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故
2020年10月的最后一天，我和调研小组的一位同学赶往医院探望出事的李烨。他是一名“闪送”骑手。一周前，他在北京房山区良乡镇的一个岔路口被小汽车撞倒，头盔飞了出去。李烨脑袋着地，失去了意识。路过的“闪送”骑手将他送进附近医院。医生打开他的脑颅，从里面抽出了一托盘的淤血凝块。医生走出手术室的第一句话是，“再晚来几分钟，人就没了”。由于陷入重度昏迷，他住进了重症监护室。
重症监护室不允许家属入内，李烨的家人没有地方可去，只能在走廊里打转。李烨的弟弟也在北京打工，当晚赶来守夜班。他买了一些泡沫垫子，带了一床被子，睡在医院icu外走廊的一个拐角处。李烨的妻子郭霞也来了。出事当晚，她带了几万块钱，匆匆从河北坐火车赶来。做ct的时间到了，医生把李烨从病房推出来。我第一次见到了李烨。他的半个脑袋被纱布包裹着，有些血迹渗出来，身上横七竖八地插着管子。郭霞看到时，眼里含着泪珠，弯着腰喊：“李烨，李烨，你能听见吗？没事哈，治治就好了！”李烨被迅速推进电梯，见面的时间大约只有几十秒。这是郭霞和李烨的弟弟每天唯一的盼头。
我们和郭霞聊天。她嘴里一直念叨，不相信李烨会出事。事故发生一天后，郭霞依旧无法接受这个现实。她说，李烨平日骑车是一个自己都瞧不上的“胆小鬼”，“肉得很，速度不快”，不知道为什么这次会出事。对于一个来自农村的三口之家，摆在面前的压力是巨大的：家里的主劳力命悬一线，需要支付巨额的医疗费，而且因为没有社保，赔付问题陷入僵局。家里还有四位老人和一个上小学的女儿。
因事态紧急，出事当晚撞倒李烨的汽车车主垫付了四万元手术费，之后便拒绝继续垫付。双方在责任认定上起了争执。因为事态严重，公安部门需要较长时间的调查。2022年6月，距离事故已经过去近两年。我托人打听李烨的情况，之前跑单的同事说李烨至今没能醒来，仍处于昏迷状态，医药费已高达三十多万。李烨的家人和车主、平台打官司，至今未有说法。
外卖劳动是一项极具风险的劳动。我们在2021年的问卷调查显示，47.8%的受访骑手表示自己曾经有过交通事故的经历，包括一般性的剐蹭、摔倒等。在跑外卖的整个过程中，一旦接单，“将订单送达”便成为外卖骑手的全权责任。高峰时段，高速的流动状态和多单量的身心压力让外卖骑手极易出现交通事故，威胁人身安全。平台公司深知其中的危险性，因此在骑手入职时，便通过劳务协议、站长训话、同事交流、平台培训等各种渠道将这样的风险意识充分传达给骑手。骑手知晓其中的严肃性，并且对于“自己可能发生交通事故”这样的预设有了一定的心理准备。但是正如郭霞所说的：“知道有危险是一回事，真摊上了，能不能接受又是另外一回事。”
我采访的骑手大多对“事故”的认知比较平和，都表示希望尽量避免，如果真遇到了也没有办法。令他们较为苦恼的是，当下的交通事故伤害险赔付多是“顾大不顾小”。遇到较大的事故，劳务方和平台公司多会出面，而诸如摔倒、剐蹭等一般性的交通事故则倾向于个人解决。现实就是，日常“小打小闹”的交通事故发生率比较高。
有一次过一个很窄的地方，脚被挤了。当时就麻了，感觉自己的脚没了一样，还是坚持送完了当时那一单才回家。没上医院，脚肿得像个鸡蛋，在家躺了一个星期才下床。
刚开始干的时候，抢不到单。好不容易半夜的时候抢着一个，困得要死，迷糊着出去送。有个木头桩子在地上，没看清，没刹车。两只手套都摔破了，裤子也破了，脚就是疼。第二天还疼，去医院说骨裂了，医生让我休息。
干外卖这行，摔下、跌下（是）家常便饭。尤其雨天、雪天的时候，速度快了就会摔倒，骑车的话，特别容易伤到膝盖，留下后遗症。
上面的话是外卖骑手在访谈时回顾的自己遇到事故时的情境。几乎在每一个访谈中，我们都会谈到交通事故和伤痛。在下雨天，我也经常有意无意地发现有骑手摔倒，他们的餐车倒在一旁，餐食也撒出来了。骑手一方面非常鲜明、直接地知晓送外卖遭遇交通事故给个人可能带来的伤害，另一方面对于病痛和事故则采取非常个人化的应对方式和策略，例如停止工作、在家休养或者忍受因为事故带来的后遗症等。我询问骑手是否可以走保险，得到的答案多是“比较麻烦”“提交的材料太多”“不太清楚怎么走流程”等。多数情况下，骑手会选择自己应对“小打小闹”的交通事故。
卡萝尔·乌帕德亚（carolupadhya）和a.r.瓦萨维（a.r.vasavi）在论述印度的it产业时，认为现代化使程序员的劳动与工作变得越来越个人化，缺少集体认同。任务未能完成会被归因为个体的能力和效率有待提高。同样的道理，事故之于骑手，也成了非常个人化的事情，正在慢慢进化成“跑外卖”所带来的一种附加风险，不可避免却又无可奈何。在某种程度上，甘愿承担身体受伤的风险以赚取较高收入成为外卖骑手区别于其他社会劳动者的特征之一。在其他职业的人看来，外卖骑手所承担的风险表明他们是一群勇敢的、敢于挑战生活的“孤勇者”，但社会和个体对于这样一种“承担风险”的话语阐释却往往带有无可奈何的意味，正如李烨的妻子郭霞感慨，“不是被逼无奈谁干这个”。骑手深知跑外卖有很高的风险，这也是其污名化的一个方面。骑手工作的风险带来了这个职业与社会其他职业的区隔，长此以往，这种区隔也会带来个人身份方面的区隔。
