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发命令及使发命令之权。惟已定之法律，非交议院协赞奏经钦定时，不以命令更改废止。法律为君上实行司法权之用，命令为君上实行行政权之用，两权分立，故不以命令改废法律。
十二、在议院闲会时，遇有紧急之事，得发代法律之诏令，并得以诏令筹措必需之财用。惟至次年会期，须交议院协议。
十三、皇室经费，应由君上制定常额，自国库提支，议院不得置议。
十四、皇室大典，应由君上督率皇族及特派大臣议定，议院不得干预。
附：臣民权利义务（其细目当于宪法起草时酌定）-
一、臣民中有舍于法律命令所定资格者，得为文武官吏及议员。
二、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
准其自由。
三、臣民非按照法律所定，不加以逮捕、监禁、处罚。
四、臣民可以请法官审判其呈诉之案件。
五、臣民应专受法律所定审判衙门之审判。
六、臣民之财产及居住，无故不加侵扰。
七、臣民按照法律所定，有纳税、当兵之义务。
八、臣民现完之赋税，非经新定法律更改，悉仍照旧输纳。
九、臣民有遵守国家法律之义务。sup10/sup
不难看出，整个《大纲》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乃"君上大权"，通篇是“议院不得干预""不付议院议决""皆非议院所得干预"，皇权比立宪之前更加强大，可谓"含金量十足”。第二部分是臣民的权利与义务。民众有做官做议员的资格，可以去法院打官司，可以不被非法逮捕监禁，这些都只是最低限度的人权。最值得注意的是第二条，看似给予了民众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的自由，但前缀是“于法律范围以内”，而《结社集会律》与《大清报律》是什么样子，前文已有扼要的介绍。这部分的含金量，只能说是聊胜于无。
做完这些布置后约三个月，1908年11月15日，慈禧太后去世，享年74岁。
临死之前毒杀光绪皇帝
慈禧去世的前一天，1908年11月14日，38岁正值壮年的光绪皇帝也去世了。一前一后，相差不到22个小时。
2008年，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发布“重大学术问题研究专项课题成果”《清光绪帝死因研究工作报告》，内中称：
光绪帝头发中的碑含量明显高于正常值。•
光绪帝头发中的最高碑含量2404微克/克，是同年代生活环境相似的成年人隆裕皇后头发碑含量（9.20微克/克）的261倍，是同年代成年人清代草料官头发
神含量（18.2微克/克）的132倍，表明光绪帝头发中的最高碑含量确实属于异常现象。
光绪帝棺椁内、墓内和清西陵陵区环境样品的伸含量远远低于光绪帝头发的种高峰值，这表明，光绪帝头发上高浓度神物质并非来自环境的沾染。
从光绪帝头发的异常高种含量截段位置看，其既不在发根处，也不在发梢处，依据头发生长规律和伸中毒机理，光绪帝头发上的高含量碑不应是正常摄入代谢形成……造成光绪帝头发上高含量碑元素异常现象的成因只能来自其自身尸体的沾染。
光绪帝骨骼、内层衣物及头发的高含量神均来自其自身尸体胃肠内容物含碑元素的直接沾染。
由种种态分析得知，光绪帝遗骨、头发、衣物中高含量的种化合物为剧毒的三氧化二种，即砒霜；经过科学测算，光绪帝摄入体内的砒霜总量明显大于致死量。因此，研究结论为：光绪帝系砒霜中毒死亡。"
科学检测与文字材料结合，基本可以确定下令以砒霜毒害光绪皇帝者，正是慈禧太后。
清宫档案中，存有西医屈永秋（号桂庭）为光绪皇帝诊病的记录。该医生后来撰有一文，题为《诊治光绪帝秘记》。内中说：
余诊视一月有余，药力有效……迨至十月十八日（11月11日），余复进三海，在瀛台看光绪病。是日，帝忽患肚痛，在床上乱滚，向我大叫"肚子痛得了不得"。时中医俱去，左右只余内侍一二人，盖太后亦患重病，宫廷无主，乱如散沙。帝所居地更为孤寂，无人管事。余见帝此时病状，夜不能睡、便结、心急跳、面黑、舌黄黑，最可异者则频呼肚痛，此系与前病绝无关系者。余格于情势，又不能详细检验，只可进言用暖水敷熨腹部而已。此为余进宫视帝病最后一次，以后宫中情况及光绪病状，余便毫无所知。唯闻庆王被召入官，酌商择嗣继位问题，未几即闻皇帝驾崩矣。sup12/sup,
屈永秋见到光绪皇帝出现肚子痛、"面黑、舌黄黑"等症状的时间，是清
廷宣布光绪死亡的三天之前。屈诊断认为这些症状“与前病绝无关系"，显示他对光绪之死存于怀疑。
负责记录光绪皇帝起居言行的宫廷史官库毓鼎，也以亲历者的身份，在《崇陵传信录》里记载了一段见闻，时间是屈永秋目睹光绪"在床上乱滚"的八天之前。作毓鼎说：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初十日（11月3日）,上率百僚,晨贺太后万寿，起居注官应侍班，先集于来薰风门外，上步行自南海来，入德昌门，门罅未阖，侍班官窥见上正扶阉肩，以两足起落作势舒筋骨，为拜跪计。须臾忽奉懿旨："皇帝卧病在床，免率百官行礼，辍侍班。"上闻之大恸。时太后病泄泻数日矣，有僭上者谓帝闻太后病，有喜色。太后怒曰：“我不能先尔死！""
