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思考没有让舞会的气氛更轻松，人们和往年一样跳舞喝酒，但总是感觉忐忑不安。某些不可预知的东西正向所有人袭来。一种做作的快活诡异地四散着。这时已经是周日了，乌德特邀请楚克迈耶和他的两个女伴去他的公寓继续玩。他那辆显眼的道奇跑车停在动物园大厅前，就像是他用来自我宣传的广告牌。外面天寒地冻，他看起来很清醒，但所有人都知道并非如此。因此楚克迈耶和他的妻子宁愿叫出租车。只有埃米和楚克迈耶的母亲敢上乌德特的车，后来她们兴高采烈地讲，根本就没开车，是穿街飞回来的。
乌德特的公寓里摆满了各种战利品，都来自他曾拍过电影的地方。一进走廊，就能看到墙上挂着的犀牛头和豹头标本，还有几对鹿角。公寓里还有一个射击场，已经有报纸报道过，乌德特会用枪从那些盲目信任他的朋友嘴里打掉香烟。但那是男士们的夜生活。今天，乌德特把客人们请到了他自己布置的小吧台边—他的“螺旋桨酒吧”，用飞行生活和电影界的轶事来招待女士。其间，楚克迈耶从墙上取下乌德特的吉他，唱了几首小酒曲，那是当年他作为民谣歌手在柏林的酒馆间游荡时的营生。
这是个愉悦的凌晨，但大家并非无忧无虑，说到底，这是场告别。此夜过后，楚克迈耶和乌德特就只再见过一次面。1936年，楚克迈耶怀着相当大的勇气和鲁莽，离开了萨尔茨堡近郊的家，去往柏林。纳粹忘不了他在《欢乐的葡萄园》和《科佩尼克上尉》中对军方令人捧腹的讽刺，他的戏剧和书也早已被禁。可楚克迈耶没被吓住，还是出发了，去见他的演员朋友们：维尔纳·克劳斯、克特·多施和恩斯特·乌德特。乌德特总说自己不是个关心政治的人，可柏林新闻舞会之夜的三个月后，他就加入了纳粹党，在老司令戈林手下的航空部里混得风生水起。
最后那次悲伤的会面，是在一家不起眼的小餐馆。两人又一次沉浸在回忆之中，随后乌德特恳请朋友尽快离开这个国家：“进入世界，永远别回来。”楚克迈耶问他为何留下，乌德特回答说，飞行是他的全部，还谈到作为飞行员为纳粹工作的无限可能：“我离不开。但有一天，魔鬼会把我们全都带走。”
1941年11月，乌德特在他柏林的公寓中开枪自杀。德国空军在不列颠空战中失败，戈林把责任全推到他头上—总得有人当替罪羊。自杀前，乌德特用红色粉笔在床头写下他对戈林的谴责：“铁人，你抛弃了我！”
纳粹说他的死是场意外。听闻此事时，楚克迈耶正在美国佛蒙特州的农场流亡。据他后来回忆，当时这个消息让他很久都走出不来，最后他终于坐到书桌前，用不到三周的时间写出剧本《魔鬼的将军》的第一幕。这是一个魅力无穷的空军将军的故事，他鄙视希特勒，却出于对德国和飞行的爱为希特勒卖命。战争结束时，剧本写完了。它将是楚克迈耶最成功的一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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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21岁就成为受邀贵宾、进入文学界名流之列，这让卡迪佳·韦德金德感到自豪。但在舞厅里被人流推来推去，她并不怎么舒服。她不适应过道的拥挤，宁愿独自躲在背景里。她更喜欢远远地观察，而不是非得在其他人之间开出条路来。
她的家人中可没有谁这么腼腆。母亲蒂莉和父亲弗兰克曾是德国戏剧界的大佬，总是很善于制造点儿轰动。弗兰克1918年就去世了，他是个不知疲倦的挑衅者，一个狂徒，喜欢在剧中斥骂顺民畏首畏尾的体面。没有他带不上台的禁忌话题：卖淫、堕胎、手淫、虐待狂、同性恋。他有一种从不失手的天赋，随时随地都能挑起丑闻，突然发起脾气来，连朋友们也不能幸免。蒂莉多年来一直都是备受追捧的女演员，主要出演她丈夫的戏剧，露露这个角色曾让她红极一时，那是个不受约束的放荡女孩，为了取乐虐待男人，而她自己也同样被男人虐待。蒂莉和弗兰克本可共同享受一种令人惊赞，也令人敬畏的戏剧界伉俪的生活，可弗兰克时时爆发的疯狂与嫉妒把妻子—包括他自己—的生活变成了地狱。他两次把蒂莉逼到自杀。现在她已经守了15年寡。
