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裁可法律、公布法律、执行法律由君主。
一日，召集议会、开会、闭会、停会及解散议会由君主。
一日，以紧急敕令代法律由君主。
一日，发布命令由君主。
一日，任官免官由君主。
一日，统帅海陆军由君主。
一日，编制海陆军常备兵额由君主。
一日，宣战、讲和、缔约由君主。
一日，宣告戒严由君主。
一日，授予爵位勋章及其他荣典由君主。
一日、大赦、特赦、减刑及复权由君主。
一日，战时及国家事变非常施行由君主。
一日，贵族院组织由君主。
一日，议会延期由君主。
一日，议会临时召集由君主。
一日，财政上必要紧急处分由君主。
一日，宪法改正发议由君主。
很容易看出，载泽密折中的这些“由君主”，都可以在他与伊藤博文的问答中找到对应内容。
需要注意的是：一、如果载泽没有刻意删减自己与伊藤博文的对话，那么，在整个对话中，他所关心的其实只有一件事：君主立宪后皇帝的权力会发生怎样的改变？据载泽日记，他没有问过任何一个与"民权”相关的话题，全然不关心君主立宪后民众将获得哪些权力。二、立场导致偏见。载泽如此关心立宪后君权的变化情况，很可能会影响到他对伊藤博文回答的理解。
比如，伊藤博文在回答立宪国与专制国的区别时，曾提到立宪国法律的制定、修改与废止，"必经议会之议决”，然后再"呈君主裁可，然后公布"。显然，这里说的议会有制定、修改和废除法律的权力，君主只负责签署公布这项法令。到了载泽的密折里，议会的这种决定权便只字不提，只剩下了"裁可法律、公布法律、执行法律由君主"。出现这种情况，显然是因为载泽没有意识到议会的决定权和君主的批准权是两回事。9他只是在一厢情愿地按照自身立场的需要来理解伊藤博文的回答i
这样说并非基于猜测。因为载泽日记中还有这样一段文字：“议会之权限有实质、形式之分。实质上之权限，一日参与立法，一日预算。盖参与立法与立法有别。立法者，君主之大权，议会惟议定法案，请君主之裁可而已。"1。他非常明确地误以为“立法权"属于皇帝，议会只有"参与立法"的权力。
再如，伊藤博文说，对外宣战、讲和与签订条约，须"由君主命臣僚集议，议定请君主裁可施行"，也就是决策权在议会，君主有批准权（一般是仪式性的）。到了载泽的密折里，"臣僚集议”的部分没有了，只剩下“宣战、讲和、缔约由君主"（如此便与庚子年一切决于慈禧没有区别）。这种偏差，也是源于载泽理解上的一厢情愿。
简言之，载泽对君主立宪的误读虽然来自伊藤博文，但伊藤博文并未刻意以假学问欺骗载泽。真正的问题出在载泽的立场和学识上。皇室立场让载泽的视野里只有"立宪后君权将会如何”而无“立宪后民权将会如何"。学识不足让他听不懂伊藤博文的回答，理解不了议会的“议决权”和君主的“裁可权”的关系。
醇亲王掏出枪来威胁袁世凯
基于这种误解而启动的丙午官制改革，很快便走向了死胡同。
这场改革，名义上由庆亲王奕勘与镇国公载泽等人负责，具体的办事机构是官制编制馆。实际事务则一度控制在直隶总督袁世凯手中，馆内办事人员也多为袁的亲信。之所以如此，自然是因为奕®）不负责具体事务，载泽又缺主持具体事务的经验，而袁世凯既有地位和能力，也罗致有懂得君主立宪的人才。当然，更重要的是慈禧此时对袁世凯颇为倚重，正如时人所观察到的那般，1904—1906年，清廷中枢"向来疑难之事多取决于本初”，
值得注意的是，端方与戴鸿慈出洋考察归来，回京途经天津时曾特意拜访了直隶总督袁世凯，双方"坐谈良久，谈及筹立宪准备及改官制，命意略皆符合”叱彼此的见解颇为一致。袁还向端方提出"先组责任内阁，俟政权统归内阁，再酌量开国会”口的主张。也许，这便是袁世凯奉诏进入官制编制馆后，即全力主张成立责任内阁的缘故--既然端方主张“略仿责任内阁之制"的奏折呈递上去之后，随后便有了启动预备立宪和官制改革的谕旨，自是意味着此时的中枢已然接受了"责任内阁制”m。袁不知道的是，慈禧启动预备立宪和官制改革的真正原因，不是端方的建议，而是载泽的秘奏。
所以，中央层面的官制改革很快便陷入了困境，皇族权贵与袁世凯之间的冲突也进入了白热化。如《时报》曾报道称，醇亲王载洋一度在会议上掏出手枪威胁袁世凯：
