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0日，星期一
约瑟夫·罗特不想再等白天的消息了。天一亮他就前往火车站，坐上了去巴黎的火车。对他来说，告别柏林很容易。他在《法兰克福日报》做了多年记者，早已习惯了奔波。这几年他一直住酒店或宾馆。他曾有些夸张地说：“我想，如果我有固定住所，可能就没法写作了。”
四个月前，也就是1932年9月底，罗特的《拉德茨基进行曲》出版了。这部杰作与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一样，讲述了一个家族几代人的兴衰：特罗塔家族在奥匈帝国统治者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的手下崛起，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跟随他一起灭亡。这是罗特最重要的一部作品，他为之付出了很多心血，因此本应删改某些政治言论，不激怒任何人，以免危及小说在德国的销售。
可谨小慎微并非罗特的天性，在道德问题上他宁愿杀伐决断。或许也由于潜在的自我毁灭倾向，对于纳粹的事，罗特不愿遮遮掩掩，无论如何都要与他们作战，即便知道这只是螳臂当车。在一封从巴黎寄给斯蒂芬·茨威格的信中，他写道：“放弃一切希望，明确，镇定，坚决，本就应该如此。以后您会看清，我们正被推向巨大的灾难。我们文学和物质的存在已经被毁，不止于此，一切都在导向新的战争。对于我们的生活，我已万念俱灰。野蛮成功地统治了我们。不要抱有任何幻想。地狱当道。”罗斯的抗争，目的不在保命。他以纸笔为武器，在必死的坚定信念中投入了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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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换岗。约瑟夫·罗特离开了这座城市，而埃贡·埃尔温·基希来了。他再一次证明，自己“狂奔记者”的外号名副其实。过去一年，他去了战乱四起的中国，见过那里最悲惨的几个地方，参观了前朝太监的“养老院”，遇到了街头那些毫无保护、连乞丐帮会也不接收的女乞丐，让人带自己去了一家收治年轻女工的结核病院—这些女工都还是半大的孩子，在毫无希望地等死。然后他前往莫斯科奋笔疾书，将所见所闻记录在《秘密的中国》一书中，随即又出发赶赴德国。希特勒今天上台，他也及时赶到了现场。
基希是个世界名人。他说，就连中国也有人认得他—虽然当时他的书没被翻译成中国的语言。他是布拉格的犹太人，和里尔克、卡夫卡一样，属于那里说德语的少数民族。他喜欢把自己写成故事的中心角色，总能让读者感觉到自己正在这世界上最重要的现场与他并肩作战。他游刃有余地把自己冒险家和硬汉的形象打造成记者的典范：总在赶往某个危机中心或战场的路上，总在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总在用半合法的方式追踪着某个秘密。
一战中，他在前线作战时负了重伤，做了一名新闻官。这场多民族间的杀戮增强了他的政治责任感。他成为一个非法的士兵委员会的成员，组织罢工与和平示威，并加入了共产党。
这也改变了身为作家的他。最初他深信独立记者的理想：“记者没有倾向，也没有立场，不为任何事物辩护。他必须是无偏见的证人，必须提供无偏见的证词。”但入党后，他逐渐变为积极分子，希望用自己的文章为他认为正确的政治目标服务。他的报道一如既往的精彩、生动，但其宣传色彩却鲜明得令人难以忽视。
基希在安哈尔特火车站下了车。此前他几乎没和纳粹打过交道。作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知道世界史将转向何方：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法西斯或纳粹主义只是暂时阶段。现在，他想更仔细地观察，想亲眼看见德国共产党获得胜利。
