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快中午的时候，埃里希·艾伯迈尔在莱比锡收到克劳斯·曼的电报：“今天14点14分到，克劳斯问候。”下午2点左右，艾伯迈尔开车到车站。这是个灰暗、阴沉的冬日。艾伯迈尔一走进巨大的休息大厅，卖报小贩的声音就扑面而来：“阿道夫·希特勒，帝国总理。”他买了一份《柏林午报》。在站台接到客人时，他仍脸色苍白。
克劳斯·曼刚开始还在微笑，可一看到艾伯迈尔递给他的报纸的头条，立刻大惊失色。他从没想过这种事会发生。他盯着报纸，没敢再看下去：“太可怕了……”开始他走得很慢，然后越来越快，可他自己也不清楚究竟要去哪儿。下一个念头是他的父亲：“这对魔术师来说也太可怕……”
他和艾伯迈尔去了一家餐馆吃东西，试图平静下来。他们想不出更好的主意，就打算饭后去艾伯迈尔家探讨《夜航》那个编剧项目。他们决定今天构思出第三幕的雏形，但因心思不在工作上，没有任何进展。两人突然对这项工作有种渺茫的感觉。显然，在新的政治形势下，国内没有一家剧院会对一部由法国小说改编的剧本感兴趣，何况编剧是同性恋、纳粹反对者克劳斯·曼和他同为同性恋的朋友艾伯迈尔。为什么还要在这上面浪费时间？“你只要不提我的名字就行……”曼建议道。“胡扯！我们把这部剧先搁置一年。”艾伯迈尔安慰他。
他们早早收工去剧院，看了《赞美大地》，这是奥地利人里夏德·比林格创作的喜剧。他最近大获成功，去年还与埃尔泽·拉斯克-许勒一起得了克莱斯特文学奖。克劳斯·曼对这部剧很好奇，但很快意识到自己不喜欢这部剧，对他这样的大都市人而言，里面的自然神秘主义太多了。更重要的是，演员们讲不好奥地利的方言。
午夜时分，艾伯迈尔送他到车站，二人在卧铺车厢前告别。艾伯迈尔说好两周后去慕尼黑找克劳斯·曼，把《夜航》继续做下去。这是那种虽然有约，双方却都不相信能够守约的拜访。克劳斯·曼在车厢内落座，向站台上的朋友挥了挥手。然后，火车消失在夜里。他们再也没有见过彼此。
◎◎◎
下午，希特勒站在总理办公桌后拍摄了就职的官方照片。照片上，他越过镜头侧看向空处，两手插在双排扣外套的口袋里。一个古怪而倔强的姿态—当然是为显示决心，但看起来更像是在手里藏了什么。他没有多少活动空间：面前是几乎空无一物的总理办公桌，左边是套着天鹅绒的总理椅，后面是半人高的文件柜，右边是一张边桌。虽然场景庄重死板，摄影师还是在希特勒背后的文件柜上放了一篮铃兰花，让画面多了些明亮和友好的气息。
在随后的第一次内阁会议上，希特勒和胡根贝格因为新选举又吵了起来。可胡根贝格的抵抗现在已无济于事，他别无选择，只能把决定权交给兴登堡。身为总统的兴登堡可以下令同意或拒绝解散议会。
傍晚，人们开始在巴黎广场和威廉大街两侧聚集，新政府已宣布举行大型火炬游行。流动小贩们冒出来，卖热香肠和暖身的饮料。晚上八点半开始，冲锋队、党卫队以及德国国家人民党的部队钢盔团列成长长的纵队，从西边穿过蒂尔加滕区向勃兰登堡门行进，共计约25000人。在笔直穿过公园的夏洛滕堡大道时，队伍左右两缘穿制服的人举起火把，仿佛夜幕中两条窄窄的光带。鼓声隆隆，煤油味在空气中弥漫。旗手和乐队在纵队间行进，演奏着德国或普鲁士的歌曲。但当他们穿过勃兰登堡门，一踏上法国大使馆所在的巴黎广场，音乐戛然而止，随后擂鼓震天，乐队奏响了一首古老军歌的旋律，中心句是：“我们要胜利地打败法国。”
