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清楚席林斯这些暗示性的表述是指什么，但显然，在他看来，加入学院后放弃《紧急呼吁！》这种决定性的政治表态是理所当然的。为了使这一难以成立的论点更有说服力，席林斯现在不再谈政治，转而说起了风度问题，他声称，珂勒惠支和曼的签名，违背了一种不可或缺的体面—毕竟，他们签署的呼吁书一定让鲁斯特部长觉得自己被公然侮辱成了野蛮人。
席林斯这样做不是在挽救讨论，而是让它彻底脱轨。在应该讨论危及学院生存和独立的粗暴政治攻击之时，退到风度问题上合适吗？马丁·瓦格纳忍不下去了。他先与格斯纳和席林斯在修辞上过了几招，然后提了一个问题，它定然会被理解为对院长的正面攻击：当席林斯建议珂勒惠支和曼辞职而不是为他们辩护时，难道不是体面更尽失？
这是对席林斯公开的不信任表决。当学院成员受到一位政治家言辞蹊跷的攻击时，院长非但不挡在前面保护，反而逼他们主动辞职；不邀请亨利希·曼来参加审判他的会议，却要用可疑的风度问题来为自己辩护—这样的院长是领导学院的合适人选吗？
在这个情况很可能反转的爆炸性时刻，居然是一位作家出面帮了席林斯一把。戈特弗里德·贝恩说，瓦格纳正在用他的问题扭曲事实。唯一的问题是，席林斯是否采取了正确的行动来拯救学院—他做到了。
贝恩基本上没说什么新东西，只是重复了席林斯忠于上级的论点。但这足以打破马丁·瓦格纳的耐心。他无法谅解，一个机构的成员如此缺少正义感。他起身，宣布辞职，走向出口，摔门而去。
然而—没人跟上去。只有瓦格纳一个人辞职示威了。再没有第二个人起身离开。路德维希·富尔达、阿尔弗雷德·德布林、莱昂哈德·弗兰克都义愤填膺，但他们把抗议忍到了几天后即将召开的文学系会议上。他们希望在此之前做足准备，与今天不在场的同事们一同决议。
会议的结束词再次落到一位建筑师身上，他是学院的副院长汉斯·珀尔齐希。珀尔齐希和瓦格纳在所有专业问题上都看法相近。珀尔齐希是城市规划领域新客观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法兰克福、布雷斯劳和柏林建成了几座令人叫绝的建筑，并于今年年初接手管理柏林的艺术学校。他绝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而是清楚地知道，最近几年艺术问题如何被政治化了。尽管如此，珀尔齐希还是明确感谢席林斯院长没有在会上决议曼的成员资格。因为，珀尔齐希申明，学院只关注艺术，而不涉政治—因此在他看来，会议根本不可能为此投票。显然，珀尔齐希似乎也认为，学院的存亡比成员的基本权利更重要。
现在还剩下的第五幕，也就是最后一幕，是发生在紧挨会议室的院长办公室里的绝望尾音。文学系的成员当然想知道，他们辞职的主任为什么还没开始战斗就放弃了。尤其是明确请求他坚守的德布林、弗兰克和富尔达，感觉自己受到了愚弄。亨利希·曼站起来，与所有人握手，也许是为了安慰他们，也许是为了道歉。但他给出的理由却出奇的单薄。曼说，规章中没有任何能把他踢出学院的合法理由，可他—此时他的话听起来简直就像论及体面问题的席林斯—不想让对手把学院内的一场夺位之争强加在自己头上。这不是他的风格。他不依赖职位。但对于其他人，比如勒尔克，学院的解散将产生严重的经济后果。这些事情也需要考虑。
那么，哪怕席林斯漏洞百出，最终还是大获全胜？起码在一个点上，院长算错了。在对会议的保密性表决时，亨利希·曼不在场，严格说来他根本没参会，而是直接被席林斯带去了院长办公室。因此，他不必受制于普遍的封口要求，可以向媒体通报他离开学院的消息。虽然会议到夜里快11点才结束，但报纸次日就详详细细地报道了整个事件。对于亨利希·曼的辞职，自由派报纸深表惋惜，民族主义倾向的报纸则欢呼雀跃。但所有文章都表明，希特勒上台16天后，纳粹党的政治家是多么肆无忌惮地践踏基本权利的。
这些文章当然立即惊动了未能参加会议的文学系成员。德布林宣布后续会议将于2月20日星期一举行。在此期间，外界对信息的需求量巨大，尤其是系部秘书勒尔克受到了各种问题的狂轰滥炸。但可想而知，他目前状态很糟。近几年政治的两极化让他战战兢兢。他是一个需要和谐的人，喜欢把自己埋在艺术问题里。让他处理任何一种日常问题，特别是政治问题，他都认为是无耻的苛求。
20年前的1913年，他取得了自己在文学上最大的胜利：克莱斯特文学奖。许多作家和艺术家都很欣赏他的作品，尤其是他的诗歌和构思精巧的散文。但他在读者中并不成功，他的版税收入很低，不可能以此过活。因此，当s.菲舍尔出版社为他提供了一份编辑的工作，当学院请他当系部秘书时，他立即抓住了机会。两份工作共同为他提供了丰厚的收入，并让他成为文学界的重要角色。三年前，他才与女友和一个共同的朋友一起在柏林北部的弗罗瑙建了一栋房子，这里环境迷人，有宽阔的花园、小型艺术收藏室和一个女管家。这一切都让他有了得到认同的满足感，但同时也在折磨着他，因为他发现，赚钱的工作把他的写作时间压缩得越来越少。