他驶向自己在莫茨街诺伦多尔夫广场边上的新公寓—一个转租来的房间。通常基希会住得更好一些，他出身于富有的犹太家庭，本身也是个成功的作家，这一点他不否认。他献身无产者的事业，但并未像无产者那样生活。又何苦呢？他把藏书放在柏林，四十箱，共四千册，光是这些就算得上一小笔财富了。为保险起见，他正在考虑把这些书送去布拉格他母亲那里。如果这些书在即将到来的政治动荡中散佚，就太可惜了。也许这会是他在柏林逗留期间的第二个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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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偌大的安哈尔特火车站，人们很容易擦肩错过。基希到达的那个早上，维尔纳·冯·布隆贝格中将走下一列从日内瓦开来的夜班车。在日内瓦，他作为德国代表参加了一次国际裁军会议。会上，德国荒谬地要求扩大被《凡尔赛条约》限制在10万人以内的国防军规模。但让他吃惊的是，兴登堡昨天突然发电报到日内瓦，让他立即赶回柏林。
此时，在权力的幕后，一场无法遏止的风暴正在酝酿着，一切似乎都有可能。统帅部总司令库尔特·冯·哈默施泰因想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希特勒出任总理。他在上周与兴登堡谈话时得到保证，那位“奥地利下士”没有机会被任命该职。可仅仅两天后，哈默施泰因就不得不看清形势，巴本已经说服了总统，希特勒的确会随时上台。迫不得已，他向已经辞职、只是临时代理总理及国防部部长事务的施莱歇尔提议政变：波茨坦驻军应进入战备，逮捕希特勒，宣布戒严，剥夺显然已失智的兴登堡的权力。可施莱歇尔拒绝了他的计划，哈默施泰因只能尝试挽救还能挽救的东西：他与希特勒会面，坚持要求施莱歇尔在新内阁中留任国防部部长，以便把国家的军事力量掌握在手中。也许是为了安抚哈默施泰因，希特勒承诺让步，尽管他和兴登堡早已达成共识，用布隆贝格取代施莱歇尔。
因此，布隆贝格早上刚一到达，就在站台上受到了两位先生的迎接：哈默施泰因的副官拦住他，要安排他去国防部；而总统的儿子奥斯卡·冯·兴登堡则奉命直接把他带去父亲那里。面对军方上司和国家元首的命令，布隆贝格决定听从兴登堡的指示。9点左右，总统让他宣誓就职，担任一个尚不存在的政府的国防部部长。共和国宪法就这样被他弃之不顾，因为共和国宪法规定只有经总理推荐才可以任命部长。虽然希特勒同意布隆贝格任职，但他此时还不是总理。然而，这些法律上的细节现在没人在乎了。
为了让布隆贝格的任命冠冕堂皇，不至于过分破坏国防军的等级结构，兴登堡还一口气把他越级提为步兵将军。然而仪式结束后，奥斯卡·冯·兴登堡严词建议布隆贝格，暂时不要去本特勒大街他现在主管的国防部。哈默施泰因正等在那里，很可能他一进门就会被捕。
安哈尔特火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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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点左右，克劳斯·曼被汉斯·法伊斯特叫醒，带到安哈尔特火车站。法伊斯特比克劳斯·曼大了快20岁，也不是克劳斯·曼最喜欢的情人，但他有钱，总是很慷慨，在主职翻译之外还是个医生，搞吗啡也容易多了。
昨天曼又赏了自己一针，和法伊斯特一起，还有一位懒得动笔的诗人朋友沃尔夫冈·黑尔默特。相比于法伊斯特，曼更喜欢他。今天早上他不大舒服，费了很大力气，才勉强收拾好行李箱。他有种不好的预感，心情也很糟，无论如何都不愿意继续留在这儿，而是想去莱比锡找埃里希·艾伯迈尔。艾伯迈尔是一位作家，两人正一起改编圣-埃克苏佩里的小说《夜航》。这次编剧或许不会让他拿到文学奖，但可能改善他的经济状况。法国人圣-埃克苏佩里如今在德国的年轻人中很受欢迎。
