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写作断断续续，最早可以追溯到2011年。，当时正值辛亥革命100周年，讨论晚清改革的氛围颇盛，有一种流传很广的声音是对革命党人的反思，认为激进革命打断了转型代价更小的和平改良之路，是中国近代史的巨大遗憾。其中一篇让人印豪深刻的文章称：清廷已经公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准备实施“虚君共和"，辛亥革命有可能转变为中国的"光荣革命”，革命党人却要激进到底，这就不可原谅了。
对于这类反思，笔者始终持质疑的态度。
道理很简单。就一场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的时代转型而言，真正有能力决定转型走向的其实是清廷中枢。立宪派也好，革命党人也罢，其实都是清廷中枢之所作所为刺激下的产物。革命党魁首孙中山回忆说，1895年底策划"广州起义"失败时，"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可是，当革命党人在1900年底策划"惠州起义"再次失败时，"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息，恨其事之不成矣”。1发生这样的变化，主因当然不是革命党人的主张和手段有了什么本质性的变化，而是清廷中枢在庚子年做出了让举国官绅百姓都极度失望的事情。1907年，立宪派骨干梁启超也在《新民丛报》中点出了这一点。梁当时的立场是反对革命，视之为洪水猛兽，但文章将矛,头指向了清廷："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始焉犹以消极的手段间接而制造之，继焉遂以积极的手段直接而制造之。举中外上下大小官僚以万数计，
夙暮孳孳，他无所事，而惟以制造革命党为事。”2
孙与梁皆深度介入晚清的转型之中。他们共同意识到一个事实：转型的主导权掌握在清廷手中，究竟是立宪派成气候，还是革命党人成气候，抑或是二者皆不成气候，主要取决于清廷在大变局时代实施了怎样的改革政策。清廷一度拥有足够宽裕的时间，也一度拥有足够充分的能力。清廷可以自主控制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遗憾的是，慈禧太后及其后继者没有响应时代转型的需要，反而执拗地试图借预备立宪之名将时代拉回到转型之前。这种做法，让地方督抚、话议局士绅、立宪派与革命党人集体失望，也让清帝国在辛亥年变得极为脆弱，武昌城里的些微火星，便足以引发一场势不可遏的土崩瓦解。
此外，要求民众管控住自己对清廷的失望情绪，要求革命党人管控住自己受清廷政策刺激后的反应程度，本身也不具备可行性。梁启超当年与革命党人论战锦羽而归，不得不承认清廷才是制造革命党的"大工场"，并不是因为革命党人的主张更有说服力，而是因为清廷的所作所为，让梁启超也管控不住自己的失望与愤怒——使梁深受刺激的，正是清廷当时刚刚实施的"丙午官职改革"。梁在文章里说，此项新政号称“预备立宪改革官制"，实则"徒为权位之争夺、势力之倾轧”，不过是清廷中枢走回头路的障眼法，是在打着新政的旗号搞"排挤异己”。连抵制激进如梁启超者，也压抑不住失望与愤怒，显见这类反思只能提供文本上的快感，无法沉淀为可吸取的历史经验与历史教训。
毕竟，历史的演化不是进超市购物。不是左边货架上摆着标好了价码的"革命"，右边货架上摆着标好了价码的"改良”，然后任由顾客对照性价比自由挑选。如果真是这样，那自然人人选择改良，连“革命”这个词都未必有存在的空间。可惜历史不是这样简单的购物游戏，而是一场不间断的"刺激一应激一刺激”反应。这不间断的反应构筑起来的历史脉络，不是简洁明了的链式结构，而是复杂难解的网状结构。在这网状结构里，绝大多数历史事件是由多重刺激与多重应激合力造成。所以，与其责备应激者理性不足、识见有限、反应过度，不如反省刺激者在行为可控、局势可控时，为何仍一再行差踏错，不如追问清廷中枢为何要等到武昌的枪声已然响起20余天
之后，才不情不愿地颁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
还原这种“刺激一应激一刺激”反应，尽可能去审视那些在时代转型过程中拥有充分行为主动权的人与群体，去梳理他们做了什么、没有做什么，去体察他们可以做什么、可以不做什么（许多时候，不做什么远比做了什么重要），去追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不那样做，正是本书的写作动机。
遗撼的是，晚清长达半个世纪的改革以转型失败告终。这也意味着本书的审视止于君权时代的结束，而非民权时代的成型一-民国以共和立国，这共和不到两年便因袁世凯的帝制自为而化为泡影。从君权时代结束往民权时代转型，这中间的军路蓝缕，已是另一段值得重新梳理的故事了。
最后，感谢在本书的写作和出版过程中所有提供了帮助的友人。感谢行距文化的黄一琨先生与武新华女士。感谢本书的编辑魏力兄，感谢浙江人民出版社。感谢我的妻子和女儿，本书的完成与你们的支持密不可分。
2022年5月于海淀魏公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