同样在巴黎广场，马克斯·利伯曼的别墅就紧挨着勃兰登堡门。他现在85岁了，与兴登堡同岁。几年前他给这位帝国总统画过像，这在当时几乎成了一件国事。一些右翼民族主义报纸批评说，为什么偏偏是犹太人利伯曼受托为德国的国家元首画像？利伯曼当时泰然处之，毕竟，他不仅是德国最受尊敬的画家之一，还是具有国际地位的印象派画家，而且在本国的知识分子圈和艺术界人脉极佳，更何况他还是普鲁士艺术学院的院长。他不想被几个右翼的叫嚣者打破平静，反正他们也动摇不了他的名气。他不是虔诚的犹太教信徒，自从父母去世后，就再没去过犹太教堂。他天经地义地认为自己是德国人、是柏林人，对于犹太民族同化的成功深信不疑。
然而，如今外界对犹太人的态度急剧改变了。利伯曼是一个保守派，彻彻底底的资产阶级，他坚信旧式普鲁士的宽容和魏玛共和国的自由靠得住。但近年来，他不得不注意到，即使在所谓较好的、有教养的社会圈子里，也蔓延着越来越有攻击性的反犹主义。
去年夏天，他辞掉了任了12年之久的学院院长之职。为感谢他的工作，学术委员会授予他名誉院长的称号。可接任他的是马克斯·冯·席林斯，这位不再作曲的作曲家公开承认自己对国家和犹太人的敌意，轻蔑地称魏玛共和国为“闪米特之地”。希特勒的胜利让利伯曼明白，自己的民族同化之梦破灭了。与妻子一起看着穿制服的人们行军而过时，他说：“我想吐的太多，根本吞不下。”
游行纵队从巴黎广场右转进入威廉大街。火把向路边的建筑和人投下不安的光。兴登堡在老总理府一扇亮着灯的窗后检阅游行队伍，不时用他拄着的手杖随行军音乐的节奏敲打地面。再往前一栋楼，希特勒站在新官邸一扇敞开的窗后。他被斜对面的聚光灯照亮，在鲁道夫·赫斯与他的部长戈林和弗利克的簇拥下，反复高举右臂向人群致意。人们甚至走出纵队，搭起一架梯子，向窗内的希特勒递去玫瑰。后来，由于寒冷，他不得不套上褐色的冲锋队夹克。但几小时的游行让他激动不已，对于组织这一切的戈培尔，他兴奋地问道：“这么短的时间他从哪儿搞到这么多火把？”
戈培尔操办一切。他安排了火炬游行的转播，要求国内所有电台进行播送，有些台长并不情愿，但只有巴伐利亚电台抗拒成功。他和戈林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这些也必须被发送出去。直至午夜，他才离开那些冒着严寒、仍死守在街上高呼希特勒和兴登堡万岁的人们。
柏林的火炬游行，1933年1月30日晚
这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宣传表演。但在戈培尔眼中，这还不够宏大，不够成功。尤其令他失望的是，电影镜头寥寥无几，对比度低，又常常晃动不清，对于每周的影像新闻来说，视觉冲击力太小了。他想为观众呈现一支真正的凯旋之师，仿佛它会碾碎挡在路上的一切。因此，为了更好的摄像效果，他决定夏天再导演一场更震撼人心的火炬游行：更多的人，更多的火炬，更紧凑的队伍，更好的摄像机机位。第二次的游行以超宽行列行进，几乎人人都举着火把，而不只在两缘。于是，队伍如同熊熊燃烧的洪流，从勃兰登堡门穿涌而过。细看影像就会发现，在这次追加的拍摄中，街边并没有人头攒动。但戈培尔无所谓，经过精巧剪辑，没有谁会注意到。
