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犯们给基希讲着这些几乎让人无法忍受的故事，一直讲到深夜。灯一直亮着，因为不断有新囚犯被带进牢房。睡觉反正是想都别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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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阿罗萨的第一周，托马斯·曼还从容自信。在经历过去几个月的高强度工作之后，他终于能够放松下来。但希特勒在选举中的胜利改变了一切，他越来越没有安全感。经历过种种离别的他，了解那种淡淡的忧郁，但这一次强烈得多，让人心惊肉跳，几近恐慌。一天夜里，它升级为危机，让他再也无法自控，不得不逃去妻子那里，卡蒂娅费了好大劲儿才让他平静下来。
身为作家，他试图通过写作把新形势梳理得更清晰一些：他开始写政治日记，记录自己的想法、印象，尤其是愤怒。他想，也许以后会把这些笔记编成一本《不满之书》，或是他的《德国之痛》。
越来越清楚的是，他生命的一个阶段结束了。他不得不在新的基础上安身立命。今后，他将摆脱所有那些主要是出于社会良心而背负的义务和职务，只专注于自己的作品。这也许会是好事。完全退入文学，他就不会授人以柄，就会最大程度地免受政治攻击。
天气明媚，但他不舒服；无法正常吃饭、正常睡觉。意识到生存将有剧变，设想自己不得不流亡，他就会陷入惊骇而不能自拔。
今天，戈特弗里德·贝尔曼·菲舍尔从柏林寄来一封有些古怪的信。贝尔曼·菲舍尔曾经是医生，但与萨缪·菲舍尔的女儿布丽吉特结婚后，他就成了s.菲舍尔出版社的总经理，未来可能会是年迈的出版社创始者的接班人。但贝尔曼·菲舍尔的信并不像出版社的商业邮件，反倒更像是不请自来的医疗建议。“我听说，”贝尔曼·菲舍尔写道，“您这么快就想放弃治疗。从医生的角度看，我认为这完全错误，只有当您的情况彻底稳定下来，才可以考虑结束治疗。其他任何情况我认为都不妥当，因为，像您这样敏感的天性，即使在治疗当时也可能遭受意外的攻击。应尽量避免这种危害健康的做法。”
表达不会让人误解，托马斯·曼一眼就看懂了潜台词，毕竟他从来没说过要在阿罗萨治病，而只是短途度假。这封信让人倍感不安，尤其是关于“意外攻击”的警告，更何况，贝尔曼·菲舍尔竟觉得有必要伪装成医学言论来发出警告。显然，他认为邮件会在中途被拆开、被外人读到。
然后是克劳斯和埃丽卡没头没脑的电话。先是奇怪的东拉西扯，这可能也是为了伪装，然后是相当坚决的要求：别来慕尼黑，太危险，留在瑞士。
至于吗？他真的不能回慕尼黑，不能回自己的家了吗？这么重大的决定，还是不要单凭孩子们或贝尔曼·菲舍尔的一面之词吧。最好写信给两个能信得着的人，两个在慕尼黑位高权重的人—市长卡尔·沙尔纳格尔和律师卡尔·勒文施泰因，他们会可靠地评估局势。可事情像现在这样一天天发展下去，他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已经受到了人身威胁。他理解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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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广播大楼附近的马祖里大道上全是冲锋队和党卫队的人。晚上8点以后，希特勒要在这演讲，他的作战部队提前几个小时就围住了大楼。然而，赫尔曼·凯斯滕要在7点到7点半之间朗读他还没写完的新小说《正义者》。这项活动几周前就安排好了，虽然后来政治上动荡不断，却没有人想到要取消活动。毫无防备的凯斯滕带着妻子托妮走向广播大楼时，才惊觉自己陷入了何种境地。每隔几米就有一个穿褐色或黑色制服的人。他们想避开这些人，但突然转身离开会让自己显得很可疑。
一个多月前，他们的护照上就有了法国签证，但直到现在也没能离开柏林。家人要治疗流感，妹妹吉娜又打算订婚，他不得不等。两星期前的一天，一位女邻居惊慌失措地按响了他家的门铃。凯斯滕打开门，邻居颤抖着低声说，警察和冲锋队正在搜查她的房子，她的丈夫是一名编辑，可能会被逮捕。她知道凯斯滕是作家，所以想提醒他，也许他也在他们的名单上。他和托妮从后楼梯偷偷溜出了房子。所幸这是一场虚惊，没有人来搜查他们的房子。
现在，他们简直是在巡视夹道而立的冲锋队和党卫队，每走十步就会有一个人认为有权查他们的证件。凯斯滕向每个前来询问他身份的人出示身份证和电台的合同书，以证明他今天要在这里的一个演播室工作。从大楼立面到入口很远很远，凯斯滕和妻子似乎觉得这条路没有尽头。这是一栋有些昏暗的红褐色建筑，还很新，是汉斯·珀尔齐希设计的，现在纳粹管他叫“建筑布尔什维克”。
大楼也被控制了。凯斯滕很高兴终于坐到了话筒前。他读了小说的第一章，讲的是一位加入了共产党并公开反对独裁的乡村牧师。牧师的两个儿子因此绑架了他，把他捆在林中的一棵柳树上，要饿死他。凯斯滕读了无比漫长的半个小时，他一直在等演播室的门被撞开，自己被一个穿制服的人带走。可什么也没有发生。熬过话筒前的这段时间后，他和托妮立即去财务处结清了酬金。出大楼时，又出示了几次证件。没有人阻拦。
几天后，托妮和他终于收拾好行李。他们在选帝侯大街的莱昂咖啡馆前遇见了常在这里工作的埃里希·凯斯特纳，还给他看了去巴黎的机票。凯斯特纳试图挽留他们：“我们不是得留下来吗？可不能全都一走了之啊！”但他们心意已决。凯斯滕16年后才重返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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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里，讽刺杂志《同步画派》在慕尼黑弗里德里希大街的编辑部被盗。第二天早上，人们发现所有办公桌、书架和柜子都被翻了个遍，到处一片狼藉，杂志社的标志—石膏制成的红色辛普利斗牛犬被砸碎。只有画家奥拉夫·居尔布兰松和爱德华·托尼的手稿和画作安然无恙。后来在第三帝国时期，两人都受到纳粹的高度重视，并被授予奖项。
今日要闻
●这两天，国内许多城市的社民党领袖被捕，社民党报纸的大楼和编辑部被占领、封锁。内政部前部长威廉·绍尔曼在科隆-拉特的家中遇袭。他成功击退袭击者，把他们推下楼梯。随后，三辆载有党卫队和冲锋队队员的汽车开到房前，破门而入，把绍尔曼打倒在地，带走了他。若干冲锋队队员搜查了公寓，留下了一地瓦砾。在科隆纳粹党党部，绍尔曼被殴打了几个小时，受了重伤，晚上才被送进警察医院，后来又被保护性监禁。后来，他设法移民到萨尔区，又经卢森堡和英国去了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