闻议官制时，袁宫保创议，凡宗室王公贝子将军等，无行政之责任者，别设一勋贵院以置之，非奉旨派有差缺，不得干预行政事件。以此大触宗室王公之忌，怂恿小醇邸出与为难。是日会议时，醇邸至出手枪抵袁之前，谓：“尔如此跋扈，我为主子除尔奸臣。"幸庆邸急至，出而排解，风潮始息。sup15/sup
该报道题为“京师近信”。《时报》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出资办的一份时政报纸，主张君主立宪，梁启超还参与撰稿。该报在京城有自己的信息来源，非如一般市井小报纯赖捕风捉影。
不独《时报》，其他媒体也有类似报道。如《申报》1906年9月27日刊登新闻称：
北京专电云：日前会议官制，某亲王与直督袁宫保意见不合，大起冲突，由庆邸劝止。是以昨日召见军机，慈宫有"和衷共济，勿以意见误大局”之谕。sup16/sup
《申报》是当时的老牌媒体，在北京城设有专门的信息采集人员。《申报》与《时报》的两则报道，刊出时间相差十天，详略有异，可能来自不同信源。两份报纸没有伪造故事的动机，只能解释为：当时的北京城里，确实流传着袁世凯被载洋拿枪指着脑袋的说法。因为辛亥年前后的种种表现，载津留给同时代之人的印象是柔弱无能。所以跨越晚清民国的政治人物张国淦认为“载洋不配有此作风”z民国掌故家黄溶也说：“予殊疑之，载洋庸讷，岂能持枪拼命者乎？"i8都觉得载洋混那个胆对袁世凯掏枪。但不管载洋有没有掏枪威胁袁世凯，当时的媒体能捕捉到这种故事，至少说明庙堂上的冲突已传播到了民间，成了众所周知之事。
高层分裂后，随之而来的是御史、翰林们蜂拥而上对袁世凯展开攻击。攻击风潮发生的主要原因如李细珠所言，”以铁良、荣庆为首的王公大臣是极力反对责任内阁制的，正是这个反对派势力集团在暗中操纵官场起哄，其目的非常明显，就是要对付袁世凯势力集团"，“御史交章攻击官制改革，是由都察院总宪陆宝忠所授意，陆的背后又有'枢垣'即军机大臣铁良、荣庆，而其总的幕后指挥则是（军机大臣）瞿鸿概”，这些人甚至还将后宫的太监也卷了进来，"散布裁撤宫监的谣言，以为阻挠立宪之力"。sup19/sup
如此种种，对袁世凯造成的影响是：一、他主张的“责任内阁制”无法落地；二、慈禧太后对他的信任开始动摇；三、为了减轻阻力，袁不得不屈从于反对势力，承诺“军机处事不议，八旗事不议，内务府事不议，翰林院事不议，太监事不议”*-
1906年n月2日，奕勘等将拟定的官制改革草案上奏朝廷，这是一份主张实行责任内阁制的方案。四天后，清廷公布了新的中央官制，完全抛开了草案
里的责任内阁制，内阁仍是传统的内阁，军机处仍是传统的军机处。唯传统的吏、户、礼、刑、兵、工六部，变成了外务部、吏部、度支部（财政）、礼部、法部、学部、陆军部、农工商部、邮传部、理藩部。
以上是中央官制改革的大致情况。
地方官制改革的情况也大体相同。为了强化皇权，清廷中枢的计划是“废现制之督抚，各省新设之督抚，其权限仅与日本府县知事相当，财政、军事权悉收回于中央政府"2\具体做法是在地方按照"立宪”理念搞"三权分立”，新设地方审判庭、地方议事会、地方董事会，从督抚们手里分割行政权与司法权。立宪是一种时代潮流，督抚们不能有异议，于是“人民程度不够”便成了督抚们一致反对立即搞地方审判庭、议事会、董事会的主要理由。有一些督抚的态度表达得很直白，比如河南巡抚张人骏上奏说：“州县不司裁判，则与民日疏；疆吏不管刑名，则政权不一”sup22/sup,明确反对中央把司法权从地方手里夺走。
张之洞也“愤懑填膺3',致电浙抚张筱帆说："外官改制，窒碍万端，若果行之，天下立时大乱，鄙人断断不敢附和。倡议者必欲自召乱亡，不解是何居心！"23他甚至还提醒朝廷注意，如果剥夺了督抚的司法权，使得"疆臣不问刑名"，那么他们恐怕没有能力帮助朝廷去有效镇压那此起彼伏的革命党人，因为督抚没了司法权，不能对这些人“就地正法"，事事都要移交给独立的司法部门去另走流程，其结果只能是“不过数年，乱党布满天下，羽翼已成，大局将倾，无从补救，中国糜烂，利归渔人。是本欲创立宪之善政，反以暗助革命之逆谋"。'
