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5日，星期三
马克斯·冯·席林斯被普鲁士临时文化部部长伯恩哈德·鲁斯特传唤到部里。席林斯对这种传票并不陌生。20年代中期，当他还是柏林国立歌剧院总监时，就与当时的文化部部长、无党派的自由主义者卡尔·海因里希·贝克尔就钱的问题激烈争吵过。席林斯当时声称，“这年头不亏损的剧院简直就是乌托邦”。可柏林国立歌剧院的预算毕竟透支得太厉害，于是贝克尔没有通知就解雇了他。即使这样也吓不退席林斯，他对自己被解雇一事提起诉讼，并达成了和解。
然而席林斯已经今非昔比了，他感到精疲力竭，身体不适。作为作曲家，他曾希望能追随伟大的榜样理查德·瓦格纳的足迹，却从未实现过理想。多年来，他没有任何新作取得过成功，有时候他认为自己知道失败的原因：犹太人主导的音乐界不给他机会，不让他这个雅利安人、重视德意志音乐的代表展现才能。1931年，他的新歌剧《吹笛者之日》反响平平，对此他写道：“批评家先生们毁掉这部作品也不足为奇，对他们来说，任何源于心灵和情感活动的音乐都是可怕的。一部信奉德意志灵魂、德意志祖国甚至‘艺术严肃性’的剧—如瓦格纳展示给我们的那种可能，终究要遭受践踏。”
三个月前，席林斯从马克斯·利伯曼手中接过普鲁士艺术学院院长之职。他算是精明的谈判者，但对自己的新职务还没什么经验。鲁斯特在部里当着他的面批评学院时，他几乎一声没吭。凯绥·珂勒惠支和亨利希·曼在广告柱上的《紧急呼吁！》海报上签名，要求社民党和共产党建立反法西斯和反野蛮的统一战线，这让鲁斯特勃然大怒。鲁斯特认为，这也是对他这个纳粹人士的直接攻击。他硬是说，身为学监的他是学院的主管领导，却被学院成员诋毁为野蛮人。
对于从帝国遗留下来的学院规章的积弊，以前马克斯·利伯曼还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遮掩过去，现在这些规章却显现出强劲的破坏力。学院无法真正自主，其章程赋予了在职部长过多的权力。鲁斯特要求辞退或开除珂勒惠支和亨利希·曼，而且要求立即执行，否则他就彻底解散学院或至少是文学系。
席林斯没有被这个虚张声势的最后通牒唬住。毕竟，珂勒惠支和曼不是作为学院成员，而是作为拥有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权的公民签署了《紧急呼吁！》。他们是国际知名艺术家，而不是有义务保持政治中立的学院雇员。
当然，讨论如此细微的区别，像鲁斯特这种纳粹部长能不能听进去不好说。但鲁斯特也下了赌注。倘若在文化部上任仅仅十天，只因为两名成员在竞选期间的一份政治呼吁书上签了字，他就要关闭有着悠久传统、享有盛誉的普鲁士艺术学院，随之而来的风险将难以估量。这个决定势必引起轩然大波，甚至连他自己也可能会被赶下台。
可席林斯居然根本没想过为其学院的两名成员辩护。与许多觉得自己过去受了亏待或是输给犹太对手的人一样，他对新的反犹当权者颇有好感。在他眼里，只要投身于社民党和共产党的人民阵线，就是一种政治挑衅。席林斯只打算保护学院这个机构。他宣称，如果鲁斯特真的动手解散，他就立即辞职。辞职会闹得满城风雨，而且必须得到普鲁士国务大臣的批准，这样就会把鲁斯特的内阁领导弗朗茨·冯·巴本卷进来。但除此之外，席林斯接受了鲁斯特对珂勒惠支和曼的谴责，声称将负责他们的辞职，然后匆匆返回了学院。
照片正中为马克斯·冯·席林斯（光头），赫尔曼·戈林站在他身后
◎◎◎
如果席林斯在从文化部到巴黎广场学院大楼的路上花一点时间，从报摊上买一份《德意志文化守卫》，就能读到汉斯·约斯特的一篇短文。这份杂志是纳粹党首席理论家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所领导的德意志文化战斗联盟的喉舌。该联盟是右翼激进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组织，他们喜欢针对犹太人发表仇恨言论，或因所谓的“反种族主义文化圈”和“此在的污化和奴化”感到愤怒。最近几天，约斯特与文化部部长鲁斯特谈过几次话，内容是任命约斯特为普鲁士国家剧院首席编剧的事。约斯特反应很快，马上就在文章中提到了两天前鲁斯特在大学里对普鲁士学院的作家们暗示的威胁，还指名道姓地说：“托马斯·曼、亨利希·曼、韦尔弗、凯勒曼、富尔达、德布林、弗里茨·冯·翁鲁等都是自由主义的反动作家，绝无资格以官方身份触碰德意志概念的诗。我们建议解散这个已经彻底过气腐朽的团体，并根据民族的、真正的德意志观点重新组建。”
