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变法上谕"颁布，两广总督陶模奏请"变通科举”时，朝廷没有给予答复。之后，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王之春、李锐兴、张百熙等相继奏请“变通科举"，同样没有获得朝廷响应。朝廷仅以考试改用策论不得写八股文敷衍了事。1902年颁布《钦定学堂章程》时，也未涉及科举的改革与存废。1903年，张之洞与袁世凯联名奏请递减科举，得到的批示是“政务处会同礼部妥议具奏”，却又受到弹劾，再也没有了下文。sup14/sup
1904年1月，张之洞与张百熙等人再次联名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内中说，将来的学堂里，"丸中国向有之经学、史学、文学、理学，无不包举靡遗。凡科举之所讲习者，学堂无不优为”15,所有科举时代的学习内容，都将在学堂中继续保留。这种“兼顾之法"很合中枢的心意，随后便有上谕给张之洞等，要他们好好制定相关章程，以便从1906年起逐科逐年递减科举取士的名额。sup16/sup
也就是说，按1904年的设计，为了让四书五经与忠君尊孔全面进入学堂，清廷至少需要十年的缓冲时间，才能完全停止科举。然而，日俄战争爆发后，清廷的“局外中立"引发了国人强烈的屈辱感，舆论抨击此起彼伏，排满革命也风起云涌。全社会对清廷的失望情绪来到了一个新的高点。袁世凯、张之洞等地方督抚再次趁机联合上奏，要求朝廷拿出足以挽回人心的大型改革举措，终于将以慈禧为首的清廷中枢逼到了不得不下旨废除科举的地步。
对慈禧太后来说，这是一次迫不得已的"两害相权取其轻”--宣布废除科举以鼓舞人心，并以此维系政权的合法性，是更迫在眉睫的事情；至于四书五经里的忠孝尊孔，不妨日后再慢慢往学堂里塞，再慢慢往学生的脑子里灌。
群疑难化，积愤难消
对一些旧式读书人来说，废除科举是很沉重的打击。
山西人刘大鹏，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刘是山西太原县赤桥村人，生于1857年，逝于1942年。1894年中举，然后三次入京会试，均落榜而归，没能进入官场。为了谋生，他在太谷县某富商家中担任坐馆教师，一做就是20年。1905年10月，废除科举的消息传到该县，刘大鹏深受打击，在日记中写下了
"甫晓起来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属空虚”0的文字。
刘大鹏的“心若死灰"，既是哀叹自己再无机会通过科举进入官僚集团，也是在哀叹自己私塾教师的职业将要不保，往后会生计艰难。刘在日记中说，科举废了，"有子弟者皆不作读书想"（1905年10月15日）吃再没人要送孩子来私塾读四书五经；“昨日在县，同人皆言科考一废，吾辈生路已绝”（1905年10月23日）sup19/sup,县里做私塾教师的同行都在哀叹马上就要失业；"科考一停，同人之失馆者纷如，谋生无路，奈之何哉！”（1905年11月3日）sup20/sup,同行们纷纷丢了工作，可怎么办呢；“去日，在东阳镇遇诸旧友借舌耕为生者，因新政之行，多致失馆无他业可为，竟有仰屋而叹无米为炊者”（1906年3月19日）2］，又在路上碰到因失业而无米为炊的老同行……
对未来的历史进程，这位私塾教师也充满了忧虑，"今之学堂，所教者西学为要，能外国语言文字者，即为上等人才，至五经四书并置不讲，则人心何以正，天下何以安，而大局将有不堪设想者矣"?2一科举不考了，学堂也不讲四书五经了，人心从此坏掉，天下可怎么办呢？刘大鹏的逻辑与慈禧太后的逻辑高度一致。只不过，慈禧太后是爱新觉罗家的太后，刘大鹏却只是即将失业的私塾先生。这种身份错位下的思维同构，恰是科举制度千余年来一直备受皇权重视的原因所在。
其实，虽然刘大鹏们对废除科举一事牢骚满腹，但在当日，科举的废除并没有造成大的社会动荡。甚至可以说，清帝国的读书人很平静地接受了这个事实。
这当中的原因也不复杂。
第一，如前文所言，自唐宋而下至于明清，科举从来就不是官僚集团的主要来源。到了晚清，因为卖官猖獗，情况变得更加严重：
为了便于卖官，官价往往打九折。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三十年，捐官总数达534000名，而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前还只有355000名。1860年以后，通过捐官途径的四品到七品地方官多于科举的正常途径得官的人数。23•.
