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清廷中枢一再重申各省i咨议局的性质"仅为一省言论之汇归"，既非监督机关，更非权力机关。但将议局既已成立，议员们也已当选，便意味着新因素已进入清帝国的传统体制之内，新因素必然带来新变化。
1910年最大的新变化，是各省以浴议局为中心，以t咨议局议员与地方督抚为主体，掀起了多次要求尽快召开国会的请愿运动。
十六省诺议局入京请愿
第一次请愿运动发生在1910年1月，发起者是江苏省t咨议局的议长张骞。筹备期最早可追溯到上一年的10月。当时，江苏省落议局尚未正式开幕，已当选为议长的张骞同江苏巡抚瑞徵及雷奋、孟昭常、杨廷栋、许鼎霖等人磋商，决定由瑞激出面联合各省督抚，请求清廷尽速组织责任内阁；由张骞出面联合各省浴议局，请求清廷尽速召开国会；并派人分别前往各省联络。
按张骞自己在意见书里的说法，他之所以决定站出来发起请愿运动，请求清廷尽速召开国会，是因为国势岌岌可危：两年前，德国的报纸便刊登过“瓜分中国之说"，日本"统监中国”的野心也早已昭然若揭；1909年，又传出日本人在东北"占筑安奉铁路”后又欲扩张至吉林、长春的消息；还有消息称东西方列强在1908年的海牙和平会议上曾经"密议对待中国政策三条"，其中一条便是统监中国财政。张骞说，国势危险至此，国力又衰微至极，"欲求一非枪、非炮、非舰、非雷而可使列强稍稍有所顾忌者，实无其策"。唯一的办法，便是开设国会、成立责任内阁，如此，国家便能实现转型，成为全民之国，有“全国人民合力拱卫国家"，列强再想侵略，"必将难于专制时代"。一
自"庚申之变"以来，晚清每一次重大改革，都与外部世界的冲击带来的
危机密切相关。这是张警要在意见书里强调国势岌岌可危的重要原因。但张骞青睐国会与责任内阁，更重要的原因，却是他不能信任以载洋为首的清廷中枢，不相信载洋们能够在复杂的内外局势下做出正确的决策。对于这一点，请愿意见书里有一段很含蓄的表述：
至艰极巨之责任，悉加于监国一身。政府俯仰委蛇，曾不闻有所设施，足以分监国之忧劳，而轻天下集视于监国之责望……（责任内阁）以内阁代君上负责任焉耳。责任专于内阁，而君上日临而监察之。内政有失，则责内阁大臣焉；外交有失，则责内阁大臣焉。中外人民之观听，群倾注于内阁大臣……是有人代负责任，而君上乃安于泰山。君上为责任所不及，而又有国会在下，助君上以监察此代负责任之人，而神圣之号，光于日月矣。较之君上独负责任者，其安危难易何如？今皇上冲龄，内政之弊、外侮之棘，又中国二千年所未有。千危百险，举以困我人民所倚望而敬爱之监国，各省有识之士均甚惜之。故惟有请明降谕旨，建设责任内阁，稍分监国之忧劳。sup2/sup
张骞这段话，看似是在夸赞"监国"的载洋，责备当前的"政府"不能为载洋分忧；实则是在含蓄地批评载洋领导下的现政府无法应付“千危百险"，无法应付"中国二千年所未有"的变局。张骞希望载洋能够放弃部分权力，退而成为一个监督者，将决策与施政的权力让渡给国会和责任内阁。如此，施政出了问题便可由责任内阁负责，而不必由载洋负责（传统帝制时代本来便无人可以问责皇帝，也很难问责代持皇权的垂帘者与监国者）。
江苏省谄议局派人分赴各省游说颇有效果。1909年12月27日，共有16个省份的遮议局派出代表前往上海参与会商。商议的结果，是做出进京请愿的决定，并确定了进京请愿的代表人选，请愿的目标则是要求朝廷在一年之内召开国会。3
各省t咨议局在上海召开会议期间，"列强在海牙和平会议上讨论监管中国财政”这则出自风闻，并无实据的消息（笔者尚未见到可证明确有此事的材料），也正在民间舆论场上发酵，最后演变成了另一场“筹还国债运动"。
“筹还国债运动"最早始于天津商务总会发起的“筹还国债会"。该会绅