卡迪佳的姐姐帕梅拉比她大五岁，遗传了父母的某些气质和才能。她从小就在舞台上如鱼得水，有一副好嗓子，喜欢表演父亲的歌，也像他从前那样用鲁特琴伴奏。她拥有卡迪佳缺少的一切：勇敢、主动、坚持己见。卡迪佳曾在日记中写道：“帕梅拉个性极强，又才华横溢；在她面前，我只能谦卑地退到背景里。”
1918年父亲去世后，帕梅拉和卡迪佳在慕尼黑结识了托马斯·曼的长女埃丽卡和长子克劳斯。他们几乎算是邻居，两家之间步行只用不到半个小时。曼氏姐弟被帕梅拉的才华迷住，很快便爱上了她，三人组成了一个让成年人有些不安的早熟的组合，总是摆出一副吊儿郎当的架势。那时卡迪佳还太小，无法加入。化妆且从不避讳自己是同性恋的克劳斯，在1924年与帕梅拉订婚，并用两周时间写出了室内剧《安雅和埃丝特》：讲述了一对沉溺于找寻爱情和生命意义的忧郁的寄宿学校学生的故事，充满了对帕梅拉和埃丽卡的同性爱情的影射。这部剧没什么价值，只有提纲，并非深思熟虑后的作品。但伟大的戏剧天才古斯塔夫·格林德根斯对此很感兴趣，发来一封慷慨激昂的电报，说服三人与他一起出演这部青年题材作品，并在全德巡演。
卡迪佳·韦德金德，1932年
这部剧被骂得狗血喷头，评论家们没有因为伟大的托马斯·曼之子尚还年少而原谅他的罪过。但它在剧院引起了轰动，门票场场售罄。上蹿下跳的诗人之子和年轻人之间莫名其妙的情欲纠葛激起了观众的好奇，更何况埃丽卡后来还嫁给了格林德根斯，虽然谁都知道后者更受男人的吸引。有好几个星期，各种副刊和五颜六色的画报上全都是这四个人。他们扯一扯线，报纸就木偶似的跳起来。还有什么能比这四个人的关系更好地表现疯狂、贪婪、放纵的二十岁？
卡迪佳跟不上，也不想跟上姐姐的生活节奏。她的母亲蒂莉越来越少在大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而是不断地投入新的爱情。卡迪佳在乌尔斯坦出版社包厢里看见的那个飞行员乌德特曾有一段时间是蒂莉的最爱。与乌德特坐在一起的楚克迈耶也时不时去拜访她的母亲。卡迪佳当时12岁，楚克迈耶会陪她玩牛仔和印第安人的游戏。他刚一走进昏暗的走廊，她就袭击了他，从衣柜跳上他的脖子，手里拿着一把长菜刀，要剥他的头皮。
然而这几年，她的母亲与一位名叫戈特弗里德·贝恩的医生有了一段更稳定的关系。贝恩同时也是一位作家。蒂莉很迷恋他，但贝恩总是与她保持着距离。当他终于有时间陪她、带她出去时，蒂莉会兴奋得像个小女孩。她甚至拿到驾照，买了一辆小型欧宝敞篷车，在夏天和贝恩一起郊游踏青。有一次贝恩的女儿奈勒也在，卡迪佳和她很合得来。
但卡迪佳不喜欢这位阴郁的贝恩。她曾去过他在柏林百丽联盟大街和约克大街街角的公寓兼诊所。他的确是个有趣的人，但她终究还是觉得他讨厌。她其实不太明白贝恩和母亲的关系。有一天夜里，她没打招呼就回了家，所有房间都亮着灯，却找不到人，直到汉斯·阿尔贝斯从她母亲的卧室走出来。
但她不在乎这种事。卡迪佳想的不一样，她首先想做个好人，能让别人的生活更轻松的好人。可她常常缺少必要的精力，不明白别人每天从哪里获得力量去工作。上中学的时候这就已经是个问题了，1928年她去德累斯顿艺术学院读书时更是如此。当时她的老师保证，如果她更用功一点，就会成为大画家。但她觉得这难得要命，自律和勤奋不是她的长处，这一点她很清楚。