光绪皇帝明明身体康健，可以步行前来给慈禧祝寿。慈禧却不愿与他见面，且颁布懿旨称"皇帝卧病在床”。何以如此？最合理的解释便是：此时的慈禧，对自己的病情已不甚乐观。虽然不觉得自己一定会死，却必须为自己的死未雨绸缪。这未雨绸缪里，最要紧的一项，便是不能让光绪皇帝活着，不能给光绪皇帝清算自己的机会。而要让光绪皇帝“顺理成章"地死去，先让他"重病"又是必要的安排。所以，11月3日，慈禧宣布生机勃勃的光绪“卧病在床”。11月4日，又面谕军机大臣张之洞，说“皇帝病日加剧，头班用药不效”\悻毓鼎观察到光绪"被生病”之后“大恸"，则显示光绪皇帝对自己的命运，似乎也已有了预感。在慈禧的角度，不管这次生病能不能挺过去，她都已决定要结束光绪皇帝的生命了。
据清廷起居注官的记载，光绪皇帝去世当天，慈禧以自己的名义颁布了五道懿旨。第一道是确定由载洋之子溥仪同时承嗣同治皇帝和光绪皇帝。第二道是宣布由溥仪继承皇位。第三道是安排礼亲王世铎等人操办光绪皇帝的丧事。第四道是命“摄政王载洼为监国，所有军国政事，悉秉承予之训示裁度"。第五道是赋予摄政王载洋朝会班次“在诸王之前”的特殊地位。"其市的第四道谕旨，大略可以视为慈禧的临终遗嘱—一所谓“所有军国政事，悉秉承予之训示裁度"，既含有自己未必会死的期望，也是在向载洋嘱咐，要他坚持自己为清
廷规划的施政路线，不可偏离。至于这施政路线具体是什么，老太后这些年的所作所为，尤其是在1908年的动作频频，已体现得非常明确。
由“所有军国政事，悉秉承予之训示裁度"这句话继续发想，也许，慈禧之所以执意要让光绪皇帝死在自己前面，并不仅是出于戊戌年以来帝后之间的种种私怨，还因为慈禧与光绪的政治理念完全不同。
戊戌年光绪皇帝的变法诏书里，原本写的是“今宜专讲西学，明白宣示”，后来才被翁同稣迎合慈禧的立场（翁本人也是这个立场），改成"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也就是俗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庚子之变”以后，慈禧启动清末新政自我粉饰开明形象时，其真实立场仍是“勿多言西法""。老太后坚信"中学为体”最利于爱新觉罗氏的统治，因为"中学"讲的是忠孝而非民权。所以连废除科举这种已被朝野上下呼吁了二十余年的事情，也要等到外有日俄战争的大危机降临，内有地方督抚们的集体奏请，她才会勉强应允。
可想而知，这样的慈禧太后，断不能容一心“专讲西学"的光绪皇帝死在自己后面，断不能容清帝国的航船驶往另一个方向。在老太后眼里，光绪皇帝不仅仅是她的私敌，也是爱新觉罗皇室的公敌一一他中了太多西学的毒，断不能让他获得执政的机会。
据宫廷女官德龄回忆，庚子年后的光绪“常常趁我空的时候，问我些英文字……我们常常谈到西方文明，我很惊异他的对于每一事物懂得那样透彻。他屡次告诉我他对于自己国家的抱负，希望中国幸福。夏天我比较空闲，每天能有一个钟头的时间替皇帝补习英文……他的英文字写得非常美丽"。is身为傀儡、饱尝挫辱（如瀛台涵元殿年久失修四处透风）的光绪皇帝，仍如此这般坚持求学上进，其动力显然只能是自信可以活过慈禧，自信还有机会将自己的政治理想付诸实施。前文提到，曾有人向病重的慈禧告密说"帝闻太后病，有喜色”，悻毓鼎说这些话是”僭“，也就是假的。其实未必，至少慈禧相信光绪皇帝正盼着自己死掉。
清廷灭亡后，库毓鼎成了遗老。他后来在日记中写下了一段关于亡国的反思："清之亡，虽为隆裕，而害先帝、立幼主，授载洋以重器，其祸实归于孝钦也。”i9意思是清帝国虽然亡在隆裕太后（光绪皇后）的手里，但谋害先帝
（光绪），册立幼主（溥仪），将最高权力交在载洋这种无能之辈手中，这种种亡国之举，却全是慈禧太后做的。
慈禧绝不会同意愕毓鼎的这种评价。自"庚申之变"以来，她对自己的定位一直是“爱新觉罗氏江山的忠实守护者"，皇族内部也高度认同这一点。面对"千年未有之变局”，她兢兢业业地为爱新觉罗氏支撑了近半个世纪。她支持引进洋人的先进器械和先进技术，同时又坚持抵制各种制度层面的变革，不肯废除科举，不肯改组中枢决策机制，不肯分权给地方，不肯赋社会以民权，皆是为了保住爱新觉罗氏的江山。她绝不会认同"清帝国实际上亡于慈禧太后”这种历史评价。
可是，愕毓鼎的结论没有错，清廷确实亡于慈禧之手。错的是作毓鼎描绘的亡国逻辑--清廷亡于慈禧，并不是因为慈禧“害先帝、立幼主，授载洋以重器"，而是她无力有效应对前所未有的时代变局--政治人物对时代的影响与许多因素有关，其中最重要的三点，是见识、权术与实力。在转型时代，又以见识最为重要。权术与实力决定了影响的力度，见识决定着影响的方向。方向错了，影响的力度越大，损害往往也越大。慈禧太后面对的，恰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转型时代；她自己也恰是一个有实力、有权术却无见识之人。在近50年的时间里，慈禧太后的足迹几乎不出京城（除了庚子年西狩）；她的知识结构始终停留在由《治平宝鉴》之类读物组成的传统治术里。她一直在与时代角力，而非与时代合作。
最终，她没能将自己变成一个近代人物，也没能将清帝国变成一个近代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