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星期五
这是伦泽海德整个星期中最美的一天，有蓝天，有晴雪，埃丽卡和克劳斯·曼却偏偏要在今天回慕尼黑。他们不想浪费明媚的天气，一早就带着雪板爬上了山，滑下来之前还在阳光里躺了一会儿。回到木屋时，时间已经很紧了，他们不得不立即收拾行李，匆匆乘车赶往库尔。这是一段绝妙的旅程，风景美不胜收，他们也及时赶上了火车。一上午忙得不可开交，都没听新闻，直到在边境买了报纸，他们才得悉灾难性的消息。
希特勒政府还任命了萨克森和巴伐利亚的政府专员，根据《国会纵火法令》，他们将接管警察，因此事实上就是各州的新首脑。巴伐利亚专员是弗朗茨·里特尔·冯·埃普，一位有着屠夫心态的将军，从屠杀非洲赫雷罗人的殖民战争到凡尔登战役再到自由军团镇压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在德国军方几次最肮脏、最致命的行动中都有他的身影。海因里希·黑尔德领导的巴伐利亚邦政府对希特勒独裁的最后一点抵抗以失败告终。读着报纸，埃丽卡和克劳斯渐渐意识到，火车正把他们从安全的瑞士带入纳粹的恐怖之中。
在慕尼黑主车站接他们的家庭司机汉斯·霍尔茨纳看起来心烦意乱。他明显很紧张，把行李抬上车时，他的手在颤抖。“如果可以给二位一些建议，”他脸色苍白地说，“接下来的日子低调一些吧。”几周后，人们发现，霍尔茨纳其实是个探子，多年来一直在向慕尼黑纳粹报告托马斯·曼家里的事。因此，他最直接地知道这一家的情况已经多么危险。身兼二职的他在对党和对雇主的忠诚之间纠结不堪。
城市似乎很安静，街上没有什么活动，但行车路上，克劳斯和埃丽卡看到，所有公共建筑上都挂着纳粹旗，广告柱上张贴着冯·埃普将军的公告。他们中途绕路去了外祖父母普林斯海姆家，然而在那里也没有得知任何可以对城市的新局势放心的消息。
回到位于波申格尔大街的家，他们一刻也没耽搁，立即打电话转到阿罗萨的新森林酒店警告父母。
这是一场复杂的谈话。埃丽卡和克劳斯担心线路被窃听，不想直接说出父亲将会在慕尼黑面临怎样的危险。可他们也想不出什么巧妙的说法能让他马上明白。他们开始编造天气：他们说，最近，慕尼黑及周边地区的天气糟透了，这对父母的健康一点好处都没有，他们最好还是留在瑞士。另外，整个房子乱得底朝天，正在进行春季大扫除，到处都不消停。但托马斯·曼领会不了，这种小事挡不住他，他想回家，回到书桌前，捡起《约瑟夫在埃及》的手稿。无论他们怎么劝，父亲始终坚持己见，最终姐弟俩不再小心翼翼：“不行，你不能来。留在瑞士！你在这里太危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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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名警官打开牢房门，其中一人说：“现在跟我们去办事处。”
埃贡·埃尔温·基希在施潘道监狱一个多星期了。他住单人牢房，每天放风半小时，早上有咖啡，中午有汤，晚上有茶，每周有两次鲱鱼或烤土豆。他静静地跟在警官身后，料到了自己的处境。
在办事处，另一名警官语气平静地宣布：“您要回到警察总部了。”
“为什么？”基希问道。
“您是外国人？”
“是。”
“好吧，您可能会被驱逐出德国。带上东西，和那边的两位先生走。”
那两位是政治警察部的人，他们对他可没这么友好，而是马上开始恐吓他，如果企图逃跑，他们就会开枪。然后他们押着他坐上警车，离开了监狱。
此时基希明白，他们可不是开玩笑，许多囚犯都是在所谓“逃跑”时被击毙的。他不能给这两个人任何机会。
在施潘道，他没受过虐待，但在院子里绕圈时能清清楚楚地听到拘留室传来的被拷打者的惨叫。喊声刺入他的身体，但他什么也做不了。
在警察总部，看守把他与其他五六十名囚犯关在一个集体牢房。在这里，他第一次看到了那些经历过酷刑的人，而他，则是亲耳听到这种疯狂的证人。他们被打伤、打残，缠满绷带，鲜血淋漓。他们给他看伤口，不停诉苦。选举的那个周日或次日，他们被人从家中带走抓起来，拖到冲锋队军营或野外集中营。有些人被迫在院子里训练，按照命令扑进土里，跳起来，再扑进去，再跳起来，直到失去知觉、人事不省。另一些人则被迫喝下蓖麻油，然后光着屁股蜷在桌子上，被棍棒打到皮开肉绽。因为泻药，排泄物从肠子里涌出来，浸泡着碎烂的肉。
一名囚犯被安排和儿子面对面，两人都拿着棍子，在左轮手枪的威胁下相互殴打。犯人们一次次面临着被击毙的危险。夜里，看守有时会为了取乐向漆黑的宿舍盲目开枪，人们只能睁着眼睛躺上几个小时。囚犯中犹太人处境最差。他们被打得最惨，还得被迫靠墙站立等待“处决”。有人会瞄准他们，在他们头顶开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