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1日，星期二
托马斯·曼很紧张，但并非由于昨天的政治结果，而是文学原因。他的儿子克劳斯刚从柏林和莱比锡回来，想和他谈一谈希特勒。可他现在没这个心思。
过去几周，他不得不再次搁置小说《约瑟夫在埃及》的手稿，为2月10日将在慕尼黑大学举办的理查德·瓦格纳逝世50周年纪念日的演讲做准备。关于瓦格纳的音乐剧，他已经写了很多东西，这是他此生最伟大的一种艺术经验。最初他以为会速战速决，结果却一发不可收，讲稿变成论文，然后发展成一本小书。他的想法和灵感喷涌而出，最后不得不努力构思，才能让它不致太过臃肿。
不仅如此，在他答应去慕尼黑之后，荷兰的瓦格纳协会也请他去阿姆斯特丹的国家音乐厅，希望他再做一次演讲。另两份法语演讲的邀请也接踵而至：比利时笔会请他去布鲁塞尔，然后去巴黎的大使剧院—在巴黎他甚至要讲两次，一次用法语，另一次用德语。这是一轮光荣的小型欧洲巡演，却也给托马斯·曼添了额外的麻烦。还在写稿期间，他就不得不请他的法国朋友、日耳曼语学者费利克斯·贝尔托帮忙翻译。几天前他才写完文章，现在必须马上把它缩短成适合演讲的长度，这无异于直接对自己的肉下刀。译稿一出来，他还得不断练习，至少别把法语讲得太磕磕巴巴。
托马斯·曼在慕尼黑的别墅中，1932年
没什么时间留给政治。更何况在过去一年中，他已经在各种文章和演讲中斩钉截铁地谈论过自己对纳粹的看法—一场试图以革命之名欺世的骗局。他不能一再老调重弹。普鲁士文化部前部长阿道夫·格里梅鼓动他去柏林参加社民党的竞选活动，但他只打算明天或后天写一份关于社会主义的详细声明，好让格里梅能在会上宣读。他还能怎样？
茶余饭后还是免不了谈论政治话题。埃丽卡和克劳斯对局势感到紧张，克劳斯显然读过了所有报纸，连《人民观察家报》也没放过，还模仿左翼媒体面对政权更迭时故作克制的痛苦语气说话。饭后，两个孩子出发去埃丽卡的胡椒磨歌舞剧团彩排，2月份的节目明天就要首演了。对于卡巴莱小品来说，希特勒上台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好话题。
◎◎◎
戈培尔睡饱了觉，开始与同僚们讨论近在眼前的选举计划。宣传的第一个高潮应该是迈科夫斯基和佐里茨的葬礼。他宣称这两人是“民族运动”的“烈士”，在“胜利之夜”被“红色谋杀犯”“卑鄙”地枪杀。他要在柏林大教堂为两人大摆排场，要极尽奢华，还要安排声势浩大的游行。虽然柏林大教堂是新教教堂，而佐里茨是天主教徒，但戈培尔可不管这些。
尤其顾不了迈科夫斯基和佐里茨之死的真相。最近几个星期，许多冲锋队队员担心纳粹党会让他们干脏活。他们和共产党打了好几年街头战，现在，当政治目标终于触手可及时，党首却想摆脱掉他们，独吞所有胜利的好处。圣诞节后不久，六十多个夏洛滕堡冲锋队队长曾会面商讨此事，他们认为，上面会不择手段，尤其是戈培尔。戈培尔的线人报告说，迈科夫斯基曾放开嗓门宣布，若是那样，他就亲自动手，击毙戈培尔，没有半点迟疑。
因此，对于戈培尔来说，采取反制措施是聪明的政治行为。作为柏林的党部头目，他身边始终围着冲锋队，他不得不盲目地相信他们，但不能放任迈科夫斯基吹嘘什么用一颗子弹让他脑袋开花。戈培尔必须让每个冲锋队队员明白，企图暗杀他而不受到惩罚，想都别想。幸运的是，弗里茨·哈恩对他手下第33冲锋队的人了如指掌，知道有个叫阿尔弗雷德·布斯克的人靠得住，此人会为了一笔不错的赏金干掉迈科夫斯基。前一天，布斯克找准时机完成了任务，并顺手一起解决了警方唯一的证人佐里茨。若有其他人察觉到发生了什么，戈培尔也没办法。警告四处传开，他可不会任人威胁。
想到已被他除掉的迈科夫斯基还能为自己派上用场，戈培尔很满意。宣布迈科夫斯基是“烈士”，对他来说只是小儿科。他要让迈科夫斯基像国王一样下葬，还要亲自在迈科夫斯基的棺材旁讲话。希特勒和戈林也在大教堂，献花圈，默哀，演奏管风琴乐，发表感人的演讲，然后穿城送殡。一出相当热闹的大戏。
◎◎◎
傍晚，一支冲锋队小分队冲进威尔默斯多夫位于特劳特瑙大街12号的宁静的房子。一到目标公寓门口，这些人就踹开门，冲了进去—却发现房间里已是空荡荡。没有租客，没有家具，没有画，什么都没有，只有光秃秃的墙。他们犹豫了片刻，从这个意外里缓过神来，然后跑回街上，右转跑向拿骚大街。他们冲进拿骚大街的一栋房子，用斧子砸开门，可画室里依旧空荡荡。没有人，目标人物都走了，他们来得太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