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6日，星期一
亨利希·曼现在住在法萨恩大街61号，柏林西部一幢豪华的高档公寓楼。奈莉和他去年12月时搬了进来，这是他们同居的第一套房子。他们对公寓的大部分进行了重新布置，对很多东西感觉新鲜，甚至有点陌生。他们想长久地定居在这里，新地址就是他们生活新阶段的背景。
前几年，亨利希过得不太平静，与妻子米米的分手一波三折。报纸肆无忌惮地拿他与特露德·黑斯特贝格的婚外情取乐，这当然让局面更加不堪。第一批流言蜚语刚浮出水面时，米米恼羞成怒地从慕尼黑赶到柏林，在酒店里向她的情敌发动进攻。之后，她继续用电话和信件纠缠了亨利希好几个星期，时而愤怒，时而绝望。可最终，她还是阻止不了离婚。他们的婚姻充其量只是相互迁就，何况她自己也有绯闻，尤其是和招蜂引蝶的恩斯特·乌德特的那一段。他靠特技飞行表演走遍全德国时，经常会给米米发亲昵的消息，告诉她自己现在停留在哪个城市、哪家酒店。
在膳宿公寓和酒店生活了几年之后，亨利希·曼现在想重新让自己安定下来。这并非为了顾及所谓的上层社会，他向来喜欢和他们作对—épaterlebourgeois（让中产人士震惊）。但如今，他已年过花甲，开始觉察到年龄的重力。他在大众心中日渐消退的知名度因《蓝天使》的世界性成功而重焕生机。他在文学界的声望当然也纹丝未动。可老实说，他不得不承认，近几年他的作品不尽如人意。他那两部名震天下的伟大小说《垃圾教授》和《臣仆》，不过是当年之勇。他不甘心止步于这种状态，终究还是想再全力拼一次，专注于文学创作。
另外，他在两年前被普鲁士艺术学院的作家同行们选为文学系的主任。在国内政治氛围紧张的情况下，这几乎就是一个需要稳定的生活节奏的政治职务。动荡的气氛吓不倒他，相反，他偏偏要参与时代辩论，这是他作为作家的秉性。帝国的市侩之气和狭隘的军国主义让他痛苦不堪，现在他丝毫不想掩饰自己对共和国和民主的热情。通过撰写报纸文章或在公开呼吁的书及宣言上签字，他比弟弟更积极地宣传：德国最终应更坚定地以西方为榜样，或以社会主义思想为导向。他热爱法国，精通法语，甚至用法语为法国报纸写作，并像库登霍夫-卡莱基一样，构想出了欧洲国家联盟的宏图。这不足为奇，多年来他一直是右派和顽固民族主义者的眼中钉。但是，纳粹丧心病狂地迫害他，也许另有原因。
1931年，亨利希·曼和他的朋友、作家威廉·赫尔佐格提请在普鲁士自由邦内政部密谈，并受到了国务秘书威廉·阿贝格的接待。阿贝格是个名人，自由党派，也是不受欢迎的魏玛共和国的捍卫者，是那种典型的戴夹鼻眼镜、蓄着精致胡须的无可指摘的国家公仆。深谋远虑、精力旺盛的他，把普鲁士警察发展成了一支有战斗力的队伍，几乎等同于军事武装部队。两人之所以想找阿贝格谈话，正是因为阿贝格负责警方事务。希特勒曾在一次演讲中恬不知耻地宣布，虽然他要通过法律手段上台，但事后他将设立最高法院，找他的反对者算账，让他们“人头落地”。这让两位作家警觉起来。
曼和赫尔佐格恳请阿贝格，决不要容忍这种嘲弄所有民主法律的威胁。他们希望共和国动用一切法治手段强硬反击。他们还提出详细建议，说明普鲁士的武装警察应如何对付纳粹暴徒，结束街头恐怖。
