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5日，星期六
加布里埃莱·特吉特快40岁了。她身材娇小，精力充沛，喜欢把黑发高高地盘起来，戴着一副抢眼的圆眼镜。她是法庭记者，为《柏林日报》、《柏林证券交易信报》和《世界舞台》等柏林最好的几家报纸工作。她几乎每天都要出入柏林的莫阿比特刑事法庭—如她所说，一个“男人的地方”。那里不能娇气，破碎时代的仇恨、苦难和悲剧都在此得到审判，所有案件共同为特吉特描绘出一幅比任何社会学研讨会探讨的都要准确的社会图景。
她的文章风趣、犀利，读者很多。她还写过小说，比如《凯瑟比尔征服选帝侯大街》—一幅快节奏的柏林画像，是在这座城市不同环境间的流转穿梭，更是对报业内幕的揭露。
纳粹和它的反对者们不断相互屠杀，血染柏林街头。在屠杀成为日常之后，特吉特越来越频繁地报道起政治案件。她现在称刑事法庭为“战争法庭”，一个有太多民族主义法官的“内战法庭”—因此她不得不忍受被戈培尔公开叱骂为“低贱的犹太女人”。
今天，她在康德大街上走着，一名为失业者募捐的共产党员向她递来捐款箱，一个纳粹党成员也在为希特勒青年团筹钱。人行道上撒满了纳粹万字符的小纸片，那是内战的礼花碎屑。一个小贩在卖紫罗兰，可现在没人有钱买花。
152号驻扎着《世界舞台》的小编辑部。特吉特来交下一期的文章。老板卡尔·冯·奥西茨基马上就读了。在排版和等待校对期间，他们谈到许多已经越过边界、到达安全地带的同事、记者和作家。但奥西茨基认为，留下来更正确。
“我肯定留下来，”加布里埃莱·特吉特说，“我可是要见证历史的。”
“我也想呀！”奥西茨基说，但能从他的脸上读出怀疑—当真能旁观运行中的历史吗？
校样出来了。加布里埃莱·特吉特起身告辞：“再见。”
但她再也见不到奥西茨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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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总监古斯塔夫·哈通来说，达姆施塔特剧院的麻烦一点都没减少。自打市议会禁止布莱希特的《屠宰场的圣约翰娜》首演以来，纳粹就没有停止过对哈通和他的剧目，以及他手下犹太工作人员的攻击。该市的戏剧委员会受官方委托，仔细审查哈通的人事政策。纳粹党和民族自由主义的德国国家人民党要求他解雇犹太人。但哈通很固执，拒绝了。
他甚至在今晚安排了费迪南德·布鲁克纳的新剧首演。这部剧是对克莱斯特的小说《o侯爵夫人》的改编，但不是原样复述老故事，而是做出了某些肯定不符合纳粹世界观的改动。最重要的是，布鲁克纳也是犹太裔。他出生于索非亚，原名特奥多尔·塔格尔，父亲是一位富有的银行家，母亲是法国人。他在维也纳、巴黎和柏林长大，当过记者，很早就开始写诗和剧本，还在1922年创建了由私人资助的柏林文艺复兴剧院。简言之，他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见多识广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企业家，也因此代表着被纳粹党深恶痛绝的很多东西。因此，哈通坚持按原计划首演更需要勇气。他冒着很大的风险。
古斯塔夫·哈通，193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