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酷暑，王爷亦宜节劳"等语，所以领袖亦浩然长叹。25
慈禧的这种"痛哭"，岑春腐也曾见识过。1907年，岑先后四次入宫觐见慈禧，“入对凡四次，太后语及时局日非，不觉泪下"。岑于召见时提醒慈禧“人心离散之日"不远，引起慈禧的怒意，要岑提出证据。于是，君臣间便有了这样一段对话：
太后初闻此言，颇有怒容，云："何至人心离散，汝有何证据，可详细奏明。"
余对日："天下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假如此间有两御案，一好一坏，太后要好的，还是要坏的？"
太后言："当然要好的「"
余对日："此即是人之心理。臣请问今日中国政治，是好是坏？"
太后言：“因不好才改良。"
余日：“改良是真的还是假的?"
太后又现怒容曰："改良还有假的？此是何说？"
余对日："太后固然真心改良政治……请问太后记得在岔道行宫时，蒙垂询此仇如何能报。臣当时曾奏云：'报仇必须人才，培植人才，全在学校。'旋蒙简授张百熙为管学大臣，足见太后求才之切。惟此刻距回銮已将七载，学校课本尚未审定齐全，其他更不必问。又前奉上谕，命各省均办警察、练新军，诏旨一下，疆臣无不争先举办。但创行新政，先须筹款，今日加税，明日加厘，小民苦于搜括，怨声载道，倘果真刷新政治，得财用于公家，百姓出钱，尚可原谅一二。现在不惟不能刷新，反较从前更加腐败。从前卖官鬻缺，尚是小的，现在内而侍郎，外而督抚，皆可用钱买得。丑声四播，政以贿成，此臣所以说改良是假的。且太后亦知出洋学生有若干否？".-
太后言：“我听说到东洋学生，已有七八千，西洋尚未详悉，想必也有
几千。"
余对日："以臣所闻，亦是如此。古人以士为四民之首，因士心所尚，民皆从之也。此去不过数年，伊等皆毕业回国。回国后，眼见政治腐败如此，彼辈必声言改革，一倡百和，处处与政府为难。斯即人心离散之时。到此地步，臣愚实不敢言矣。"sup26/sup
君臣二人谈至此处，岑春炬“不觉失声痛哭，太后亦哭”。但哭完之后，并无解决问题的办法。对慈禧忠心耿耿的岑，也只能如此这般评价慈禧：
（太后）亦实有倦勤之意，由是锐气尽销，专以敷衍为事，甚且仅求目前之安，期于及身无变而已，不遑虑远图矣q此为清室存亡第一关键。27
清廷中枢听不懂的大论战
清廷官员深感“唯暗杀实可怕"，慈禧太后亦"心灰意懒”之时，恰是改良派与革命党之间的论战达到高峰之际——1905—1907年，梁启超等人依托《新民丛报》，与革命党人主持的《民报》之间，围绕着中国该如何实现转型有过一场颇有深度的论战。
1902年2月，《新民丛报》由梁启超创办于日本横滨。1905年之前，梁的政治立场偏向革命（1897年，梁参与“湖南腹地自立”，持的是“保中国不保大清”的立场），《新民丛报》刊登的内容也与革命党人的主张相近。1905年后，梁启超的思想大变，转向改良，《新民丛报》的内容也随之改变。
按梁启超自己的说法，他的思想发生转变，与游历新大陆有很直接的关系。新大陆之行，让他对国民素质产生了严重怀疑。他观察到，旧金山华人的文明程度，远比国内华人高得多，且身处美国的共和政体下，结果“犹不能达文明之境"，终日堕落于宗法压迫和堂口血斗，可谓"全地球之社会，未有凌乱于旧金山之华人者"。由此，梁启超得出一种结论：华人目前“只能受专制不能享自由"，共和政体万不可实施于今天的中国，因为"共和国民应有之资格，我同胞虽一不具”，长期的专制统治，让中国人“既乏自治之习惯，复不
识团体之公益，惟知持个人主义以各营其私”；如欲强制推行共和，结果将不堪设想，"乃将不得幸福而得乱亡，不得自由而得专制”。这种基于国民素质论的悲观，让梁启超对由革命走向共和，产生了严重的怀疑。"