阿贝格耐心地听着客人说的话，最后请他们把建议口述给他的秘书。据威廉·赫尔佐格回忆，这位秘书是个上了点年纪、满头金发的德国甘泪卿。然而，阿贝格和两位作家都没有料到，这位金发碧眼的甘泪卿当时是鲁道夫·迪尔斯的女朋友，后者是一位年轻英俊的公务员，领导着打击共产党地下工作的部门，而且私下里与戈林联系密切。迪尔斯知道，若要在事业上有所发展，他就需要戈林。因此，在部里发生的一切，他都会主动上报给戈林，尤其是在警方主管阿贝格办公室中进行的反纳粹讨论和计划。作为犒赏，戈林一周前刚刚宣誓就任部长，就立即把迪尔斯升为内政部普鲁士政治警察的负责人。
纳粹对亨利希·曼的恨意与日俱增，监视行为也越来越肆无忌惮。前不久，他的弟弟托马斯路过柏林时，两人彼此坦白说，他们所承受的政治攻击超过了他们能够容忍的程度。亨利希·曼竟然还阴差阳错地有了个“保镖”，为他分担了很大一部分威胁。这位守护天使也叫亨利希·曼，是个退休的保险职员和教会歌手。他的地址和号码都在柏林的电话簿上，因此收到了无数本来是针对作家亨利希·曼的侮辱性电话和信件。泼在他身上的极端敌意自然让重名者大为惊骇，但他很勇敢，继续扮演着避雷针的角色。
亨利希·曼今天下午很晚才去学院。有两个会议正等着他这位文学系主任。然而，在希特勒已手握总理府命脉的此刻，他们要讨论的话题琐碎得令人难以置信，而且脱离现实，无非是例行公事罢了。但亨利希·曼对此无能为力。即使身为主任，他也不能在学院随心所欲，不能即兴发布抗议声明。以他对民主游戏规则的理解，他必须执行大多数人的决定。这却使得学院异常迟钝。
本也如此。学院已经成立200多年了，这个令人敬畏、享有盛誉的机构，更多地活在历史中而不是当下。但文学系1926年才成立，距今6年多了，是魏玛共和国真正的孩子。亨利希·曼因此认为，它也应该为共和国效力。然而，即使是这样根本性的问题，也要费尽周章，才能在成员之间达成一致。
新系部是否要为民族知识分子发声？公众往往如此理解，因此总会满心怀疑地打量它、批判它、反对它。其内部却始终矛盾重重。这始于一桩丑闻。抒情诗人、戏剧家阿尔诺·霍尔茨是个爱计较的刺头，被任命为新系部仅有五人的小型创始委员会成员，这让他受宠若惊。随后他读了规章，在一份报告中逐字逐句地吹毛求疵。的确，这部学院的规章充满设计缺陷，因为它不够果断，未能脱离普鲁士的旧封建结构。与人们所期待的新共和制相反，成员们工作时并非真正自主。虽然学院可以任命院长和各系主任，但任何选举都与其他决定一样，必须得到普鲁士文化部部长的批准。作为学监，部长要在政治上负责。
新的文学系成分上也不清不楚。学院虽然自称“普鲁士”，却有根本不在普鲁士生活的作家，比如托马斯·曼，他来自吕贝克，住在慕尼黑。国内其实需要一个德国学院，这也是开设新系部的原因和目的。但仅从法律上看，普鲁士就没有资格为全德国创建机构。说得更荒唐一点，在许多关键问题上，只有那些住在柏林及其近郊，因此很容易被召集到一起开会的成员才有投票权。其他所有人只能在全体会议上发言。换言之，这个名义上的普鲁士学院，希望被视作德国学院，却像柏林学院一样运作。
在彼此信任、公平相处的成员之间，这种显然没意义的事当然可以不了了之。学院院长马克斯·利伯曼也正是这样委婉地向求全责备的阿尔诺·霍尔茨做出了解释。他向霍尔茨保证，规章执行得非常宽松，除了霍尔茨，之前再没有哪个成员读过，更不会按章程办事。然而，在艺术、音乐等其他系部可能的事，在作家这里行不通。他们一开始就形成两个集团，分歧非但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减弱，反倒愈来愈深，而且掺杂了意识形态上的怨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