在施塔恩贝格湖畔阿默尔兰度假时，她感觉最幸福。母亲的一个演员朋友莉莉·阿克曼在那儿有一栋房子。早些年，卡迪佳会定期去她那儿打发时间，或是和莉莉的儿子格奥尔格一起玩。当时他才十岁，但卡迪佳无所谓。两人一时兴起，建立了一个名叫卡卢米纳的帝国。在这里，在这个梦想的王国，她终于可以随心所欲。她的意愿就是法律，她让格奥尔格和他的朋友们加冕自己为卡萝拉一世女王。他们一起设计旗帜、起草宪法，格奥尔格被任命为总参谋长，还要创建军队。游戏将持续三个星期，在下一个假期再次见面时，他们会继续打造自己的幻想世界。
本该准备去柏林学院深造的当口，她却回忆起这段时光。她被推荐给了乔治·格罗兹的老师埃米尔·奥尔利克。可哪怕只是让她把在德累斯顿时期的作品订在一个文件夹里，她也不寒而栗。每张画都充斥着她毫不遮掩的不情愿。她宁愿坐下来，写一写她的帝国卡卢米纳的故事。她想，这可能会是一部小说。毕竟，这个故事讲述了那些远古而经典的主题：对青春的告别、成长的艰难、爱情的萌动。她的父亲一直想写小说，但从没成功过。当她第一次展现出自律和意志力的时候，野心就更大了。她感到，那些古老的主题似乎在她的手稿中独自获得了轻盈的新魔力。
卡迪佳在自己身上发现了一种她曾经不知道的天赋——写作。只要给她时间，她就能结出文学的果实。舍尔出版社也相信她的能力，还把她的书《卡卢米纳：夏天的小说》列入了出版计划，并为此预付了1000马克！她把其中的900马克给了母亲—母亲作为演员的收入越来越少，已经不得不悄悄当掉首饰来支付房租。
对卡迪佳来说，她刚刚发芽的天赋比钱更重要，她希望未来能遇到有利的“天气”，让这幼苗成长起来。吵吵闹闹的舞会上，她在包厢和桌子之间碰到的每一个熟人都在鼓励她。起初她根本不信听到的话，像往常一样感到尴尬、害羞。但后来她渐渐开心起来。谁都没法抗拒这么多赞许。有那么一刻，她让自己被说服了，也许她也能成为一个人物。她感受到出乎意料的勇气，甚至狂妄，她想：我，我就是新闻舞会的女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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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也没法拒绝新闻舞会的邀请。更何况，他刚完成新小说《三个战友》的初稿，想在高强度的工作之后犒劳自己，放松一下。这几个月他没住在德国，但在柏林仍有很多事要做。所以他开车来了，解决一个个预约，最后在舞会拼命闹腾了一番。
他在乌尔斯坦包厢看到了楚克迈耶，但这个晚上，楚克迈耶的心思似乎全在恩斯特·乌德特身上。雷马克和楚克迈耶认识整整四年了。1928年，雷马克把快写完的战争小说《西线无战事》手稿寄给了德国最重要的出版社s.菲舍尔出版社，但被拒稿。乌尔斯坦的编辑们反倒热情高涨，发动整个集团，尽可能地为这本书打响他们认为配得上的第一炮：先在乌尔斯坦旗下的《福斯日报》连载宣传；小说上架后，同属乌尔斯坦集团的《柏林画报》把发行日从通常的周日提前到周四，以便在首卖日准时登出乌尔斯坦出版社的作者楚克迈耶评论雷马克作品的文章。
这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书评，也不是文人间常见的吹捧。楚克迈耶的文章是擂鼓，是军号，是烽火，更是预言：“现在，一个叫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的人写出了一本书，书里的故事有数百万人经历过，这本书也将被数百万人阅读—不论现在还是未来……这本书属于教室、阅览室、大学、所有报纸、所有电台，却仍还不够。”
《西线无战事》讲述了一名一战前线士兵从1914年被迫中断学业到1918年死于战场的故事。雷马克用简洁、没有诗意却充满感情的句子，记述着战壕里的惊骇和死亡，记述着炮火猛攻下整夜煎熬的恐怖，记述着冲入敌人枪林弹雨的疯狂和近战中刺刀屠戮的凶残。
