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9日，星期日
克劳斯·曼早上在父母家中醒来时，只有一种想死的感觉。除了仆人，房子几乎空了。父母在巴黎，兄弟姐妹分散在全国各地，只有埃丽卡和他在慕尼黑，有时他们会一起散步。但埃丽卡脑子里有很多别的事，尤其是她在卡巴莱剧团的工作，当然还有她的新情人特蕾泽·吉泽，没给他留多少地方。
他尽可能清醒地算着账，如果现在，此刻，立即顺从死亡的愿望，他会失去什么。他才26岁，但他预料到，真正幸福的结合对他而言希望渺茫。他太反复无常，受诱惑太多，太容易对其他人感到厌倦。长期稳定的伴侣关系无法让他快乐。唯一能无所顾忌地相处、能想象一起生活的人，是他的姐姐埃丽卡。如果在日常忙忙碌碌的琐事外，还能有机会和她聊上一小会儿，哪怕只是几句话，他也会写到晚上的日记里，就像是记录喜讯。
如今，他这样的人也不可能在文学上成名了。只要希特勒在位，德国的图书市场就没有他的位置，他不抱幻想。他已经好多天无法集中精力工作了，政治和个人的焦虑都太强烈。这使一切变得更加糟糕。平时他会像父亲一样，坚持上午坐在办公桌前。工作会让他的内心稍稍平衡，带给他一些稳定感。可现在，还写什么呢？
克劳斯·曼和埃丽卡·曼
如果有毒药，他会毫不犹豫地喝下去—如果不是有埃丽卡和母亲。他不想让她们痛苦，是她们把他绑在生命上。但他越来越清楚，倘若埃丽卡死了，他也不可能活下去。他会立即随她而去。那个时候，工作也留不住他。他感觉不到死亡的恐惧。死只会是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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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士前文化部部长阿道夫·格里梅与社民党的社会主义文化同盟在柏林人民剧场组织了一次集会。他们几天前就已经按规定报备并获批。然而，当格里梅在活动开始前一小时出发去往剧院时，却发现所有通道和入口全都被堵死了。他得知，冲锋队将于12点在人民剧院旁边的广场上举办音乐会，因此，“为安全起见”，附近的街道均被封锁。4天前由戈林安排上任的柏林警察局新任局长马格努斯·冯·莱韦措亲自监督这些措施的落实。
文化同盟的集会不得不取消，仅仅因为观众无法抵达剧院。格里梅当然很愤怒。文化同盟向普鲁士提出了赔偿要求。但同时，这件事让格里梅极为尴尬，毕竟，托马斯·曼托付给他一封内容翔实的信—《对社会主义的告白》，格里梅本应在活动上宣读。即将选举的现在，若不把诺贝尔奖得主的这篇告白公之于众，是不可原谅的。格里梅不会就此罢休。他必须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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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凯斯勒伯爵上午到达克罗尔歌剧院参加自由言论大会时，等待他的是一个出乎意料的消息：大会组委会昨天晚上把他选为大会主席，却没有告知他。凯斯勒大吃一惊，但还是接受了。他知道，必须飞快做好一切准备工作。从库尔特·格罗斯曼和维利·明岑贝格在选帝侯大街咖啡馆萌生出变相选举的主意到现在，才刚刚两个星期—眼下有近千人坐在宴会厅里，其中约有一百名记者。
明岑贝格从他的共产党出版基金中预付了大部分费用，但谨慎地没有让他的名字或他的政党公开亮相。共产党至今仍不愿与社民党共建人民阵线。明岑贝格现在却暗中支持言论自由这一经典自由主义主题的活动，这表明，在抵抗希特勒的过程中，他的心胸变得多么宽广，左派是怎样地深感无力。几个星期以来，共产党的示威、集会、游行不断遭到纳粹的破坏、攻击、暴力驱散，或被警察提前禁止。
与鲁道夫·奥尔登一起组织大会的格罗斯曼，最初安排流程时就试图用大人物的名字造势。他想让这次活动非同凡响，得到公众关注。但后来，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里卡尔达·胡赫和亨利希·曼拒绝参加。预告中托马斯·曼的开幕演讲也未能落实。现在反倒成了一些可敬但并不怎么鼓舞人心的教授们开办的一系列友好的专题报告。观众中唯一的名人是凯绥·珂勒惠支。格罗斯曼的预告让人满怀期待—现在观众们一定要大失所望了。
近午，格罗斯曼他被叫去大厅接电话。电话是阿道夫·格里梅打来的。格里梅简短地说了一下警察和冲锋队如何破坏了社会主义文化同盟在人民剧场的集会，然后问格罗斯曼是否可以在会上宣读托马斯·曼的致辞信—《对社会主义的告白》。对此格罗斯曼激动不已。
从一开始，就有一位警察中尉和一位刑警在监视。他们威胁说，根据2月4日的紧急法令，只要有一句话被认为是危害国家的，他们就立即解散活动。格罗斯曼请他们坐在舞台上的一张桌子旁，这样一来，所有人—包括大厅里的观众，就都能明白他们的意思了。但他们更愿意留在后台。
格罗斯曼和奥尔登当然已经料到监视的问题。谨慎起见，他们在任何能中断活动的理由出现之前，一上来就通过了大会决议，要求无限制地恢复言论自由。然后才是那些博学但出奇冗长的报告。大厅里没有多少听众能跟得上。警方的两位监视者也不行。有人低声告诉格罗斯曼，那位刑警已中途离开大厅，给总部打电话请求支持。他怎么能禁止根本听不懂的东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