◎◎◎
《世界舞台》的主编卡尔·冯·奥西茨基总是那么不知疲倦。希特勒宣誓就职总理的消息传来时，他正在编辑部工作。下午晚些时候，他动身去了哈勒门附近的一家酒吧，参加德国作家保护协会的会议。这个协会类似于作者的工会。素来暴烈的埃里希·米萨姆说着说着就勃然大怒，要求坚决抵制纳粹。然而大多数作者对米萨姆的愤慨不屑一顾，认为希特勒的胡闹很快就会结束。然后奥西茨基站起身，酒馆安静下来，他轻声说道：“一切都将比诸位所想的更漫长。也许是几年。对此我们无能为力。但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下定决心，绝不向现在的掌权者伸出哪怕是一个小指头。”
会议结束后，奥西茨基乘地铁前往蒙比修广场，参加人权联盟的集会。地铁驶入凯撒霍夫站时，他下了车，想亲眼看看纳粹的喧嚣。他爬上楼梯，看见望不到尽头的冲锋队行列一排排走过，火把跳动的光照在他们的脸上。奥西茨基看了一会儿表演，紧闭双唇，转身走下楼梯。他乘坐了下一班地铁，以便能及时赶到联盟会议现场。联盟要为下周五在贝多芬大厅举行的示威做准备，届时奥西茨基将发表演讲。
◎◎◎
哈里·凯斯勒伯爵晚上去了凯撒霍夫酒店，不是为庆祝新总理上任，而是参加一场很早就定下的晚宴。随后他还听了一场讲座，发言人是里夏德·尼古劳斯·格拉夫·库登霍夫-卡莱基，一位奥地利作家，母亲是日本人。只要他出场，就会宣传一个经济和政治上统一的联盟欧洲。
凯斯勒了解这类泛欧提议，他觉得它们虽然有吸引力，但终究还是缺乏说服力。库登霍夫-卡莱基虽然能用令人难忘的言辞滔滔不绝地描绘出统一欧洲的优势，却过于轻描淡写地略过了分裂欧洲大陆的种种冲突和政治对立。对于这些冲突和对立，凯斯勒心知肚明。因为一战结束后，他也有几年献身政治的时光。他倡导的是另一种国际联盟的理想，其中的代表并非国家，而是跨国机构，即贸易协会、宗教团体、工人组织或学会。这是为了抵制国家利己主义，最重要的是，让跨国力量掌握更多权力。但该计划的阻力太大，它始终只是个乌托邦。凯斯勒最终对此死了心。
毅力不是他最大的美德。凯斯勒不需要。他的家庭极其富有，母亲是英国人，父亲是德国人，他本人在法国长大，然后在阿斯科特和汉堡上学。这种背景对他来说既是诅咒，也是福气。不论是接受法学教育，还是实现外交或政治上的抱负，他都半途而废。他把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收藏艺术品、做赞助人和环球旅行。很少有重要的欧洲艺术家或作家与他没有私交，据说他的笔记本中记有上万个名字和地址。
许多不熟悉他的人认为他是典型的花花公子，无拘无束，异常聪明，对艺术风格有异于常人的感受力。但他也因自己的不羁而痛苦。他缺乏一种能赋予生活以方向的基础或意义。由于小心翼翼地隐藏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他也从未找到长久的生活伴侣。他缺少典型的花花公子形象所需的玩世不恭。