商对外公开宣称：既然海牙和平会议以清廷欠下巨量国债为由，要求接管中国的财政，那么，只要"国债一日不清，则种种设施，悉难着手”二这巨额国债一日未能还清，中国的主权便难以保全，其他改革也难以推动，故愿意发起成立“筹还国债会”，号召民间人士自愿捐款，来替清廷在三年之内，偿还《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欠下的巨额赔款。
这项倡议得到颇多民间绅商的响应，随后各地皆成立了类似“筹还国债会”的组织。按梁启超的说法，1910年初的几个月里，"我国民政治上之活动，有两大事：一日国会请愿，二日筹还国债会”。但梁同时也承认，“筹还国债运动"并不理性，操作上也缺乏可行性，"欲一举而偿七万万余两之国债，非吾国中实有十五万万乃至二十万万两之自由财不可，而现在之决无此数，吾敢断言也”5。若强行去做，银两的大规模外流也必会引发金融危机。
虽然可行性不足，但“筹还国债运动”在1910年仍有重要意义，那就是与“请开国会运动”合流，推动了民智的开启。如上海《时报》刊文称，民众可以替清廷偿还国债，但前提是：
政府必予人民以确实之担保，（人民）始可出其财产以供国用。故决定先行拟定办法，筹集巨款，储待国会之开。如政府必不允许，则断不欲以国民有限之脂膏，供政府无端之挥霍也。6
意即清廷必须尽速召开国会，让国民可以监督这些钱是否真的被用于偿还外债，否则国民不会将钱交给清廷。
吉林的“筹还国债会”也在公启中说：
虽然，吾闻之欧人之言曰：不出代议士者不纳租税。吾今欲易一语曰：不得监督财政权者，不筹还国债。吾民既不异出此巨大之代价，以填满列强之欲壑，而纾吾政府之急，则宜要求政府予我民以监督财政之权。故今日者，筹还国债会宜与全国谄议局联合会通力合作，同时并进。一方面筹还国债，一方面要求缩短国会期限，方能盾（循）法律上之资格，以与政府开正式之谈判，综计全国岁出若干，岁入若干，何者可以某项作抵，何者必宜即时清还，一一通
盘筹还之后，然后与政府订不经国民承诺不得私借外债之约，方可期其有济。否则，筹还者自筹还，续借者自续借，吾恐以吾民有限之脂膏，难抵债务国无穷之义务也。sup7/sup
将“监督财政权者”与“筹还国债”捆绑在一起，并公开表态要与各省i咨议局合作，来推动清廷尽速召开国会。这份公启，实可谓民间绅商对请开国会运动的强力支持q
1910年1月16日，各省•消议局请愿代表一同前往都察院，呈递了联名请愿书。请愿书中列举了三大理由，要求清廷尽速召开国会：
一、内政层面。旧机构不能匹配新改革，须由国会来监督政府。国势艰难，需要增加财政收入来解决；增加财政收入，需要加重民众负担；加重民众负担，必须先让民众参与政治，"必人民得有公举代表与闻政治之权，国家乃能加以增重负担以纾国难之责"。
二、外交层面。清廷自身列强交涉以来，便屡屡"暗于外情操纵失策”，造成各种严重后果，引发国民不满。且"每缔一约，事前则秘密万端，事后则亏损百出"，秘密外交没有带来任何好处，反而不断割地赔款。总之，在以前的外交中，"政府之作用，人民不知也；政府之苦衷，人民不喻也”。民众唯一能知道的，只有"条约出之一二人之手，负担加之亿兆人之身”。若再不开国会，再搞上九年秘密外交，"外交必更颠危，民怨必更剧烈”。
三、皇权层面。不开国会，不设立责任内阁，则一有施政错误，民众便会将怨愤记在皇室头上，皇室便会处于危险之中。有了国会，有了责任内阁，情况便会大不相同。sup8/sup
本次请愿活动，还得到了孙宝琦（山东巡抚）、程德全（奉天巡抚）、陈昭常（吉林巡抚）、袁树勋（两广总督）等地方督抚的支持。这些人均曾致电清廷，希望中枢顺应舆论速开国会。但在清廷中枢看来，这些请愿代表不过是在谋求自己的利益，“系一小团体为求增其势力起见，并非出自民意”9。清廷上谕的最终批示是：-