因为督抚们的集体反对，地方官制改革在1907年也被搁置了起来，形同流产。
误矣，毕竟不当立宪
铺天盖地的反对声浪，多多少少会让慈禧对何谓"君主立宪"产生一些新的认知，让她对“责任内阁制”是否能像载泽说的那样有助于提升和巩固皇权发生一些疑虑。
1906年底，《时报》通过京城的消息渠道报道称：“近日泽公请见并不叫起，并有传旨叫载泽'不要太多说话'，泽公乃不敢再有所陈奏矣。"25慈禧不愿见载泽，不愿听载泽解释，还要载泽少说话，这显示她的内心对于立宪似乎已有了一些别的想法。次年4月，曾留学日本的曹汝霖应召觐见慈禧。慈禧趁机询问起"日本立宪"的真面目，也显示她对载泽的"立宪最不利于官"已不敢全信。
据曹汝霖回忆，他与慈禧之间当日的对话是这样的：
太后：日本的宪法是什么宗旨？
曹汝霖：他们先派伊藤博文带了随员到欧洲各国考察宪法，因德国宪法君权比较重，故日本宪法的宗旨，是取法德国的。
太后：日本国会的议员，怎样选举的？
曹汝霖：他们国会分上下两议院，上议院又名贵族院，议员是按照定额，由日皇于贵族中有功于国的，及硕学通儒、大实业家中钦派的。下议院是按照各省定额，由各省人民投票选举，以得票最多的当选。
太后:听说他们国会里党派时常有吵闹的事？
曹汝霖：是的，因为政党政见不同，故议起事来意见不能一致。
太后：他们党派哪一党为大？
曹汝霖：那时有政友会，是由伊藤博文领导的；又有进步党，由大隈重信领导的。政友会议员人数较多，在开会时，因政见不同，时有争辩，但临到大事，朝议定后，两党都团结起来，没有争论了。臣在日本时，适逢对俄开战问题争得很利害，后来开御前会议，日皇决定宣战，两党即一致主战，团结起来了。
（太后听了将手轻轻地在御案上一拍，叹了一口气说：唉！咱们中国即坏在不能团结！）
曹汝霖：以臣愚见，若是立了宪法，开了国会，即能团结。
（太后听了很诧异的神气，高声问道：怎么着！有了宪法、国•会，即可团结吗？）
曹汝霖：臣以为团结要有一个中心，立了宪，上下都应照宪法行事，这就
是立法的中心。开了国会，人民有选举权，选出的议员都是有才能为人民所信服的人，这就是领导的中心。政府总理，或由钦派，或由国会选出再钦命，都规定在宪法，总理大臣有一切行政权柄，即为行政的中心。可是总理大臣，不能做违背宪法的事，若有违宪之事，国会即可弹劾，朝廷即可罢免，另举总理。若是国会与政府的行策，不能相容，政府亦可奏请解散，另行选举。所以这个办法，各国都通行，政府与国会，互相为用，只要总理得人，能得国会拥护，国会是人民代表，政府与国会和衷共济，上下即能团结一致。臣故以为立了宪，开了国会，为团结的中心，一切行政都可顺利进行了。
太后听了，若有所思，半顷不语。
我正想再有垂询，预备上陈，皇帝见太后不问，即说“下去吧"。遂带上官帽从容退出殿门，皇帝自始至终，只说了这一句话。26
慈禧主动询问"日本的宪法是什么宗旨"，显示她希望从多渠道了解“君主立宪"到底是怎么回事（尽管此时“预备立宪”的谕旨早已颁布）。曹汝霖回应说日本宪法效仿德国“君权比较重”后，慈禧大约是满意的（这与之前她从载泽处获取的信息没有冲突）。但当曹汝霖在后续的答话中就“立宪”总结出三个中心（立法的中心、领导的中心、行政的中心）时，慈禧的反应却变了，变成了听完之后“若有所思，半顷不语"。
何以如此？
原因或许正在于曹汝霖总结的三个中心，没有一个是以皇权为中心。“立法的中心”强调的是包括皇帝在内，所有人都要遵守宪法；"领导的中心”指的是人民有选举权，议员代表人民的利益；"行政的中心"指的是"总理大臣有一切行政权柄”。这些，与载泽说的完全不同q
据担任晚清宫廷史官十余年之久的悻毓鼎披露，1908年11月15日，慈禧于病危弥留之际，"忽叹曰：不当允彼等立宪。少顷又曰：误矣！毕竟不当立宪”。刀悻毓鼎说，这段信息来自侍奉在慈禧身边的"内官"。若是如此，则意味着慈禧在临终之前已然明了立宪的本质是扩张民权，而非重塑君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