学院里的争论真的让他陷入了恐慌。他担心会失去秘书的岗位，感到自己因夹在右翼和左翼的恐怖分子之间而心力交瘁—他根本不能正大光明地表达。他鄙视阿尔贝特·格斯纳等纳粹党成员，但德布林或莱昂哈德·弗兰克这类人也让他吃不消，他觉得他们好斗、不合作、爱出风头。他怀疑，就是德布林和弗兰克这两个在文学上比他成功得多的人，在学院会议后向媒体通风报信—虽然有些文章明确提到消息来源是亨利希·曼。
勒尔克不堪其苦。他觉得现在自己应付不了被卷入其中的冲突。托马斯·曼告诉他自己已经从纪念瓦格纳的巡回演讲中回来了，想多了解一些关于哥哥辞职的情况，于是他回了一封混乱的信。在勒尔克看来，破坏言论自由的不是部长鲁斯特，而是《紧急呼吁！》，它指责所有不听从呼吁的人内心既懦弱，又野蛮。在他眼里，这就是恐怖。
此外，其他系部成员表达怀疑的信件也大多送到了勒尔克这里。德布林申请召开的作家会议意义何在？计划抗议鲁斯特吗？这样的抗议难道不会让文学系或学院再次陷入被解散的危险吗？这将毫无意义。毕竟，亨利希·曼公开辞职，就是为了避免受到解散的威胁。
只有两名未出席会议的成员决心承担严肃的后果：阿尔方斯·帕凯和里卡尔达·胡赫。帕凯是约瑟夫·罗特的同事，他也主要为《法兰克福日报》撰稿，曾作为通讯记者驻扎在斯德哥尔摩，1918年还在莫斯科写过关于俄国革命的报道。他最大的成功归功于他的剧本和游记。作为坚定的和平主义者，他与哈里·凯斯勒伯爵、亨利希·曼一样，战后一直在宣传一个和谐、和平的欧洲的愿景。在时下这场争论中，他的论点非常简单：作家所属的学院最重要的目的是捍卫文学和作家的自由—包括政治方面。对于亨利希·曼的被迫辞职，如果所有作家一起抗议，他就加入；如果没有集体抗议，他就独自辞职。
里卡尔达·胡赫，1934年
里卡尔达·胡赫持相似看法，也许更深入，触及根本。她相信，作家的工作需要一种与国家机构的成员身份不相容的、彻底的独立性。当时只是因为托马斯·曼好话说尽，她才同意加入学院。她是德国文学界无可争议的伟大的老夫人，同时也是国内最重要的文学学者和历史学家之一。年近古稀的她虽然给人一种稳重的中产阶级印象，但她一如既往是个倔强、好斗的女人。18岁时，她与姐姐的丈夫相爱了。她之所以追求文学和学术事业，是为了与她的家庭保持距离。她与姐夫的婚外情持续超过25年，其间她与另一个男人的婚姻也失败了，后来他们终于结了婚，又在三年后彻底分手。
文学方面，里卡尔达·胡赫也从不墨守成规。她写过感伤的中篇和长篇小说——洋洋洒洒的德国历史研究或是浪漫派生活及艺术的精彩著作，也写过侦探小说和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或意大利自由战士加里波第的传记。她绝对不是循规蹈矩的沙龙作家。
相反，她欣赏那些坚持自己信念的人，那些吓不退的反叛者。即使是纳粹党掌权后的现在，她依然不为所动。她给勒尔克写信说，她认为亨利希·曼主动辞职不对。等一等就好了，倒是要看看，鲁斯特是否真有胆量解散文学系。她宣布，一旦确切了解到凯绥·珂勒惠支和亨利希·曼是怎么被逼走的，她就立刻退出学院。并不是因为她认为《紧急呼吁！》正确，而是因为，身为作家的她，不能放弃言论自由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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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希特的《措施》1月28日在爱尔福特帝国剧院的首演中断后，帝国法院今天启动了对相关人员的刑事诉讼。他们被指控煽动叛国。该剧再次被指称“以共产主义革命的方式表现了引发全球革命的阶级斗争”。
晚上，在希尔德斯海姆的市立剧院，布莱希特《三分钱歌剧》的演出被打断。一群观众向舞台扔臭鸡蛋和苹果，一个年轻人跳上乐池护栏，企图在喧嚣中演讲。被请来支援的警察逮捕了20人，并将他们带离剧院。该市纳粹党在《希尔德斯海姆观察家》上发文要求停演该剧。
今日要闻
●南德意志广播电台转播了希特勒在斯图加特市政厅的演讲。21点17分，广播中断，无法恢复。原因是四个人用斧头切断了入口处的传输电缆。警方立即逮捕了许多人。但肇事者不在其中。
●广播局副局长瓦尔特·康拉德被免职。据传，电台今后将听命于纳粹党宣传部领导约瑟夫·戈培尔。
●普鲁士发生了大规模人事变动，斯德丁、布雷斯劳、多特蒙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汉诺威、哈雷、魏森费尔斯、哈尔堡-威廉斯堡、科布伦茨、奥伯豪森及波鸿等地属于社民党或中央党的警察局局长，被属于或亲近新执政党的官员取代。在柏林，纳粹党的国会议员马格努斯·冯·莱韦措被任命为警察局局长。若干县长和县议员同样遭到撤换。
●英国《泰晤士报》称，普鲁士内政部正计划武装冲锋队、党卫队、钢盔团等右翼政治组织以辅助警方。赫尔曼·戈林对此进行辟谣。
●在多特蒙德，一名共产党员背后中刀而死，一名冲锋队队员遭五枪枪击，受重伤。
●在波鸿和西里西亚地区洛伊特曼斯多夫的政治冲突中，共四名纳粹党成员被杀，三名成员受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