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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社民党在体育馆筹办了一场大型的卡尔·马克思集会。虽然3月14日才是马克思逝世50周年纪念日，但该党迫切希望提前举行的活动能对其选举产生宣传效果。在开场几段朗诵之后，警察驱散了会议，理由是存在某些所谓批评政府的言论，大厅必须被清空。
玛莎·卡莱柯，1930年
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几周了。几乎没有哪一场社民党的活动不被冲锋队破坏或扰乱。会众走出体育馆时，迎面看到夜空中的灼灼红光，是火光。消息迅速在人群中炸开：国会大厦着火了！
接到国会大厦火灾的报告时，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消防队出动了十五辆消防车。国会餐厅的第一个火源还能控制，可对于整幢大楼里其他20多处失火现场，消防员无能为力。在上覆穹顶的会议厅，大火好像在烟囱里燃烧，温度很快就上升至近千摄氏度。消防队到来后不久，政治警察部部长鲁道夫·迪尔斯也到了。在一片火海中，一个半裸的、明显精神错乱的荷兰人被捕，他结结巴巴地嚷着：“抗议！抗议！”
当天，希特勒与戈培尔夫妇在帝国总理广场共进晚餐。戈培尔没把第一个报告火灾的电话当回事儿，他以为是在开玩笑。直到第二个电话证实了报告，他才告诉希特勒。他们一路疾驰，经过笔直的夏洛滕堡大道，穿过蒂尔加滕，来到政府区。
赫尔曼·戈林已先于他们到达火灾现场。他爬上了纵横交错的消防水龙带，看到用于灭火的水冻成了大水坑。希特勒和戈培尔到达后不久，巴本也赶来了。戈林怒吼着指控共产党纵火，认为这是他们试图在全国范围内颠覆政府的信号。他命令全体警察进入最高战备状态。面对熊熊燃烧的大楼，希特勒暴跳如雷，迪尔斯听到他失控地大叫道：“现在要绝不留情，谁挡住我们的路，就弄死谁……不论在哪儿，共产党干部一律格杀勿论。今晚必须绞死共产党议员。和共产党相关的所有人都要关起来。社民党和黑红金国旗团的人也不能放过。”
12点半左右，火势基本得到控制。迪尔斯和他的军官，还有冲锋队和党卫队小队，开始按照几周前开列的名单逮捕共产党干部和其他纳粹反对者。当夜，警察局局长向戈培尔报告说，逮捕行动正按计划进行。希特勒和他的副总理巴本共同做出第一轮决定，禁止社民党和共产党的报纸刊行。稍后，希特勒在凯撒霍夫酒店召集了他最重要的部下。场面盛大，人人精神抖擞。在大厦中被捕的荷兰人自称是共产党员。“我们正缺这个，”戈培尔喜不自禁，“现在我们放开手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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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斯特·罗沃尔特和鲁道夫·迪岑与他们的妻子坐在施利希特餐厅，感到非常心满意足。尤其是罗沃尔特，作为出版商，他在迪岑身上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对的。他很早就意识到这位心理濒危的作家才华惊人，而且他的信念从来没有动摇过。虽然迪岑创作的前两部小说不成功，而且他还因为贪污和诈骗两次入狱，罗沃尔特仍然坚定不移。出狱后，罗沃尔特甚至雇他在出版社兼职，毕竟这也能带来一点收入，这样他至少有了起码的经济保障，可以继续写第三部小说。
去年初夏，时来运转。自称汉斯·法拉达的作家迪岑完成了新手稿，也就是他的第四部小说。《福斯日报》提前刊载了这部作品，书商、读者和评论家都为之痴迷，书名《小人物—现在怎么办》旋即蹿红成流行语，成为不知所措的时代暗号。这是一个普通雇员的故事，他与妻子和孩子在世界经济危机的混乱中跌跌撞撞，失去了工作、房子和对未来的所有信心，但在对自己小家庭的爱中找到了最后的救赎。这是一部有点伤感的时代小说，它的时效性和感人程度很难被超越。这本书成为名副其实的畅销书，其他国家的出版社在罗沃尔特排着队买翻译版权，电影制片人也立即扑向这个素材—书推出才几个月，现在就已经开始拍摄了。