◎◎◎
回到学院办公室，马克斯·冯·席林斯首先叫来了凯绥·珂勒惠支。1919年，她成为普鲁士学院一百多年来接纳的第一位女性成员。作为版画家和雕塑家，她天赋超群，在欧洲和美国享有盛誉，以至于学院固执的先生们无法再对她视而不见。但与一口柏林腔、喜欢以画家王子的身份出场、住在巴黎广场和万湖的两栋别墅里的马克斯·利伯曼不同，凯绥·珂勒惠支生活清简，住在柏林最贫穷的一个工人社区普伦茨劳贝格。对她来说，承担社会责任永远比获取账务自由更重要。虽然她不属于任何政党，但她对左翼思想及组织的认同不容置疑。
她现在65岁，是全世界敬仰的艺术家，但与席林斯的冲突她实在消受不起。席林斯转达了部长的威胁，并明确告诉她，一旦被学院开除，她将立即失去进入大师工作室的资格。多年来，她不仅在那里教书，也在那里工作—目前有一个她很看重的大型陶土团队。对她来说这将是一场灾难，因为再没有什么其他合适的地方能让她做雕塑。席林斯提出，如果她自愿退出学院，就可以在10月1日之前全薪任教，还可以继续使用工作室。她很快做出了决定。凯绥·珂勒惠支从没把地位放在眼里，不论是教授头衔，还是学院的成员资格，最后她让步了，宣布辞职。
◎◎◎
席林斯发了电报，召集所有能联系上的学院成员参加特别会议—只有一个人例外。柏林的气动邮递网络非常发达，几乎能在最短的时间内通知到城内的每个人。会议将在当晚8点开始。不可思议的紧迫时限就足以表明，要讨论的问题有多么严重。因此，50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即文学系成员伊娜·赛德尔），冒着冬夜的风雨赶到巴黎广场，穿过学院装饰有立柱的侧门，聚集在大会议室里。
席林斯一进门就让人感觉气势汹汹。他把自己与鲁斯特部长的谈话以及后者对学院的威胁告知了参会者。席林斯希望尽可能静悄悄地解决此事，因此会议的保密性对他来说特别重要。要讨论的东西丝毫也不能泄露出去—包括他在此事中的角色。因此，在简短的介绍之后，他让在场的每个人都宣誓保密。然后他解释说，亨利希·曼和珂勒惠支在《紧急呼吁！》上的签名不符合他们学院成员的身份，他还补充说，珂勒惠支在此期间意识到了这一点，傍晚时已经提出辞职。现在还需对亨利希·曼在学院的去留做个决定。
简短开场白之后发生的事情就像一部荒诞的五幕悲剧。第一幕展现了一位被迫防御、寻找借口的院长。戈特弗里德·贝恩此时四处张望，却没有在会议室里看到亨利希·曼。他提出两个一目了然的问题：曼是否知道这次会议的主题？如果要责难签名的事儿，鲁斯特部长为什么只威胁解散文学系，却不打算动珂勒惠支所属的美术系？席林斯避而不谈第一个问题，只对第二个问题给出了一个不是很有说服力的答复：身为文学系主任，亨利希·曼在学院里身份特殊。
剧作家路德维希·富尔达跳了出来，支持贝恩—他再次追问，亨利希·曼是否知道这次会议。席林斯不得不承认，目前待在柏林的学院成员中，唯有曼没收到会议邀请。
难以置信。席林斯不给亨利希·曼任何表态的机会，就决定开除他。这种让人无法接受的卑劣手段，正常情况下会让席林斯在学院威信扫地。为了给自己辩解，也为了强调情况的严重性，他立即向集会者提出了相当于最后通牒的备选方案：要么亨利希·曼离开学院，要么他席林斯辞职。