这些事楚克迈耶也都亲身经历过，但他并未找到一种能够为此承重的言语表达。《西线无战事》更让他兴奋的是：“雷马克在此第一次十分清晰、十分深邃地表现出这些人的内在，说出他们心中发生了什么……”整整一代人迷惘、嗜杀、惶惶不安的经历，被这部小说赋予文学形式，终于得以倾诉。对于楚克迈耶而言—他预感到，不只是对于他而言—这如同摆脱梦魇。“我们所有人，一次又一次地体验到，关于战争，什么都不能说。没有什么比讲述战争经历更为可悲。因此，我们沉默着，等待着……但在这本书里，雷马克让命运本身第一次有了形态，所有的一切——其后、其下燃烧的，及其残留的。如此去写、去创造、去生活，就不再只是现实，而是真理，纯粹、有效的真理。”
的确，成千上万人与楚克迈耶有着相同的感受，不仅有当年前线的战士，还有那些从未当过兵但想要了解老兵们经历的人。几周后，小说印数已达50万册，同年被翻译成26种语言。这是世界性的成功，同时也是一种挑衅，它刺激了所有试图粉饰战争和士兵之死的人，尤其是对于德国民族主义者和纳粹分子来说。他们用民粹主义的谎言诋毁小说及其作者。那些顽固重复、试图给公众洗脑的谎言声称：雷马克的书侮辱了逝者，嘲讽他们为祖国做出的牺牲，把所有军人的高贵都拖入污淖；雷马克是个骗子，他没有真正参加过战争，甚至不了解战争，因为他只在前线待了七个星期就重伤入院了；雷马克本名用字母k(remark)，而笔名的que(remarque)却偏偏取自死敌法国的语言，因此他们说他是人民的叛徒，并且认为这样的人没有权利书写那些为德国的荣誉献出年轻生命的人的英雄事迹。
1930年，《西线无战事》的美国版电影在德国影院上映，宣传战升级了。首映次日，戈培尔派他的冲锋队打手进入柏林及其他城市的电影院，扔臭气弹，放白老鼠，威胁甚至殴打观众，直到放映被迫取消。当局非但没有保护电影和观众，反而摇尾乞怜，五天后下令禁止该电影继续放映，“因为（它）会危及德国的声誉”。戈培尔“踌躇满志”地“庆祝”纳粹党首次竞选大捷：“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沥青民主’与具有德意志精神的国家道德的权力斗争。我们第一次在柏林记录下这个事实：沥青民主已被打倒。”
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1929年
几个月后，电影的大幅删减版还是上映了。但雷马克已经对国家失望至极。无论做什么、说什么、写什么，他都是右派的眼中钉。幸运的是，《西线无战事》让他有了钱。他在距阿斯科纳几公里远、位于瑞士境内的马焦雷湖畔买了一栋别墅，离开了越来越陌生的德国。
因此，新闻舞会后，雷马克只在酒店暂住了一夜。谁将在施莱歇尔之后成为新总理，基本上已经与他无关。这次舞会是不是共和国的最后一场舞会，他也不在乎。周日清晨，一吃过早饭，他就坐上了一辆蓝旗亚迪勒姆达—他爱快车和高速—出发驶向瑞士边境。那是一段漫长而寒冷的旅程，从北到南穿越冬日的德国。直到将近二十年后，他才再一次见到自己的祖国。
几周后，雷马克在马焦雷湖畔的住址在流亡者间像内幕消息一样传散开来。雷马克的慷慨尽人皆知。他为出逃者提供了住所，塞给他们钱，为他们提供去意大利或法国的机票。恩斯特·托勒找过他，犹太记者费利克斯·曼努埃尔·门德尔松也是他的客人，并在他那里住了几天。但4月中旬，门德尔松被发现死在雷马克家附近的一条沟里，死于颅骨骨折。是跌死？还是被打死？瑞士报纸说是一起事故。托马斯·曼读过报纸后确信：这是纳粹一次失败的暗杀，刺客在黑暗中“可能把年轻的门德尔松当成了雷马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