所以恩斯特·罗沃尔特今天邀请法拉达夫妇来施利希特餐厅，这是一家受许多作家和艺术家欢迎的高档餐厅。画家鲁道夫·施利希特是店主的弟弟，墙上总是挂着他的新画或素描，就像常设的销售展览。画家的朋友乔治·格罗兹和威兰·赫兹费尔德是常客，布莱希特和库尔特·魏尔在这里结识—1928年，布莱希特把刚写了一半的《三分钱歌剧》在这里交给了这位造船工人大街剧院的年轻导演，这部剧随后成为他们人生中的巅峰之作。
罗沃尔特想尽办法让法拉达高兴。他们吃得很好，喝了很多施泰因葡萄酒，还时不时续一杯覆盆子酒。罗沃尔特宠着他的新星作者，因为法拉达对电影的进展既焦虑又愤怒。他整天整天待在片场，总怕导演和编剧会把他的小说改成庸俗的下三烂。
作为出版商，罗沃尔特有理由担心，法拉达会搞砸整个电影项目，尽管这部电影是他能期待的对这本书最好的宣传。因为，跟这位作者有时候讲不通道理。法拉达的精神状态从小就极不稳定，至今仍难以预测。学生时他想和一个同学一起自杀。两个少年钻进了虚无主义厌世的牛角尖，试图把自杀排演成决斗。法拉达真的打死了朋友，自己的胸口也中了两枪，身受重伤却活了下来。法院随后宣布他无刑事责任能力，暂时把他送进了精神病院。
刚一出院，他就陷入了一段不幸的爱情：他认识了大他8岁的闺秀安妮·玛丽·塞耶伦，她是戈特弗里德·贝恩的朋友埃格蒙特·塞耶伦的前妻。这并不匹配的一对关系破裂后，法拉达吸毒、酗酒，险些丧命。几度在戒毒所住院，又几经监禁后，他才断了吗啡的瘾，但仍然是个酒鬼。他试图控制自己的酒精摄入量，有时却酩酊大醉，完全失控。
单是这样看，罗沃尔特现在就不应该如此慷慨地点葡萄酒和烈酒。可他不在乎这些事。罗沃尔特是个精力无限、充满干劲的人，一个马不停蹄的强者和自我表现者。这辈子他似乎只怕一件事：无聊。他喜欢自己的轶闻被传得沸沸扬扬，而且会随时随地搞出点事情来。他会在庆典和宴会上咬坏香槟杯，嚼碎玻璃后吞下去，让其他客人目瞪口呆。或者，他会把作者交给他的手稿卷成纸筒，敲打自己的后脑勺，声称能根据撞击声判断文章质量。
他的出版社聚会也是一样：既受欢迎，又声名狼藉。罗沃尔特没有鲜明的政治信念，他不仅邀请左翼和自由派，也邀请右翼或极端右翼作家，并乐于看到两个阵营对峙时的剑拔弩张。他最好的一些作者和最亲密的合作者是犹太人，但这并不妨碍罗沃尔特也雇用恩斯特·冯·萨洛蒙之流。后者在战后参加了自由军团，1922年因参加了刺杀瓦尔特·拉特瑙的反犹行动而被判处五年徒刑。
相比之下，今晚很轻松。罗沃尔特想安抚法拉达，分散他对电影的担忧。四个人已经坐下来喝摩卡了，施利希特的摩卡是用桌子上的小型咖啡机做的。罗沃尔特和法拉达喝得醉醺醺，但很平静。他们的妻子不太关心丈夫在谈什么，正聊着天—突然，一个服务员冲进餐厅，大喊：“国会大厦着火了！国会大厦着火了！共产党放的火！”
法拉达和罗沃尔克跳起来，对视一眼，好像触了电。他们大喊着买单，大喊他们需要一辆出租车：“我们要去国会大厦！我们要给戈林加把火！”
两个女人脸色苍白。纯粹是疯了！在如此敏感的紧张情况下，大吼大叫地谴责纳粹—纯粹是疯了！她们和声细语地安抚着醉酒的丈夫，连哄带劝地领他们走出餐厅，希望雪和冬天的空气能冷却他们的脾气，然后把他们拖进了最近的出租车。但不是去国会大厦，而是让司机先把罗沃尔特和他的妻子送回住处，再送法拉达和他的妻子安妮（法拉达喜欢叫她苏塞）回家。他们的路线经过不远处的国会大厦。法拉达看到火焰从大厦穹顶上方高高窜起。在黑色的冬日夜空中，如同一个刺眼的不祥之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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讽刺作家亚历山大·罗达·罗达受《福斯日报》前总编格奥尔格·伯恩哈德之邀，参加了一场很受欢迎的晚会。客人们很晚才就座用餐。席间，一位荷兰大使被叫出去接了电话。一段时间后，其他人都感到惊讶，想知道这位外交官在哪里耽搁了这么久。事实上，打完电话他就不告而辞了。直到第二天才弄清楚原因。一个名叫马里努斯·范德卢贝的荷兰人声称自己放火烧了德国国会大厦。这是一场需要这位大使立刻出现的外交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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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利·明岑贝格不仅是成功的共产党出版商，也是共产党的国会议员。