一直在追他的法伊斯特像平时一样抱怨着分离，他有点烦。火车开了，克劳斯·曼很高兴终于能在车厢里清静地坐下来。可后来—倒霉透顶—他开始犯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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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晚上，希特勒还是听到了国防军可能对兴登堡发动政变的风声。哈默施泰因和施莱歇尔应该就是幕后推手。他当即部署力量进行反制，让柏林的冲锋队和党卫队进入战备状态，并暴跳如雷地命令一位效忠于他的警官调动几个警察营，准备占领政府区。希特勒对警察营没有正式指挥权，但这无足轻重。因为他根本就搞不清楚自己在暴怒中指的是哪些营，甚至不知道它们是否存在。希特勒在戈培尔位于帝国总理广场的公寓里一直待到凌晨5点，与亲信们讨论如何应对敌人为阻止他上任而可能做出的反抗。后来，为了补觉，他让人把自己送到他在凯撒霍夫酒店的套房。
上午，由纳粹党和德国国家人民党组成的新执政联盟成员陆续来到选定的副总理巴本家中。巴本仍住在帝国总理府的裙楼里。虽然他两个月前不得不辞去总理之职，但至今仍未给他的继任者施莱歇尔腾出总理公寓—他罔顾共和国的规则，试图不惜任何代价抓住权力，哪怕被人耻笑。
最近几天，政府宣誓就职的准备工作并不顺利。德国国家人民党武装组织钢盔团的领袖弗朗茨·泽尔特本应接管劳工部，但却没有被告知任命日期。兴登堡的总统府秘书长奥托·迈斯纳打电话问他在哪儿时，他还没起床，显然赶不上宣誓仪式了，于是换成他的副手特奥多尔·杜斯特伯格替他出席。这又很棘手，因为就在几个月前，当杜斯特伯格还是总统候选人的时候，纳粹报纸曾因为他的犹太祖父而称他“种族低劣”，并极其野蛮地连续侮辱了他几个星期。杜斯特伯格随即质问，政府是否有必要如此仓促地强行上台，难道就不能推迟？巴本担心辛苦安排的联盟和他的副总理职位有变，利用流传的政变谣言来应对，声称施莱歇尔和哈默施泰因随时会推行军事独裁：“如果11点之前不成立政府，国防军就会进兵。”
此时，希特勒带着他未来的部长戈林和威廉·弗利克乘奔驰敞篷车从凯撒霍夫酒店驶向约100米外的总理府厢房。天寒地冻，他们穿着厚厚的黑大衣，帽子低低地压在脸上，看起来有点像上路敲诈、索要保护费的黑帮。到了巴本家，希特勒再次证明了他是个反应迅速的即兴演员。他马上走向杜斯特伯格，抓住对方的手，眼含泪水、声音颤抖地解释：“很抱歉，我的媒体让您遭到了人身侮辱。我向您保证，我对此并不知情。”
仪式地点离巴本的住处没有多远。10点45分左右，一众先生出发了。因为摄影记者们正在大楼正面挨冻苦等，巴本就带他们走了后门，穿过寒冬中的部长花园，到达总理府。那里有兴登堡的临时办公室，因为总统府从夏天开始就在翻修。某种程度上，这一小段路是在普鲁士艺术学院的注视之下走完的，学院坐落在巴黎广场以北约100米，如果愿意，学院成员可以从大楼后窗看到黑衣政客们庄重地踏雪而行。
然而，联合谈判期间，巴本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并未澄清。希特勒坚持要求兴登堡在自己上任后立即解散议会，并宣布重新选举。希特勒声称，人民应“民主地”认可新内阁。他没有明说，但已预见到纳粹党毫无悬念的胜利，因为他打算以政府首脑的身份从国库中支取他的竞选宣传费。可德国国家人民党主席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恰恰不希望这种局面出现，因为在上一次选举中，德国国家人民党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以2.5个百分点险胜；如今面对希特勒和他扩增了四倍的纳粹党的竞争压力，他担心自己的党派会失利。