可席林斯已经无法阻止他一心想避免的事：会议中断了，文学系的秘书奥斯卡·勒尔克接下任务，追加电话通知亨利希·曼参会。因此，悲剧的第二幕是出人意料的停顿：等待被告。大厅里的骚动当然不会平息。在场的六位作家凑成小圈子，讨论如何攻击他们的院长。路德维希·富尔达尤其愤慨。他说，他一生都在反抗各种形式的审查制度，不想与一个因表达政治观点而开除成员的学院有任何关系，他要辞职。莱昂哈德·弗兰克和德布林也在斟酌离开学院的事。伊娜·赛德尔显然很紧张，她下不了决心该怎么办。贝恩和勒尔克反倒是有所保留。勒尔克的情况还掺杂着物质原因，他自认为是一个根本不掺和政治的作家，但作为系部的受薪秘书，辞职就会失去部分收入。
时间紧迫，富尔达、弗兰克和德布林商定：亨利希·曼一到学院大楼，弗兰克就拦住他，迫切请求他不要主动辞职。这样一来，席林斯就必须通过投票才能开除他。然而，投票的结果不可预测，如果确实是学院全体会议决定开除曼，其他人就有了宣布辞职以示抗议的理由—此事本来就应该有政治信号的效果和意义，这样就光明正大了。
接下来的第三幕最怪、最短。亨利希·曼在众人的沉默中进入会议室。莱昂哈德·弗兰克已按照约定，在楼下学院入口处与他简短谈过，提前通知他了。现在，席林斯立即走向曼，请他在讨论开始前与部门秘书勒尔克一起到他的院长办公室里说几句话。又是等待。
大约十分钟后，席林斯脸色苍白地回到会议室，亨利希·曼不见了。席林斯通知的事，让会议彻底成为多此一举的闹剧：曼放弃了文学系主任的职务，宣布退出，以免危及学院的生存。
阿尔弗雷德·德布林仿佛被当头一击。他认为亨利希·曼是一个信念绝对坚定、政治上警觉的共和国捍卫者，可曼却在为共和国的基本权利而战时退缩了。德布林感觉自己四面楚歌。歌德的一句话在他脑中闪过：“亨利希，你让我毛骨悚然。”
尽管如此，德布林还是跳起来发言，开始了针对席林斯行为的辩论—也就是第四幕。他同时抗议几件事：全体会议前没有与亨利希·曼谈话、席林斯关起门谈辞退的伎俩、50名学院成员中居然无人大声质疑席林斯的辞退程序的可怕事实。他要求文学系自己开会，决定曼的去留。
然而，曼自愿辞职，席林斯已经达到了目的，他几乎连肩膀都没动一下：他只是不想让亨利希·曼在会上遭到尴尬的审讯，另外，曼还在院长办公室，当然做好了发言的准备。德布林随即要求，虽然曼已经辞职，还是要当众问一问他。但德布林的提请直接被会众驳回。
显然，多数人不想继续讨论下去，而是希望迅速而安静地了结此事。就在这时，第一个不是作家的人开口了，他是建筑师、城市规划委员马丁·瓦格纳。他以一种前所未闻的坚定态度争论说：这对凯绥·珂勒惠支和亨利希·曼不公平。他们签字的呼吁书不犯法，他们只是行使了言论自由的权利。这种权利是有宪法保障的，就像鲁斯特部长也是根据宪法宣誓就职的。席林斯根本就不应该答应鲁斯特负责两名成员的辞职。就算万不得已，席林斯也可以回应鲁斯特说：学院的全体会议将投票决定。瓦格纳最后说，会议结束前，他将不得不考虑是否要继续留在一个能容忍这种事情的学院。
瓦格纳还不到50岁，但早就是柏林市内抢眼的人物了。他属于社民党，为工会工作过，与布鲁诺·陶特一起在柏林布里茨规划了备受瞩目的马蹄形社区，后来作为城市规划委员聘任了米斯·范德罗厄、瓦尔特·格罗皮乌斯这些名声响当当的同事。然而，在魏玛共和国的最后几年，几乎所有生活领域都高度政治化了，城市规划也不例外。瓦格纳的项目，尤其是他为工人阶级建造的大型社区，被攻击为受到现代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侵蚀。他话音刚落，立即又有人发言，没有人会感到惊讶，因为这是一个意识形态上的对手—前一年加入纳粹党的建筑师阿尔贝特·格斯纳。格斯纳没有用任何一个字来回应瓦格纳的论点，而是对他进行了人身攻击，格斯纳嘲讽地说，瓦格纳可不是学院选的，而是由鲁斯特的前任、社民党文化部部长格里梅钦定的成员。似乎瓦格纳低人一等，在被学院选出来的学院成员讨论时，他无权发言。
作为院长，席林斯当然不能让辩论滑入私人口角。于是他试图再次突出这件事的核心。他强调说，自己只关心一个问题：他是否可以为两名成员牺牲整个学院。他相信，每位成员都必须基于其成员身份的事实，意识到自己在公众场合的言行举止所造成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