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之峰在出事的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表行的老板和警察也在，柜台前围了一大圈人。吴之峰尝试与表行老板沟通，但老板看他穿着“闪送”服装，并不怎么搭理。警察取证后，撂下一句“等通知”，便让大家散了。一个多钟头过去，老刘依旧没能平复心情。他坐在街边的板凳上，像是丢了魂，一言不发。吴之峰让老刘先回家。他待在表行，继续尝试和老板沟通。可能是因为他很有礼貌，也可能是因为他的坚持，表行老板终于愿意开口和他聊天。内容主要关于手表和老刘的后续赔偿。表行老板一口咬定问题出在骑手身上。老板和店员已经联系了平台，平台表示会继续调查。
吴之峰从与老板的谈话中得到了几条重要的线索：首先，破碎的手表属于二手商品转售，实际价值无法达到之前所说的一百多万；其次，如此贵重的手表，寄送的表行的包装却显得十分简单，只是用塑料袋简单地进行了包裹，并未装盒；最后，平台对刘良国的处理，除了看警察的判断，主要还是看表行的态度。这些线索让吴之峰觉得这件事情像个“陷阱”。
当我说老刘就是一个打工的，没多少钱，家里有三个孩子的时候，老板的态度开始出现松动。他变得支支吾吾，说如果给不了原价赔偿，也可以按照二手商品的二十多万进行赔偿。我坚持称老刘没有那么多钱。说到后面，老板又说，可以按照成本价赔偿，大约是十三万，他们可以开发票。……我觉得这中间有些蹊跷，为什么这么贵的表可以反复折价。这不奇怪吗？
吴之峰敏锐地发现了其中的问题。当晚，我找了几个律师朋友做了一些简单的咨询。律师朋友给出的各种法条解释起来十分繁琐，一时难以完全说道清楚。但确实有一些疑点：手表尤其是表壳的包装、手表本身的质量和价格以及拆封的过程，都存在可以进一步确认的细节。
当天回到家，老刘整个人处于崩溃的边缘。他的账号里预存的2000元保险金已被平台扣除，后台显示的余额变成了“负28万多”。“我当然知道这是手表，又不是没送过。走的过程很仔细。表盘就算碎了，也应该是有裂痕，为什么碎成了玻璃渣渣一样？……要是罚我这些，我可能一年都白干了。也不想活了。”老刘说。可能是因为情绪过于激动，老刘回家后头晕目眩、呼吸困难，他的家人打了急救电话，120来了后发现老刘血压蹿到了两百多，当晚就让他办理了住院。
第二天，当我们与表行提出对手表材质进行重新核查时，表行表示事情已经解决。根据表行老板的说法，他们已经与平台进行协商，不再要求赔付。第二天，平台发来消息说已与顾客协商解决。三天后，刘良国的账号解封，又可以正常跑单了。
当我再次回忆起事情的解决过程时，总是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原本以为会持续很久的纠纷，竟然在几天之内忽然消失。还没等老刘从悲伤中回过神来，这件事情便已经过去了。在与表行的后续交流中，他们也并没有像当天那样死死咬住老刘要求他进行赔付，而只是表示“会去修复一下表壳”。
吴之峰后来又去找人询问修理这款手表的价格，一位业内朋友告诉他修复表壳只需要千元左右。我们后面聊天，吴之峰戏称表行的人是“骗子”，来“组团忽悠可怜的老刘”。虽然我们没有证据证明这是一场骗局，但是老刘关于表壳破碎的质疑以及吴之峰关于赔偿金不断降低的质疑，的确让我看到了骑手承担的另外一重风险，那就是一部分人刻意创造出来的对于骑手的恶意欺诈。这样的情况不会天天发生，但一旦遇到，对于个人的伤害将是巨大的。吴之峰还给我列举了骑手送电脑、手机、相机的种种风险陷阱。
如果老刘真的被要求赔偿几十万或者十几万，我们很难想象他将会如何面对这一切。在访谈中，我也碰到过不少受骗的骑手。他们或是在找工作时被骗钱，或是在劳动过程中被误解、要求赔付。有些时候他们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对策，但大部分时候，面对这些恶意，他们无路可循，只能默默忍受。这样的“被伤害”记忆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跟随着他们，有时也让他们心生厌恶和愤懑。走在路上的骑手们，历经摸爬滚打，内心始终装着这是一个“风险社会”的自我提醒，过于热情和友好并不被鼓励。
变身“个体工商户”
2020年的秋天，陈化兵刚刚入职北京一个新的站点。有一天早会，站长突然召集大家，并要求大家提交材料，说公司有任务要大家配合完成。陈化兵听得没有那么仔细，但从站长的传达中，他知道需要扫描身份证、进行人脸识别，把骑手注册成商户。站长解释说，注册成商户之后，个人到手的钱会变多。陈化兵稀里糊涂搞不明白其中的缘由，但还是“随大流”注册成了个体工商户。
有骑手对此提出疑问，一些地方的加盟商和代理商的回应十分强硬，说不弄就不给发工资。这让原本就搞不清缘由的骑手更加反感。部分骑手把自己的遭遇以短视频的形式发到了网上，引起了不少媒体的讨论。一位“饿了么”的专职骑手在完成注册后，发现自己被下发了一个“个体户工商营业执照”。他十分不解，在“抖音”上发了一个短视频质疑此事：
