来就拍门。拍不开就找房东，房东拿钥匙直接把门打开。进来二话不说就翻你的床底、柜子，找电瓶。……每天活得心惊胆战，挣分钱就这么难。
（地方）不好找，到处都在拆。主要还得能给电动车充电。楼里不行，村里行。（因为楼里）不让放家里。
2019年以来，老赵已经换了五六个住处。最终，他在老乡的介绍下来到小武基村，结束了自己长达半年的“游击战”。老赵现在住在一栋联排的二层小楼的楼上，房间大约15平米，卫生间和厨房与其他十人共享。他觉得小武基村合适，这里户外有给电池充电的地方，也有换电箱，不用因为电动车的问题担惊受怕。
遥远的老家
尽管外卖骑手这样的过渡职业由五花八门的人群组成，但是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来自农村的跨省流动务工人员。这样的人口来源决定了外卖骑手大多要奔走于老家与城市之间，成为“城乡两栖人”。大城市高昂的居住成本和教育成本往往使大部分骑手对于留在城市不抱希望，“挣了钱回老家”是他们最本真而朴实的愿望。因此，他们在大城市并不讲究居住条件，更愿意省下租金来补贴远在家乡的老人、孩子、配偶等。老家对于骑手们来说，是一个拥有美好憧憬的空间。他们在地化的辛勤劳动往往寄托于有朝一日自己能够攒出足够多的钱，回到老家，翻新老屋、购买县城的房子，或者让老人、子女享受更好的生活条件。老家这条线牵引着骑手对于美好生活的想象，也是骑手在重复而又忙碌的送单劳动之余为数不多的情感慰藉。
认识张文友是在2022年秋天的一个晚上。他是美团同城核心的众包骑手，也在小武基村住。我通过电动车店的孟天河联系到了他。张文友四十岁，曾经在西藏昌都当过16年兵，退役后去山东潍坊找到了一份消防工作。在之后的几年里，他经历了一段并不顺利的婚姻。2020年，他离了婚，带着九岁的大儿子回到了老家贵州，而小儿子被法院判给了前妻。在毕节，他与兄弟贩了一段时间的水果，生意并不如意。2021年，张文友再婚了，找了一个附近寨子里从小一起长大的女子。他听说那女子也是离异，便主动找她搭伙过日子。两人很快结了婚，并有了一个儿子。2022年春节后，生活压力越来越大，张文友想来想去，鼓起勇气只身来到北京，决定在这里闯一闯。
几经周折，张文友在孟天河的介绍下开始跑美团众包，并在小武基村河东侧租了一个小单间，月租530元。其中租金500元，网费30元。他对于自己的小单间十分满意，主要是因为便宜。的确，这应该算城中村里最便宜的房租了。“大概只有两三平米的样子。一张单人床，一个小衣柜，够了。”张文友笑着说。我几次提出想去看看他的房间，他显得十分不好意思，说“没啥可看的”。房间里外都没有厨卫。平日张文友使用村里的公共厕所；想要洗澡的话，就去桥对面的一家澡堂，洗一次8元。遇上夏天出汗多、洗得勤，张文友舍不得花钱，有时就会找个脸盆在屋子里擦擦身，隔几天再去澡堂。
省了钱，可以给儿子交学费。之前在县城买了房，还有房贷。今年7月份回家，我又贷了10万装修贷。一个月加起来要还5000多吧。压力不小的。但是我真的感谢这个众包。北京的单子真的多。别看骑手是最底层的服务业，挣得不少。现在还完了贷款，还能剩下一两千。
张文友挂念着老家的亲人。父母年纪大了，和两个儿子住在一座大山的半山腰。因为与当地政府谈不妥搬迁费用，他们没有搬下山，如今变成了村里唯一一户住在山里的人家。“下暴雨的时候，山体会动，安在我们家旁边的山体地动仪会响，房子已经裂开了一个大口子。真害怕哪一天，山体滑坡，连着我们的房子全部推下去，就完了。”聊天的时候，我和学生们给他出主意，让他拨打当地政府的市长热线，他摸摸后脑勺，为难地说“回头试试吧”。
张文友的大儿子上六年级，与后妈一起生活，难免叛逆。张文友在外务工，觉得愧对大儿子。为了减少母子间的摩擦，张文友在学校附近餐馆给儿子订了午饭，放学后他可以过去吃饭，不用回家。张文友还给儿子买了儿童手表，保证儿子可以随时给他打电话。大儿子隔三差五就跟张文友要零花钱买些瓜子糖果之类的，张文友也不过问，一般都会给钱。有一次，儿子打来电话，告诉张文友自己在米粉店吃了11块钱的粉，让他付钱。他加了米粉店老板的微信，转给老板11块钱。后来打电话过去，老板告诉张文友，他儿子只吃了3块钱的粉，把剩下的8块钱“套现”拿走买零食了。这让张文友十分生气。