直到在总统府秘书长迈斯纳的办公室里，希特勒和巴本才最后摊牌。胡根贝格大怒，他感觉自己被耍了，更是拼命拒绝。在他看来没必要重新选举，他不准备接受这个条件。为此巴本和希特勒把胡根贝格带到窗边的小房间里，激烈地争论起来。为了打消他的顾虑，希特勒再次慷慨陈词，郑重承诺说，无论议会的力量对比如何，选举后执政联盟和内阁构成都不会改变。巴本几乎视之为终极论据：“您可不能怀疑一个德国人的严肃誓言啊。”可胡根贝格顽固不化，其实他更想在最后一刻推翻这个好不容易才谈拢的联盟。这时，迈斯纳走进房间，手持怀表，警告说不要让总统久等，已经11点15分了。
这几句话挫败了胡根贝格的抵抗。他无法做到对兴登堡这样的权威人物表现出不敬。对于他，对于德国国家人民党的所有人而言，总统就是世界大战的英雄。他无论如何都不想打乱总统的时间计划表。最终他违背了自己的利益和政治理性的所有规则，同意了希特勒的条件，集会者终于可以宣誓了。
最后一刻，原定劳工部部长弗朗茨·泽尔特终究还是出现了。杜斯特伯格手中写有自己名字的任命书被拿走、撕毁。一行人上楼来到接待大厅，兴登堡入内，向每个内阁成员宣读誓词，并要求他们重复。希特勒是第一个：“我将为德国人民的福祉效力，维护国家的宪法和法律，认真履行我应尽的职责，公正、公平地服务每一个人。”随后，希特勒发表了一小段计划外的演讲，他强调说，希望在紧急法令期后恢复正常的议会民主。他把第一次内阁会议安排在下午。12点左右，一切都结束了。
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去看，内阁似乎四平八稳：弗朗茨·冯·巴本成为副总理和普鲁士的临时元首—“普鲁士政变”之后，国家政府也要为其负责。他获得了兴登堡的信任。为防止阴谋，希特勒不能在巴本缺席的情况下与兴登堡商讨政务。更何况，作为总统，兴登堡可以随时让新总理下台，毕竟希特勒只负责领导政府的一小部分。外交部、财政部、司法部等重要职能部门交给了无党派的专家，胡根贝格得到的超级大部门覆盖了经济、农业和食品领域；泽尔特成为劳工部部长。相反，纳粹党成员中，只有威廉·弗利克谋得到内政部的职位，戈林得到一个没有实权的部长之位，另外他们接管普鲁士的内政部。巴本的计划看来已经取得成效，希特勒被可靠的右翼势力“包围”，政治上由此受到牵制。有批评家谴责巴本把国家交给了独裁者，对此他回答说：“您想怎样？我们两个月内就把希特勒逼入角落，吓得他吱吱叫。”
纳粹党的其他大人物等在凯撒霍夫酒店，一会儿沉浸在成功前的喜悦，一会儿又陷入最后的怀疑。他们在酒店和总理府之间的街道上集合了一些步兵。
希特勒高价租下了酒店的一整层楼，供自己和自己的人使用，但这笔费用纳粹党早就支付不起了。近来频繁的选举活动迅速掏空财库，堆起危险的债务。如果无法成功接管政府，破产就迫在眉睫了。凯撒霍夫酒店不仅是市内最优雅的酒店，而且位于政府区中心，几乎有种半官方的味道。这些年，希特勒只要来柏林就住在这家酒店，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酒店所有者是一位坚定的右翼分子。酒店大楼上升起的是黑、白、红的德意志帝国国旗，而不是黑、红、金的魏玛共和国国旗。如果希特勒现在因为财政状况紧张而选择另一处较便宜的住所，就显得是在承认其政党出了问题，这无疑是一种示弱。
冲锋队参谋长恩斯特·罗姆用双筒望远镜从酒店的一个窗口观察着总理府入口。戈林率先走出大楼，向围立在四周的人们喊出了消息。然后，他和弗利克、希特勒登上奔驰车，以步行的速度穿过紧紧挤在车旁的人群，驶向凯撒霍夫酒店。人们举起伸直的右臂，疯狂叫喊着，祝贺新任命的总理。短短的路，车走了几分钟。希特勒一下车，亲信们就围上前来，陪同他进了酒店。戈培尔、海斯、罗姆激动地与他握手，许多人热泪盈眶。伟大的目标终于实现了，他们的领袖成了总理。街上人声鼎沸，欢呼声钻入凯撒霍夫酒店的窗户。