于是，1905—1907年，梁启超等改良派与孙中山、胡汉民、汪兆铭、朱执信等革命党人展开了长达三年的车轮论战。双方论战文字，合计逾百万言。中国转型时代所面临的所有重大政治命题，皆被纳入论战之中。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素养，在此次论战中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可谓极具启蒙作用。徐佛苏当日如此评价这场论战：
乃不意当国亡种灭千钧一发之危机，而有贵报（《新民丛报》）与某报（《民报》）之政论，放一奇光异彩……诚足以开我国千年来政治学案之新纪元……呜呼，使我国于五六十年前而有此等学说耶，则世界牛耳之先取特权果谁属？否则于二三十年前而有此等学说耶，则东亚霸权果谁属？乃此等学说，竟至今日而始昌明，真中国就途之不幸也；然今日而能昌明此学说，则犹前途不幸中之幸也。勿
扼要说来，此次论战的焦点集中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上。1905年，孙在《民报》发刊词中正式提出以民族、民权、民生为主要内容的“三民主义”，希望以之作为革命党的政治纲领。梁启超不反对这三项主义，但对如何实现这三项主义，却有不同看法。
首先，梁不认同以"排满革命”来实现"民族主义”。
晚清最后几年里，革命党人头脑中的"民族主义”往往与"排满革命”同义，徐锡麟刺杀恩铭后的绝命词里，便有"为排满事，蓄志十几年，多方筹划为我汉人复仇”这样的句子。早年的梁启超也曾发表过许多犀利的“排满"言论（执教湖南时务学堂时，梁便大力宣传排满革命）。但1905年之后的梁启超，虽仍然会在读到《扬州十日t己》与《嘉定屠城纪略》时“未尝不热血溢涌”非，却已不再主张排满。理由是：一、梁认为现政府已不是"满人政府"，袁世凯坐镇天津，张之洞坐镇武汉，两江两湖两广这些重镇，主持政务者皆已非满人。二、梁不认同"排满"背后隐含的“复仇主义”，不认同以仇恨来作
为革命的原始推力。这两项理由，第一项多少有些牵强，慈禧1901年启动清末新政，其核心目的之一便是以满人为本位重建权力结构。第二项理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涉及革命的目的与手段间的关系。以"复仇主义”来推动革命，最终革命者与被革命者变成了同一模样，这样的事情历史上并不鲜见。张君助后来所谓的“天下往往有主义甚正当，徒以手段之误而流毒无穷”，便是指此而言。
其次，梁启超主张用"开明专制”的手段来实现"民权主义"。
"民权”是贯穿整个晚清五十年改革的政治命题。革命党人提倡民权，梁启超也提倡民权。分歧在于如何实现民权。革命党的意见，是推翻清廷之后建立共和政府，以"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步骤来完成"民权主义"；梁启超的意见，是维持君主政体，在此基础上实行"开明专制”，逐步达成"民权"。
孙中山设想的民权实现路径，最早由汪精卫笔述刊登在《民报》之上。文章说：
先生之言日：革命以民权为目的……革命之志，在获民权；而革命之际，必重兵权。二者常相抵触者也。使其抑兵权欤？则脆弱而不足以集事；使其抑民权欤？则正军政府所优为者。宰制一切，无所掣肘，于军事甚便；而民权为所掩抑，不可复伸。天下大定，欲军政府解兵权以让民权，不可能之事也……察君权民权之转摄，其枢机所在，为革命之际，先定兵权与民权之关系。盖其时用兵贵有专权，而民权诸事草创，资格未粹。使不相侵，而务相维；兵权涨一度，则民权亦涨一度；逮乎事定，解兵权以授民权，天下晏如矣。*