我国幅员辽阔，筹备既未完全，国民智识程度又未划一，如一时遽开议
院，恐反致纷扰不安……兹特明白宣示，俟将来九年预备已完全，国民教育普及，届时朕必毅然降旨，定期召集议院。sup10/sup
1910年的第一次请开国会运动，至此以失败告终。
成立各省咨议局联合会
第二次请开国会运劫，同样由i咨议局主导。
首次请愿失败后，各省潜议局来京代表不愿偃旗息鼓。1910年2月6日，这些代表在京城召开会议，决定了如下五件事情：再次上书请愿；部分代表留京，与朝中官员沟通，部分代表回省组织请愿，并筹措请愿经费；建立"请愿即开国会同志会”，派代表去各省创办分会；组织报馆，出版报纸，提升请愿运动的舆论影响力；设立各省］咨议局联合会。sup11/sup
6月16日，第二次请愿运动正式启动。共计有十大团体（包括直省i咨议局议员、直省和旗籍绅民、各省政治团体、各省商会、直省教育会、东三省绅民、江苏教育会、江苏商务总会、雪兰峨中华商务总会、澳洲全体侨商）向都察院呈递了请愿书，号称有超过20万名士绅在请愿书上签名。虽然“实际上有很多虚假的成分在内"，比如有些团体的做法是"搜集几本《缙绅录》《乡会试同年录》，和一些商会、公司、学会、学生的名册，把名字照抄上去"\但比起第一次请愿，规模与影响均已大得多了。如前文所言，第一次请愿曾被清廷中枢视为"团体为求增其势力起见，并非出自民意”。此次请愿以十个团体的名义上书，并征集到号称20余万士绅的签名，便存有驳斥这种谬论的用意。
十大团体的请愿书内容，各有不同的侧重点。t咨议局的请愿书，通篇旨在驳斥以国民智识程度不足为由拒绝速开国会的托辞。各省商会的请愿书则强调称：无国会便无完备的法律，商人便不能通过合法途径维护合法利益。各省政治团体的请愿书认为，真正应该筹备的事情是宣布宪法、制定议院法与选举法，然后实行选举，这些事情一年时间便能筹备完，无须九年之久。东三省绅民的请愿书，将重点放在了日俄对东三省的种种侵略，呼吁中枢尽快立宪强‘国，以挽救东三省的危亡。sup13/sup
呈递请愿书的次日，请愿代表孙洪伊等，又再次向清廷中枢上书，详述了必须速开国会的两大理由。
第一项理由是："吾国若不速开国会，则一切现行法律皆无根据不能推行也。”内中说，只要一天不开国会，则清廷现存的法律便一天没有效力，“国家可谓为无法律之国家，官吏为无法律之官吏，人民为无法律之人民……政府既不授人民以立法之权利，人民即无遵守法律之义务"，如果有一天人民起来.造反，海议局的代表们也将没有前去劝喻的立场。
第二项理由是："吾国若不速开国会，则政府一切政策皆不能确定也。"内中说，“全国政务如乱麻，全国政策如飘蓬"，全是因为没有国会，没有责任内阁。军机处天天值班，却"不知所值者为何事"；各部的堂官和各省大吏掌握行政，却"不知所行者为何事"；中枢要中央集权，各省督抚就联合发电阻挠；督抚要地方分权，中枢就请出上谕来压制；海陆军大臣要扩张军备，度支部和地方督抚却不配合筹集军费；农工商部要整顿实业，度支部也不支持经费……更要命的是，因为缺乞国会的公共讨论，"所谓政策者必系政府一面之理想”，政府一厢情愿推行的政策，往往与民众实际所需背道而驰，最终不但引发民间的激烈反抗，甚至还可能“票非常之大业”，让朝廷走向灭亡。sup14/sup
虽然请愿的规模更大，请愿代表们的言辞也更为激烈，但清廷中枢的态度一如既往。摄政王载洋推辞不见请愿代表，上谕对请愿书的回复则是"仍俟九年筹备完全，再行降旨，定期召集议院……兹事体大，宜有秩序，宣谕甚明，毋得再行渎请”\这意味着第二次请愿运动也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