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完没了的争吵围绕着不断变化的概念，最终却总能归结为同一个问题：系部的任务是什么？抵制新的、现代的文学潮流，还是帮助它们取得突破？支持那些代表德意志专属的、超越时代价值的诗歌，还是那些与时代息息相关、世界通行、以欧洲眼光重新定义国内传统的文学？一个阵营抵制来自国外的廉价娱乐，以防图书市场和剧院剧目因之过度异化；另一个阵营则警告说，要谨防退缩为思想上的地方主义。一个批评大城市—特别是大都市柏林—的文学生活是“为经营而经营”；另一个则抨击“彻底乡土之地”的自满和狭隘。一个视诗人为先知或牧师，用作品赋予民族内在凝聚力和身份认同；另一个则认为作家是知识分子，在一个越来越机械化、越来越高度分化的社会中，他无法再承担促成统一的功能，而是要充当精神上独立、只对自己负责的批评家。
瞎子都看得出，在这些关于艺术自我理解的争议背后，自然也存在政治信念的对立。右派对左派，反民主派对共和派，民族主义者对国际主义者，神话的崇拜者对启蒙的追随者。一个抨击“文化布尔什维克主义”，另一个则抨击“文化反动”。然而，文学系最棒的地方也正在于这里对意识形态的对立进行了不妥协的争论。也许，正是这种郁结的无休止的冲突，使该系部果真成了这个国家的某种映射：分裂民众的罅隙也使作家们两极分化。
两年前，纷争升级。民族主义保守派出人意料地强推出一套新议事规程，却立即被对手通过颇有些可疑的法律鉴定废除了。随后，坚定的民族主义分子埃尔温·吉多·科尔本海尔、埃米尔·施特劳斯和威廉·舍费尔在抗议中辞职，报纸称这是左翼作家的胜利。学院内部的合作现在更和谐了，但文学系却更容易受到右翼民族主义反对派的攻击。
下午6点左右，曼到达巴黎广场。这是个不友好的冬季雨夜，但至少前几天无情的严寒已经褪去。学院夹在占地广阔的阿德隆酒店和宏伟的弗兰格尔宫外墙之间。但它也不差。学院楼矗立在市内最著名的广场上，曾经属于冯·阿尼姆内务大臣的家族。大臣的儿子，诗人阿希姆·冯·阿尼姆就是在这里长大的。如今，房子已被彻底翻修，但仍保留了它威严的贵族气质。曼从台阶极其宽敞的侧门进入，穿过前廊，爬上主楼梯，来到上层门厅和会议室。
普鲁士艺术学院文学系会议，从左至右：阿尔弗雷德·德布林、托马斯·曼、里卡尔达·胡赫、伯恩哈德·凯勒曼、赫尔曼·斯特尔、阿尔弗雷德·蒙伯特、爱德华·斯图肯，1929年11月
文学系的34名成员来了5人，还有亚历山大·阿默斯多佛，作为学院秘书长，他总有点像监视者。亨利希·曼并不怎么失望，他本来也没抱太大希望，因为超过5人参会的情况极其罕见。但他还是有点吃惊—面对上周的政治地震，成员们应该想见见同事，也许还能达成一些共识，可他们竟仍然无动于衷。
寥寥几人在太过空旷的会议室落座后，议题很快就被逐一列出。阿尔弗雷德·德布林起草了一份简短的抗议书。他亲自宣读，但建议不要发表。抗议书涉及一个重要的甚至可能是核心的问题，一个从未被系部真正掌控的问题：最近，评论家保罗·费希特尔出版了一部题为《德意志之诗》的文学史作品。这本大部头被一个出版组织低价大量推销给读者。书里的反犹和民族主义倾向过于明显，学院觉得有必要对它提出警告。诸如利翁·福伊希特万格、斯蒂芬·茨威格、库尔特·图霍尔斯基等最重要、最畅销的犹太作家，根本没在书中出现，恩斯特·托勒、卡尔·施特恩海姆、雅各布·瓦塞尔曼等其他人只是被很不屑地草草提及。但在抗议书初稿中，关于这部书的内容所占比重太大，显得好像学院想赞颂而不是批评它。戈特弗里德·贝恩随后又写了一个版本，从非常高的格局批判了普遍的反动文化倾向，而不仅仅针对费希特尔一个人。但文本的某些段落听起来过于复杂、文雅，学院因此请阿尔弗雷德·德布林再改一次。
这是个棘手的请求，因为贝恩是个有着精英主义自信且高度敏感之人，自己写的文章竟然需要被他人修改，这种事他无法谅解。结果，今天的会议他根本就没出现。德布林尽职尽责地澄清了贝恩草稿中的晦涩之处—可此时，政治已经完全变天了，几天前还只是文化政治声明的东西，现在必然会被理解为对帝国新总理的正面攻击。所以，德布林只能对自己所写的抗议书提出警告，也赢得了同事的普遍赞同。学院不得不承认，在希特勒上台前的最后几周里，讨论一本劣质书的声明确实是浪费时间，现在声明写完了，却根本不敢发表。
后来，当亨利希·曼坐下来给慕尼黑的弟弟写信说明系部决议时，一切都让他尴尬至极，对那份被悄悄埋葬的声明，他只是一笔带过。相反，他细述了当晚的第二场会议—与普鲁士文化部协商一个新文学奖。关于评委团成员组成的问题，会上争论不休。
但他在信中最关心的根本不是学院的事，而是自由言论大会，主办者问都没问，就把他列为大会的组织者。“整件事都是无耻的滥用，”他在信中认为弟弟也被卷了进来，“会议流程中，你‘可能’要做开幕演讲。”他迫切要求弟弟不要参加活动，因为它注定会失败：“还能发生的最有利的事就是会议禁令。但也许，他们会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以表明我们今天的抗议多么没用。”
今日要闻
●兴登堡颁布《在普鲁士建立有序政府》的紧急法令，并解散了普鲁士议会。新选举将于3月5日与帝国议会选举一起举行。紧急法令任命戈林为普鲁士临时的内政部部长，戈林因此对普鲁士警察和行政部门有了支配权。
●在杜伊斯堡，在一名2月1日被谋杀的党卫队士兵的葬礼上，出殡队伍遭到枪袭。警察和送殡者进行了还击。一名旁观者在交火中死亡。在哈尔堡-威廉斯堡，一名27岁的工人在离开社民党的会所时，被三名纳粹党成员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