库登霍夫-卡莱基的演讲结束后，凯斯勒离开了凯撒霍夫酒店。很快，他感觉自己闯入了一场军事狂欢。还在酒店走廊，他就遇到巡逻的冲锋队和党卫队。穿着制服的党卫队在大厅和正门前夹道而立。走上大街，他看到冲锋队纵队从威廉广场走过酒店。在凯撒霍夫酒店入口上方的阳台上，站着罗姆与柏林冲锋队队长赫尔多夫以及其他几个纳粹党第二等级的人物。他们挡不住诱惑，效仿着他们的伟大领袖，也在检阅游行。和希特勒一样，他们站了一个又一个小时，注视着走过的行军队伍，不停向人群伸出右臂致意。
人行道和威廉广场挤满看热闹的人。凯斯勒和他的朋友们本来想去波茨坦广场的菲尔斯滕贝格酒馆喝杯啤酒，却在人群中寸步难行。甚至在波茨坦广场上，部队首长仍然让手下人以军事队形行进。可谁都不知道到底该去哪儿，因此队伍始终在来回转。凯斯勒不想看这个，和同伴们一起消失在菲尔斯滕贝格酒馆。这里也是一派狂欢的气氛，但正合适。
◎◎◎
刚过10点，埃里希·凯斯特纳和赫尔曼·凯斯滕在离陶恩齐恩大街不远的施万内克酒馆见了面。这里位于城西，很安静，街上只有零星几个从火炬游行回家的人。这家酒馆其实叫斯蒂芬妮，但大多数客人都用它的主人—演员维克多·施万内克的名字来称呼它。地方不大，才20张桌子，有几张在窗台边。施万内克在戏剧界和作家中无人不知，因此他的酒馆很快成为城中最重要的艺术家聚会场所之一。剧作家如布莱希特、楚克迈耶、厄登·冯·霍瓦特，评论家如阿尔弗雷德·克尔，出版商如恩斯特·罗沃尔特，演员如弗里茨·科特讷、维尔纳·克劳斯、伊丽莎白·伯格纳和克特·多施，都会来这里坐一坐，尽管未必在同一张桌子上—太强的意识形态或个人的敏感让他们很难坐到一起，但毕竟是在一个屋檐下。
“我们必须离开德国，”凯斯滕坐到朋友凯斯特纳身边，“这个地方，我们无法再创作，什么都印不出来。希特勒搞独裁，让人头落地，大搞战争。”
“不，”凯斯特纳说，“你必须走，我必须留。”凯斯滕是犹太人，他不是。他解释说，他想写关于第三帝国的小说。必须有证人，必须有人去讲述这个即将到来的时代。他已经下定决心。
◎◎◎
夏洛滕堡的第33冲锋队可谓臭名昭著，整个柏林都达成了共识：它所到之处，必将一片血腥。这支队伍的头领是弗里茨·哈恩和汉斯·迈科夫斯基，两人都只有20多岁，却已是有着多年经验的街头恐怖行家了。第33冲锋队最爱干的事，就是在周日与其他冲锋队一起开去选帝侯大街骚扰行人。部分身穿制服的冲锋队队员会走在大街正中央，高喊口号，挥舞纳粹旗帜。那些特别强壮的队员则身着便衣在左右两侧的人行道上进行护卫，推搡或殴打每一个他们眼中的犹太人，或是那些对游行和旗帜没有表现出应有热情的人。
然而，哈恩和迈科夫斯基并不满足于小打小闹。两人都曾在街头斗殴中枪杀过共产党员，从那时起，他们的部队就被称为“杀人冲锋队”。杀人后，哈恩和迈科夫斯基各自在国外躲了几个月，但后来几乎是畅通无阻地返回了柏林。警方并没有严查冲锋队的袭击。去年，迈科夫斯基在审讯中不得不承认杀害了一名共产党员，随后被捕入狱，然而几周后他就因兴登堡颁布的圣诞大赦令重获自由，仿佛杀人只是不值一提的小过错。
第33冲锋队当然也参加了致敬希特勒的火炬游行。这些人无论如何也不会错过这场游行。然而，在行军经过了兴登堡和形形色色的纳粹大人物之后，迈科夫斯基和他的手下还不想回家。他们正在为非作歹的兴头上，于是开向“红区”—这个夏洛滕堡的街区被认为是共产党的据点。他们在这里高喊口号，辱骂路人，砸碎窗户，最后遇到了房屋保护队——这是人们为抵抗冲锋队的侵犯而成立的自卫组织。迈科夫斯基和因发色显眼而被称为“红公鸡”的哈恩在这里可不是无名之辈，人们认识他们，痛恨他们，有人对他们破口大骂，形势剑拔弩张。