骑手交通事故频发这一现象引发了众多关注和讨论，工伤认定难的问题首先引起了关注。很多骑手尤其是众包骑手，并未与平台或者外包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由于工伤认定的前提必须是用工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因此在发生交通事故时，骑手个人承担的风险大大增加。这意味着他们既要承担“在交通事故中无法得到保障”的社会风险，也要承担事故给个人和家庭带来的身心伤害。为此，国家近些年也不断出台各种政策，旨在降低骑手事故率，规范交通事故发生后的责任险认定和保障工作，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政策是“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职业伤害保障尝试在劳动关系之外建立一个新险种，绕开劳动关系认定的难点，优先解决交通事故的难题。第一批试点工作在北京、上海、江苏、广东、海南、重庆、四川等七个省市首先展开。这种“单工伤”的保障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交通事故的后果，但也有骑手反映，职业伤害保障与工伤险较为类似，存在手续繁琐、报销时间长等问题。
恶意
2020年12月末的一个晚上，我接到了吴之峰的求助电话。他与我在2019年的一次线上访谈时相识，每次回答问题时，他都十分真诚、认真地作答。虽然只有三十出头，但其社会阅历已经十分丰富。吴之峰小学三年级辍学，在做“闪送”骑手之前，做过建筑工地小工、装修工、蛋糕店送单小哥、理疗师、代驾员等十几种工作。虽然只上过三年学，但他逻辑缜密，表达清晰，对于做田野的学者而言是一名理想的访谈对象。吴之峰为人热心，在了解到我的研究之后，曾与我多次进行讨论，并将周边的骑手朋友介绍给我认识。我们后来变成了朋友，经常一起聊天、吃饭。吴之峰跑“闪送”已有七年，积累了不少人脉，有时候也会出镜公司或者媒体活动。
电话那头，他有些着急地告诉我，老刘碰到了事情。老刘叫刘良国，五十岁上下，是吴之峰跑“闪送”的同事、好朋友。两人都是最早一批加入“闪送”的骑手，经常一起等单、吃饭。按照吴之峰的说法，老刘在跑单的时候打碎了一块价值百万的手表，现在店家要求他赔偿。老刘慌了神。吴之峰希望我帮忙找律师咨询，他觉得这样发展下去，后期可能要闹官司。我让他慢慢告诉我事情的经过。当时我并不认识老刘，下面是吴之峰的转述：
那天跟平常一样，他（指刘良国）接到一个订单。客户是一家表行，要配送四只手表到十多公里外的地方。
我们看了监控。店家当时拍了照片。老刘到了，看见（店家）正在打包。表行那人用了一个塑料袋，先放进一只表，然后缠几道，再放进另外一只（表），缠起来，两只表打包在一个袋子（里）。另外两只也是这样。老刘拿了表，放进背包，去送了。跟平常没什么两样。……送到目的地，人家说行了，老刘就转身走了，刚走出门口又被收货（的）那人喊回来，说表碎了。刘良国看到那只表时，整个人都愣住了。表壳全碎了，表壳玻璃变成了一点一点的渣粒，像是很严重的撞击那种。
老刘说自己在路上骑车一直比较安稳，也没遇上大的颠簸。收货方打电话给表行，表行立即投诉了刘良国，并报了警。他的平台账号立马被封了。接下来，最担心的问题还是出现了。店家说碎掉的表是江诗丹顿的，名牌手表，价值一百多万。老刘自己估计都没听说过。表行说，包装的时候好好的，到了就碎了，肯定是送货员的责任。那就是老刘的责任。
老刘当时又害怕又着急，拼命跟表行的人解释。他说话快、模糊，人家不听，也不理会，一口咬定是他（在）配送过程（中）出现了问题。老刘白天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感觉快要哭出来（了）。
突如其来的事故给刘良国带来很大的打击。跑“闪送”五六年，这次是老刘遇到的最大纠纷。一百多万的赔偿，对老刘这样的打工人来说是天文数字。老刘来自山东菏泽，年过半百依旧和媳妇在北京打拼。老家有三个儿子，都没结婚，在未来几年给儿子们买上房子、娶上媳妇是两口子的“重要任务”。为了多挣钱，老刘跑单非常卖力，经常从早上干到深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