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7日，星期五
昨天电报来了。一时间，两人如释重负。希特勒掌权已经19天了，19天里，他们对冲锋队、别动队的恐惧与日俱增。在慕尼黑，暴徒并不像在柏林那样肆无忌惮，可社民党和人民党的老朋友们还是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了。没有人知道，到底是谁接走了他们，他们遭遇了什么。然而，可怕的传言四起。
奥斯卡·玛丽亚·格拉夫和米丽娅姆·萨克斯并非一对胆小怕事的夫妻。他们在施瓦宾生活多年，是当地艺术家酒吧、剧院和咖啡馆里的名人。可现在，他们几乎不敢上街了。有时他俩一大早起床，决心收拾行李去国外某处，但接下来算算账，数数钱，手头还是那么紧，最终意识到，靠这点钱是走不远的。昨天午后，他们听到楼梯上沉重的脚步声，有人一直爬到三楼，直奔他们而来。门铃响了，就是他们家，两个人站在门后听着，大气都不敢出。门仿佛随时会被砸碎。铃又响了，外面有人敲着门，压低了声音喊道：“格拉夫先生，格拉夫先生—电报！”
发件方是维也纳教育中心。他们邀请格拉夫去奥地利参加早已预告的阅读之旅：“定于2月20日至3月中旬的巡游。”组织者请格拉夫尽快启程，以便在维也纳提前确定巡游的所有细节：“若可，2月18日来议。”
“哎，一起去吧！”格拉夫对米丽娅姆·萨克斯说。他松了口气，这是他们的机会。他们都很危险：米丽娅姆·萨克斯是犹太人，而格拉夫全市闻名，不仅是作家，还是无政府主义者、激进的和平主义者，也是巴伐利亚的原住民。即使现在，作为36岁的成年人，他朗读时还是更喜欢穿皮短裤和传统短上衣，就像一个乡下小伙子。
格拉夫有自我表现的天赋。如果不是当了作家，他就该去当演员了。他在两次大战期间服兵役时，竟然因为装疯装得太像，被送入精神病院，最后因“不适合服役”而退伍。后来，因出版反战报告而险遭逮捕时，他又成功地使警察相信，他根本不知道文章的内容。
在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那几个月，他加入了革命审查机关，还因此在监狱里待了几个星期。让他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的，是一些放肆的巴伐利亚日历故事和一部小自传—《我们是囚犯》。这本讲述他在施塔恩贝格湖畔的痛苦童年的书，甚至让托马斯·曼提笔在《法兰克福日报》上写下赞词。
格拉夫正走在民族作家的路上。他无需按那套老生常谈的说法去深入民间，他本人就是在这个民族的语言和精神气质中长大的。但他的故事里有一种博爱和享乐人生的无政府主义氛围。他故事的主人公都是简单的人，粗俗，没受过教育，视野狭窄，但绝大多数都不是铁石心肠之辈。他们是老油条和自助者，不服从任何人。正是这一点，让格拉夫的文学成为纳粹的眼中钉。他们认为一切关于民族的事都只能由他们管，但他们理解的民族，首先是立正、并拢脚跟，还有仇恨异族和不听话的人。
格拉夫的存在是对纳粹政治宣传核心的公开挑衅。刻不容缓，他必须在冲锋队让他消失之前躲起来。来自奥地利的邀请如同雪中送炭，为他们俩，米丽娅姆和他，提供了出国的正式理由和必不可少的钱。
现在，逃跑的机会来了，米丽娅姆却突然有了其他计划。她不想一起走，她想留到3月5日的帝国议会选举，以投票反对希特勒。如果还有机会把他选下台，现在就需要每个人的票。
“什么？你疯了吗？”格拉夫大吃一惊。“你还想投票？—你居然相信？去自取其辱吧！要我说，收拾东西，一起走，搞定！”他骂骂咧咧。
但米丽娅姆坚定不移，她很温柔，却和格拉夫一样倔强。她坚持要在选举时投票反对希特勒。为避免争吵，他们一起去城中逛了最后一圈。对于格拉夫，慕尼黑和巴伐利亚不仅仅是家乡，它们还是身为作家的他最重要的主题，是他赖以生存的不可或缺的素材。出国后他还能写什么呢？作为巴伐利亚的小说家，去书写一个只存在于他记忆里的巴伐利亚，他又能写多久？他笔下的故事会不会越来越苍白？写作是格拉夫唯一学过的职业。如果不写作，他该何以为生？
可他别无选择，必须离开，只能盼着希特勒的胡作非为很快就会过去。因为，即使留下来，不被冲锋队害死，写作也到头了：在纳粹的统治下，他的故事永远不能出版销售。
两个共产党朋友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惨遭追杀，看起来精疲力竭。他们已经好几天不敢回住所了，怕冲锋队等在那里。他们急需一处能休息几个小时的地方。格拉夫给了他们钱和家里的钥匙，但不得不警告他们自己也在纳粹的名单上，他的住处也不安全。两人点点头，他们明白，但别无选择。
就连这次相遇也没能改变米丽娅姆的想法；即使两名共产党员让家里更危险，她也要留下来。第二天早上，格拉夫最后一次尝试说服她。但没有成功。“你知道的，”她说，“我们可不能，在不愉快或危险的时候，一而再、再而三地躲避、逃跑。如果我们认可的东西真的有价值，如果我们坚信不疑，那就必须去证实它。别再劝我了！”
于是，今天，奥斯卡·玛丽亚·格拉夫独自坐上了前往维也纳的早班车。米丽娅姆答应每天给他写信，紧急情况下会发电报。但她也告诉他，如果没收到消息，不要马上就大惊小怪。格拉夫很难做到，他是想保护妻子的男人。而米丽娅姆是有自己主见的女人。火车猛地一晃，开走了，离开了巴伐利亚，离开了格拉夫的文学之乡。选举之前，米丽娅姆面临着17个漫长的白昼和黑夜，让她感到威胁的白昼，以及恐惧汹涌来袭的黑夜。在这之后，她才会去维也纳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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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可开枪。今天，赫尔曼·戈林以普鲁士临时内政部部长的身份，向所有普鲁士警察部队发出通告。他告诫军官，“不论何时，都不能对民族团体（冲锋队、党卫队和钢盔团）和民族党派表现出敌意，甚至要避免任何追踪的迹象”。相反，警察当局要全力支持这些团体。但戈林宣称，针对所有其他敌视国家的组织，警察应采取最严厉的手段。他不给自己的话留任何歧义：“在履行这些职责时使用枪支的警察，不论用枪后果如何，均受我保护；相反，那些因错误的顾虑而渎职的警察，将面临公务员法规定的后果。”
枪击令表述得再明确不过。根据这条通告，任何不属于民族组织的人实际上都失去了法律保护。警察即使错杀，也不能放过任何开枪的机会。戈林亲自承担责任。如此一来，他使警察脱离了法律约束，把他们变成了内战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