这个“个体户工商营业执照”到底干嘛用的，我要搞明白。在入职的时候，站点要求我们注册了一个叫“好活”的微信小程序。注册完了，里头有一个营业执照，以我的名字（注册的）。这是不合理的。如果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我就是一个员工；如果是合作的关系，它（指平台和合作商公司）就不应该用管理员工的方式管理我。
骑手变身个体工商户这件事确实存在争议。一方面它帮助一些骑手减少了交税额度，但另一方面，它也让骑手面临身份上的困惑。“我到底给谁干活”成为他们的一大疑惑。这正是当下平台劳动者面临的一大困境——劳动关系的认定。平台、合作商公司与骑手之间的关系是目前学界争论较大的问题。从合作模式上讲，诸如配送这样的在地劳动模式，平台以外包的形式将人力管理交给人力资源公司，而后者多采用“自愿合作”的方式招募劳动者，即双方不具有劳动关系。这样的情形可能适用于时间灵活的兼职骑手，但平台上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进行全天候劳动，遵从人力资源公司和平台的双重管理，存在并具有实质发生的劳动关系用工特征。对于专送骑手来说尤其如此。如果变成“个体工商户”，就有了一种权责自负的意味。这让诸多原本有社保记录转来从事骑手工作的劳动者难以接受。
2021年，我们的调研小组针对北京市外卖骑手所做的问卷调查显示，有23.49%的骑手不清楚自己是否签订了劳动协议，16.9%的骑手不知道自己所签订的劳动协议类型（如劳动合同、劳务派遣等）。一位骑手开玩笑说虽然自己注册成了个体工商户，但并没有什么工商资产，“就是光杆司令，一无所有”。
变身“个体工商户”并不是外卖平台的独创，而是当下众多外包公司组织化运营中的一种普遍现象。这也是一种极具中国本土特色的社会现象，按照学者的观点，它源于帮手学徒制。从事工商业的手艺人会带徒弟或者邀请别人帮忙，这种情况下的各方是协作关系，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并不存在实质雇佣。而在改革开放后，个体经济不断发展、经营主体范围不断扩大，“个体工商户”逐步成为一些市场经营主体用以模糊劳动关系、提升自我市场效益的重要手段。将骑手变成个体工商户，是出于经营成本和市场利益的考虑。根据平台代理商易欣的说法，其核心原因在于“规避劳动关系，从而规避社保义务”。骑手被转成个体工商户，可以享受月收入三万以下的免税优惠，同时也具有了自行购买社保的资格。一旦骑手转变成个体工商户，便意味着与平台、合作商公司无法构成劳动关系，这也就意味着，平台无须承担对于劳动者的劳动权益的保障。
个体工商户登记时并没有注册资金的要求，申请门槛低。骑手注册成个体工商户的话，平台公司可以通过委托业务的“服务费”来给骑手算工资。骑手就可以给平台公司开具相应的发票，这样平台的税负也降低了。相当于说是双赢。
（转个体工商户）最早是一批做人力资源和财税业务的人想出来的，打一些政策的擦边球，试探灰色地带。……在家政、保安等行业用得比较多。一开始很多加盟商也不知道。后来逐渐用的人多了，平台公司知道了，也开始引导，定了一个官方供应商名录，必须用那几个供应商。
截止到2021年9月，我国现存“外卖”相关企业达到197万家，而其中个体工商户为183万家，占比超过92%。由于这一事件引发的媒体讨论不断发酵，平台公司开始对此问题进行回应。2021年9月15日，“饿了么”发布公告表示“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各地有关部门的合规要求”，禁止合作商“以任何形式诱导或强迫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转为个体工商户”。
将参与用工的人员注册为个体工商户并不是一个新问题，早些年卡车司机和一些制造业零工也会被企业注册为个体工商户以求避税。从法律规定的角度来说，这样做并不违法。如平台代理商易欣所言：“平台从财税管理的角度打了一个‘漂亮’的擦边球，巧妙地躲避了自己的责任。”学者史蒂文·瓦拉斯（stevenvallas）和朱丽叶·朔尔（julietschor）在其分析中指出，平台善于将自己打扮成“机构化的变色龙”（institutionalchameleons），根据周边政策和社会环境的变化灵活运用各种策略，不断确证自己的盈利机会。将骑手转变为个体工商户的做法正是这样一种策略化的“变色”，通过财税方面的变革调整并增强自身对于劳动者责任的“免疫”，从而拓展自身的盈利边界。
变身“个体工商户”，将缴纳社保的决定和责任给了劳动者自己。调查发现，出于各种原因，大部分外卖骑手并不会主动缴纳社保。他们大多漂泊不定，停留在一个固定城市的意愿并不强烈，也更看重眼前的生计而不是未来。2021年北京的调查问卷显示，超过一半的骑手表示自己并不缴纳社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