围在希特勒身边的人却激动得失了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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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帝侯大街的克兰茨勒咖啡馆分店，格奥尔格·凯泽约了他的编辑和出版商弗里茨·兰兹霍夫共进午餐。五十多岁的凯泽已经成为表现主义的活经典。他以疯狂的速度撰写剧本，搬上舞台的不是人物，而是勉强伪装成人物的论题。他的剧本过分追求实验性，是用来思考，而不是用来看的。但观众们喜欢，凯泽因此获得了惊人的成功。去剧院看他的剧的人，都知道应该作何期待：排列紧凑的一幕幕场景，简练、狂热的说教语言，技术主导的现代世界里种种孤独的形象。
凯泽事业顺利。几天后，他的冬日童话、由库尔特·魏尔谱曲的《银湖》将在莱比锡、马格德堡和爱尔福特三地的城市剧院同步首演。与他相反，兰兹霍夫正被严重的财务问题困扰着。他与搭档古斯塔夫·基彭霍伊尔（其出版社的冠名者）必须为一场充满火药味的债权人会议做好准备。印刷、装订和纸张方面欠了一大笔债，气氛很糟糕，破产已经躲不过去了。凯泽虽然有一种非同寻常的天赋，可以屏蔽生活中所有不愉快的事物，完全沉浸在文学的虚拟世界中，但出版社和年轻的兰兹霍夫还是让他担心。他希望最好能拦下兰兹霍夫，别让他参加债权人会议。这让他想起1921年自己被诉讼的往事：当时，为了能心无杂念地写剧本，凯泽租了一套装修豪华的房子，并一件件地卖掉家具，靠着这笔钱过活。竟有人因为这种“稀疏平常”的失误起诉他。起诉一位诗人，他认为这是国家的不幸。他要求全国下半旗，并把英年早逝的同行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和格奥尔格·毕希纳当作他的辩护人。法官表现出了惊人的耐心，凯泽最终以侵吞财产罪被判处一年的监禁。
然而，当兰兹霍夫走进克兰茨勒咖啡馆时，出版社的财务困境一下子就变得无关紧要了。一个报童挥舞着《柏林午报》，头版上常见的巨型字母宣布：“阿道夫·希特勒，总理。”兰兹霍夫如同受到当头一棒，在震惊中买了份报纸。基彭霍伊尔出版社的反希特勒立场向来坚定不移。如今纳粹掌权，他们摇摇欲坠的公司还能有什么生存机会？兰兹霍夫把他大量的积蓄都投进了这家出版社—难道才刚刚30岁出头的他，不仅会很快失业，人生也就这么毁了？
他快步走向凯泽的桌子，急忙把报纸递给他。但凯泽对当天的政治争端压根没兴趣，这几个月总理换得太频、太快，他没法当真。粗制滥造的政治剧是他会屏蔽掉的讨厌的现实事物。他耸了耸肩说：“一个保龄球俱乐部换了董事会。”说着从兰兹霍夫手里拿过报纸，扔到桌边的一把空椅子上。他现在不想讨论这些。
相反，基彭霍伊尔出版社的另一个编辑赫尔曼·凯斯滕毫不怀疑《柏林午报》的头条已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他与兰兹霍夫约好，午餐后他来接兰兹霍夫和凯泽。当他走进克兰茨勒咖啡馆时，两人正在点咖啡。他坐到桌前，也点了一杯，却没有心情喝。突然他跳起来，跑回了家。
他的母亲、妹妹吉娜和妻子托尼都因流感卧床，自己也刚刚才康复。1918-1920年那场让全世界数千万人丧生的西班牙流感才过去13年，任何人都不会掉以轻心。报纸每天都在报道新增的感染人数，仅在柏林，今天就新增373人。法兰克福那种城市，已有2000多人患病。但学校只在极端紧急的情况下才会完全关闭，因为许多学生的居住条件十分寒酸，一旦停课，哪怕天寒地冻，白天也不得不在街头打发时间。
凯斯滕知道，他暂时不能离开德国。尽管如此，他还是回家取了自己和妻子的护照，跑到法国领事馆申请签证。然后他从银行取出旅费，那是外汇法允许他带出国的上限。再回到家时，他碰见了给家人治疗的医生，医生严肃地警告他：至少八天内，他的妻子无法旅行。逃亡必须再往后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