他的选区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附近，所以选举前这几天他正在这里奔走竞选。今天，他在法兰克福以东的朗根塞尔博德做了一场演讲。他状态很好，听众也很热情，连本应监视活动、在可疑时刻打断他的官员也被他折服，并与他握了手。明岑贝格和司机离开10分钟后，一支冲锋队小队来到会场想要逮捕他。但明岑贝格对此一无所知，他乘坐豪华轿车去了法兰克福的一个朋友家里，将在那里过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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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的消息传来时，编辑部和排字车间瞬间大乱。特奥多尔·沃尔夫是老主编了，知道会发生什么：蜂拥而至的信息、推测、暗示、谣言、记者的电话、警察和消防队的第一批通告、第一批照片、政治家第一时间的反应。消息没完没了，大部分都不重要，但总是表现得很轰动。哪些可以刊印？哪些是歇斯底里或凭空捏造？他和他最优秀的手下现在的任务是，区分开可靠的信息和夸张的宣传，区分开报道和杜撰，并在报纸上为今天的历史大事找准正确的语气。
人们在走廊里奔跑、咒骂、叫喊。64岁的沃尔夫已经在《柏林日报》当了27年主编，是一个留着小胡子的壮汉，人们很少能看到他唇间不叼着香烟。他19岁就开始给表兄、莫瑟出版社的传奇老板鲁道夫·莫瑟打工，从头学习新闻手艺。在他的领导下，《柏林日报》成长为全国领先的自由派报纸之一。他把德国最聪明的内政评论家之一鲁道夫·奥尔登请进了编辑部；他把副刊全权交给戏剧教皇阿尔弗雷德·克尔，让这个难缠、骄傲的人安心留在了编辑部；他还发现了许多年轻的后起之秀，比如加布里埃莱·特吉特，她从1924年起就为他撰写非比寻常的、带有文学色彩的法庭报告。
再比如，年轻的沃尔夫冈·布雷特霍尔茨，这个风风火火的奥地利人还不到30岁，就被任命为国内政治新闻部的负责人。此刻他惊慌失措地闯进房间，打断了沃尔夫的工作。布雷特霍尔茨单刀直入地说，他在一个同事家里看到了纳粹的逮捕名单。最上面就是特奥多尔·沃尔夫的名字！警察或冲锋队随时都会来。他们知道在哪儿能找到沃尔夫，他必须立即离开编辑部，离开这栋房子，离开柏林。
特奥多尔·沃尔夫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瑞士，1927年
沃尔夫犹豫了。他是正派的公民，有必要怕警察吗？身为主编，他可不能在这种新闻局面下……布雷特霍尔茨抓起沃尔夫的外套和帽子，不理会老板的抗议，把他从桌边推开，走出房间，来到街上，将沃尔夫塞上了他的车。安哈尔特火车站离这里不远，但愿站台还没有被监控。到达车站时，沃尔夫认命了。也许布雷特霍尔茨是对的，也许最好离开柏林几天。在车站，他四下环顾，没看到特务—但他能认出他们来吗？随后他便乘夜车去了慕尼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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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斯·曼正在享受着狂欢节。通常，赫伯特·弗兰茨在胡椒磨的演出结束后，克劳斯会去糖果盒接他，然后一起去舞会或私人聚会，有时候埃丽卡也在。今晚他们两个也在外面。相识以来，克劳斯还从未如此深爱过赫伯特。快天亮时，两人去了车站，在电车上共度了美好的时光。回程路上，电车在摄政王大街停了半个小时。六点半，他终于到了家。
莫瑟大楼，《柏林日报》所在地
今日要闻
●汉堡的一家纳粹党酒馆遭到枪袭，一名18岁的男学生被射杀。
●在伍珀塔尔，一名共产党员在枪战后重伤而亡。
●在法兰克福-霍希斯特，凌晨4点左右，一名党卫队军官遭到枪击，受了致命伤。
●在腓特烈斯海恩，共产党员向纳粹党游行队伍开火。四人受重伤，其中一人身亡。
●在克罗伊茨贝格，离戈特弗里德·贝恩的诊所约500米处，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枪战。一名24岁的纳粹党大学生受致命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