我使劲儿说他。我说：“爸爸给你钱，是为了让你好好吃饭。我还特地给粉店的老板交代，多给你加点肉。我怕你吃不饱。……爸爸在北京打工很辛苦，你也知道，你这样，我很生气。人要讲理，不能撒谎。你撒谎骗我，这样好吗？”他也不吭声，后来就说：“好，我知道了，以后不了。”儿子还是有些怕我，他听进去了。
在来到北京半年多的时间里，张文友从分不清东南西北到对北京无比熟悉。“不夸张，整个北京城没有我找不到的地方”。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替人跑腿，送餐、送文件、送鲜花、代办事……与其他我遇到的骑手不同，张文友喜欢全城跑，因为这样接到的单子路程远、金额大。他每天六点半出门，晚上十点回家。一日三餐在跑单路上解决。他给自己定的额度是每天跑200公里。这样可以保证每天有400—500元的收入。在跑长距离的订单时，张文友会走神，会想家。他会想他的孩子，他的婚姻，还有他在西藏当兵那些年吃过的苦。
也想过把老婆孩子接来。不是时候。爸妈年纪很大了，需要她照顾。她父母年纪也大了，小儿子也很小。不方便。租金也会很贵，还不如在老家。（但）这样就是两地分居，感情会变淡。不过我俩都是离异的，我跟她说我们不要吵架。我们基本不吵架，挺好的。
与其他骑手相比，张文友的婚姻家庭略显复杂。他经历了婚姻重组，这使他不得不更加用心地维护现有的家庭。对于很多已婚骑手来说，来大城市送外卖意味着长期的异地分居，这给婚姻和家庭带来了挑战。但即便如此，调解家庭矛盾、与妻子和儿子沟通依然是他在北京努力奋斗的动力。亲情的联结与对于家乡的空间想象让他觉得安心。等单的时候，张文友偶尔会与孩子视频。他对着屏幕笑，儿子喊他爸爸，有时候会眼泪汪汪，看得他难受。
从某种意义上讲，“有家不能回”本身也构成了区隔劳动的一部分。正如蓝佩嘉在描述东南亚女佣时所强调的，她们之所以不顾家人的反对而出国工作，是因为空间上的转移使她们从家庭领域的无酬劳动中解放出来，变成了国际空间里的有酬劳动力。对于骑手而言，空间上的跨越和分离是其获得高收入所付出的代价。为了自己和家人的生存，他们不得不选择流动。在此过程中，“老家”是承载其寄托和希望的港湾，对于老家未来的美好想象与建构支撑着外卖骑手在大城市的空间拓展。送单劳动是一种阶层化的空间转移劳动，它用农村过剩的劳动力供给填补了城市发展中对于便利的需求。大量的劳动人口因此不得不变成“城乡两栖人”，服务于空间上同时等候的两批人——客人与家人，并不得不更加偏向于前者。
帐篷下的家园
如果说前文我们探究的是结构性的、主流的空间如何被征用和彰显社会不同人群的权力关系，那么在这一章，我们更希望看到平台市场经济生产语境下的“空间盲点区域”。它们是一些被忽视的、不可见的“碎片空间”，往往是模糊的、被认为是没有价值的甚至是极其混乱而不安全的，也是城市发展过程中极力想要避免与其产生交集的。它们是“城中村”，是遥远的农村，是帐篷下的栖身之地，是疫情期间“蜗居”的屋子。
新冠疫情下的流动劳动也时常因为疫情管理而变得更加琐碎、间歇。病毒传染的不确定性增加了骑手送餐的风险。疫情初期，这种风险来自个体对可能被传染的担忧，而到了疫情后期，更多的担忧则来自因为疫情管理无法正常外出送单。没有收入来源变成了最需要担心的事情。为了防止疫情扩散，很多小区或城中村执行“只出不进”的政策。为了逃离封锁，许多骑手不得不选择“睡大街”或者“住帐篷”，送外卖的劳动者失去了歇息之地，变成了真正意义上居无定所的流动劳动。同时，这样的流动劳动，也让不少骑手有了难忘的经历。一些骑手以此作为谈资，与我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