然后，华尔街上枪声响起，迈科夫斯基倒下了。一同倒下的还有警察局局长约瑟夫·佐里茨，当时他正监视着第33冲锋队，并准备请求增援，因为他意识到局势已经恶化。两人都躺在华尔街24号房前。有人叫了救护车，可救援来得太迟。不久后，两人都在医院身亡。
终于，几支警队赶来，搜查了附近的房屋。警员们找到3名带枪伤的居民，共逮捕了15名被列为嫌疑人的男子。紧邻现场的华尔街24号房住着精密机械师鲁迪·卡里乌斯。他还很年轻，26岁，是共产党干部，也被调查人员登记为嫌疑人。但他们无法拘捕他，因为枪击发生后他立即躲了起来，始终不见人影。
新掌权者对警方不依不饶，他们要看到结果，但卡里乌斯似乎就地消失了。他有个女朋友，一位红金发的丰腴美女，在选帝侯大街的舞伎夜总会或鹦鹉酒吧做陪酒女郎。她真名叫埃米·韦斯特法尔，但自称奈莉·克勒格尔，35岁的她已不再是这个行当里最年轻的人。她爱喝酒，也能喝，酒精还没有把她泡肿，依然魅力十足。1929年6月，奈莉在“舞伎”遇到一位快60岁的稳重绅士。他留着灰白的唇髭，下巴上的胡须细长，看起来像个西班牙的大人物。他是作家亨利希·曼，当时正和特露德·黑斯特贝格闹分手，或者说，她离开了他。他有点孤独，像他的小说主人公垃圾教授一样，喜欢在夜总会消磨时间。奈莉，渔夫和女仆的女儿，与显贵之子亨利希·曼来自截然不同的世界，对于艺术和文学她说不出什么。但他不介意，他喜欢听她无拘无束地胡扯，尽管有人会说那是喋喋不休。二人都来自吕贝克地区，这是搭在他们之间的第一座桥梁。另外，曼会讲故事，在奈莉听来，那就像画报社会版面上的事儿：他不仅会讲到放肆的特露德·黑斯特贝格，还讲到了新巴贝尔斯贝格的乌法电影公司片场，那里正在筹备《蓝天使》的拍摄。1929年秋，亨利希·曼的弟弟托马斯·曼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报纸上满是他和他家人的照片。
难怪奈莉觉得自己抽中了大奖：她，一个酒吧女，和亨利希·曼，国内最著名的作家。春天，他邀请她去尼斯，两人在尼斯酒店——城中心一家古老的豪华酒店里住了几个星期。
但奈莉并没有因此与年轻的卡里乌斯分手。亨利希·曼和鲁迪知道彼此，并且两人出乎意料地合得来。有时他们会在奈莉位于康德大街上的小公寓里见面，聊聊政治。曼愿意借此机会了解一些无产阶级共产党人的境况，这是他平时接触不到的。虽然亨利希·曼能想到，他给奈莉的钱有些会落到鲁迪·卡里乌斯手里，但还是对她出手阔绰。汉斯·迈科夫斯基死后，卡里乌斯不得不从警察的视野中消失很长一段时间，但至少金钱方面他无需太过担忧。
◎◎◎
火炬游行结束后，戈培尔还与希特勒谈了预定的新选举的时间，如果兴登堡同意，他们想安排在3月5日。随后，戈培尔开车去波茨坦找普鲁士的奥古斯特·威廉王子一起庆祝掌权，快到3点才回家。“杀人冲锋队”的弗里茨·哈恩已经等在那里，向他汇报了迈科夫斯基的死讯，以及一位名叫约瑟夫·佐里茨的警察也被枪杀。戈培尔太累了，没法长谈，他和哈恩告了别—好在哈恩靠得住。然后他倒在了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