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日，星期三
凌晨3点，基希牢房的门被撞开，灯亮了。他猛地惊起，灯光晃得他眯上了眼睛，一名警官走近他，递给他一张单子——逮捕令。日期追溯到2月28日。
昨天傍晚，所有人被一个个叫出集体牢房，转移到单人牢房里。基希现在坐在他的木板床上，读着对自己的指控：“根据《刑法》第81至86条，您有重大的犯罪嫌疑。”
《刑法》第81至86条涉及谋反和叛国等罪行。根据新的总统法令，从昨天起，这些罪名可以被判处死刑。逮捕令是一张劣质的复印表格，基希的名字是在相应空白处手写填入的。这是一份胶版印刷的死亡威胁。牢房的门砰地关上。灯灭了。留下基希独自一人，手里握着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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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弗雷德·德布林在斯图加特只待了几个小时。离开柏林的卧铺之旅很安静，没有任何麻烦。斯图加特显得友好、安宁，烧毁的国会大厦废墟越来越远。德布林突然觉得自己很傻，跑掉不是很夸张吗？到底在逃什么？以后他会不会为自己的恐惧羞愧？他继续乘车去了博登湖畔的于伯林根。他在那里的火车站餐厅坐下来，给一位医生同事—克罗伊茨林根的路德维希·宾斯万格教授—写信。
克罗伊茨林根离这儿很近，是博登湖南岸的一个小镇，在瑞士一侧。德布林不想打电话过去，国外的线路也许已经被窃听了。在给宾斯万格的信里，他也闭口不提逃离柏林的事。相反，他做了一些意味深长的暗示。他写道，由于最近风起云涌，自己无法在柏林工作了，并询问是否可以在宾斯万格的疗养院住上八到十天。
宾斯万格是精神病学家，在德国作家中享有盛誉。他是一个受过全面教育的人，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好朋友，但并非对弗洛伊德不加批判。通过精神分析、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哲学的结合，他开发了新的治疗方法，并称之为存在分析。他的贝尔维疗养院位于一个开阔的公园里，从外面很难看到。它不是单独的一栋楼，而是有十几栋别墅的建筑群。富有的病人在此地不仅能接受相应治疗，饮食上也被照料得无微不至：菜品绝佳。这里还有网球场、台球室、保龄球馆，外加几个游泳池。许多名人和艺术家都是贝尔维疗养院的客人或病人，比如威廉·富特文格勒、马丁·布伯、阿比·瓦尔堡、古斯塔夫·格林德根斯等。一战期间，为出境去瑞士而长期斗争的和平主义者莱昂哈德·弗兰克曾在此度过了三个多月。三年前，宾斯万格在此为患有梅毒的卡尔·施特恩海姆治疗过精神病。
去年，德布林和妻子拜访过这位同事一次，不仅为旅游，也是出于科学上的好奇。当然，宾斯万格现在也愿意收留这个难民，并派车去接他。边境畅通无阻，他安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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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弗里茨·兰兹霍夫正在反方向的路上。几天前，他向基彭霍伊尔出版社请了假，去格劳宾登州看望在小村庄楚奥茨滑雪的前妻和女儿。在柏林与兰兹霍夫合住公寓的恩斯特·托勒不想错过机会，也来到楚奥茨。他在瑞士的读书之旅已经结束一个多月了，但希特勒夺权后，行事谨慎的他没回德国。这无疑是个明智的决定。然而，这段时间在瑞士，他感到自己似乎与世界脱节了，对他来说重要的一切都和他断了联系：柏林的文学界、反纳粹的政治抵抗，当然还有克里斯蒂娜·格劳托夫—他的禁忌之恋。简言之，流亡的第一次情绪爆发折磨着他。这是突然与世隔绝的移民典型的绝望。听天由命、返回德国的诱惑越来越强烈。为防他一时冲动，兰兹霍夫在长时间的谈话中费尽口舌，才让托勒看清楚情况有多么危险。
现在，兰兹霍夫正在从瑞士回国的路上。昨天下午，他在法兰克福逗留了一会儿，与《法兰克福日报》的老板和总编海因里希·西蒙见了面，两人是好友。自然，国会大厦着火的消息让他们震惊不已，整个晚上都在讨论预期的后果。西蒙坚信，纳粹没有机会在南德（符腾堡、巴登和巴伐利亚）立足。他说，“主线”守得住，这一点他很自信。
兰兹霍夫乘夜班火车从法兰克福去往柏林，于次日早晨到达安哈尔特火车站，直接回到他和托勒在萨克森大街的公寓，想在一夜劳顿后梳洗一下、换换衣服。但他刚进浴室，公寓的门就被敲响了。他穿上浴袍，打开门，眼前站着一位老妇人，是住在楼下的邻居。“我想提醒您，”她压低声音说，“昨晚几个冲锋队的人来了，他们发现您家里没人，就向我询问托勒先生和您的情况。我强烈建议您马上离开公寓，别再回来。”
幸运的是，兰兹霍夫的行李箱还没拆。他扔掉浴袍，匆匆穿上衣服，不到十分钟就离开了家。他是犹太人，是社会主义者，作为编辑，他出版的书被列入纳粹的禁书名单—很可能是他在瑞士的短假救了他的命。从现在起，他只能每天换地方过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