孙很清楚革命是一把双刃剑：革命需要军队，需要集权；但革命的目的又是伸张民权；如何保证革命者革命成功，拥有了巨大权力之后，还能将权力顺利还给民众？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是"革命之际，先定兵权与民权之关系"，不要等到革命成功之日再来解决这个问题。••
梁启超不能信任这种解决办法。他质问革命党人：能保证革命军人个个都有"优美之人格”，个个都能"汲汲于民事乎”?如果不能，如果有一两位革
命军领袖破坏约法践踏民众，军政府将丧失信用，民众虽然能按照约法拒绝纳税，但军政府掌控了一切权力，只要“屯一小队以督收，其何术不应？"民众除了被宰割，还能怎么办呢？32据此，梁觉得与其主张革命，不如保存清廷，推动其走向"开明专制"。
值得深思的是，梁针对革命党人的这番质疑，同样适用于他所主张的“开明专制”。清廷中枢掌控着巨大的权力，如果他们不愿意"开明"，不愿意约束君权、扩张民权，梁启超其实也没有解决办法。
第三项争论的焦点，是能不能靠"土地国有”来实现“民生主义”。
"土地国有”是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核心内容。胡汉民曾在《民报》上刊文，代孙中山解释为何要实行土地国有，文章说：土地与阳光、空气一样，是生产的基本要素。阳光、空气不曾私有，土地也不应该私有。但种种历史原因，导致地主制度产生，此一制度下，有土地者成为资本家，无土地者沦为劳动者，形成了两个阶级。地主不劳而获，劳动者终日辛劳而不得饱食，造成了社会的巨大不平等。革命之后，若不改革土地制度，则中国将步西方国家之后尘，不得不面对第二次社会革命。孙中山对自己这一主张寄予极深的期望：“中国行了社会革命之后，私人永远不用纳税，但收地租一项，已成地球上最富的国。”"
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梁启超的反对立场最为坚决。他甚至对革命党人说出了“敢有言以社会革命（即土地国有制）与他种革命同时并行者，其人即黄帝之逆子，中国之罪人也，虽与四万万人共诛之可也"34这样激烈的言辞。
梁的反对理由有四：一、他认为革命党人对中国的国情理解有误。此时的中国与欧洲工业革命前后的状况完全不同，富豪之家太少，更没有什么贵族阶级，不存在严重的贫富悬殊。二、中国当前应该解决的是财富的生产积累，而非财富的公平分配。中国最严重的病根是贫穷，不是分配不公。三、解决社会公平问题，用“土地国有"的办法行不通。孙中山认为，土地在未来涨价，是交通发达与文明进化的缘故。梁启超则认为，应将土地涨价视作经济发达的结果，所以真正要控制的不是土地，而是资本。此处，梁氏与革命党人均赞成由国家掌控一切生产事业并负责分配利润，区别是梁认为这种理想须在数百年乃至一两千年之后才有可能。四、革命党的设计是将土地收归国有，再贷给民
众，通过收取地租来维持国用。梁认为这是一种幼稚的幻想，内中涉及许多矛盾，如中央与地方的税收分配、土地直接使用者与间接使用者的税收分摊、市民与农民的土地税负区别……某一项矛盾处理不好，很容易引发动乱。"
1907年11月，《新民丛报》停办，改良派与革命党人之间的这场论战也随之落幕。梁启超未能在论战中取胜--按李剑农的理解，梁之所以失去读者，是因为青年更喜欢激进，《新民丛报》先主张革命后转向改良，这种立场变化很难被青年谅解；此外，梁启超着眼于未来，革命党人聚焦的却是清廷当下的种种恶行，也是青年新无法认同梁的"开明专制”之说的重要原因。不过，这场论战对革命党人的思想也起到了纠偏作用，"排满革命“后来进化为"五族共和”，民权主义后来落在了县政自治上，土地国有的构想在辛亥革命后始终未被付诸实施，这些修正均与这场论战有关。
这是属于新时代的论战，是包括慈禧太后在内的清廷中枢听不懂的论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