另据王先明对湖北和山西一些县份（包括刘大鹏所在的太谷县，以及安泽
县与虞乡县）的统计，1860-1905年，这些地方"通过科举制完成社会垂直流动的绅士仅占3%—4%左右”2%
第二，正因为绝大多数读书人很难通过科举进入统治集团，所以，与废除科举同时出台的《举贡生员出路章程》，反而得到了旧式读书人的热烈拥护。该章程旨在为各省数万举贡和数十万生员筹划善后，以防士子们倒向革命。宜的付诸实施，使得自科举废除至清廷灭亡这六年时间里，原举贡生员们的入仕就职机会，反比以前更多。种种优厚待遇，还一度引发了舆论的不满。25
这其中，尤为重要的星一项政策是：《各省t咨议局章程》规定，“有举贡生员以上之出身者"即可获得议员的选举与被选举资格。这直接导致清末各省t咨议局中，有科举身份（进士、举人、贡生、生员）的绅士议员大体占到议员数的90.9%以上。26也就是说，士绅们并没有因为科举的废除而远离政治核心和权力核心。激烈抨击废除科举的刘大鹏，便在1908年成功当选为山西省潜议局议员。
至于以废除科举来"化辞疑而消积愤"，究竟取得了多少效果，则是件很难判断的事情。
学者金观涛穷十年之功，建有一个包含了约l2亿字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他以"革命“"改革"“维新”等为关键词，在该数据库中进行检索。结果发现：1900年之前，“革命"一词的使用次数相当少，且不少是负面意义的，"因为在1900年前，革命尚没有正当性”；戊戌维新失败后，"革命"一词在1899年上升至140次左右；在1901年急剧上升到200余次；1903年高达1400次左右，原因是邹容的《革命军》问世，“'革命'从此正名，大行其道"；随后到1906年，"革命"一词的使用率再度攀上高峰，多达2800余次，原因是革命党人创办了机关刊物《民报》，并与立宪派就国家该采取何种转型手段进行了大论战。监
革命舆论在1906年的暴涨，意味着1905年的废除科举并没有起到多少“化群疑而消积愤"的作用。之所以如此，或许是因为：改革若迟到太晚便已不是改革。毕竟，时代的转型不仅仅关乎理性层面的认知，也关乎情感层面的认同。
关于情感认同的消失，孙中山有一段自述可以作为注解。他说：庚子年之
前，“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鲜少有人愿意同情、支持革命党人；"惟庚子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息，恨其事之不成矣"。"两相对比，实在可谓天壤。
情感认同上的这种急骤改变，让许多体制中人猝不及防。维新派官员吴庆纸便是一个典型。
1848年，吴庆纸生于浙江钱塘的一个官宦世家。曾祖父做过四川夔州知府,祖父做到云贵总督；父亲做过山西雁平兵备道。20岁前，吴随父亲任职地的变化，旅居于四川、山西、陕西、河北等地。20岁后回到杭州，拜在了著名学者俞概的门下。1886年考取进士后，吴在翰林院坐了11年的冷板凳。1897年得到机会外放为四川学政，也就是四川的最高教育长官。乃
此时，已是戊戌维新启动的前夜，甲午战争的惨败惊醒了许多知识分子。原本坚信"中国圣人之道"万不可变的谭嗣同，便是自此再不谈传统政治理念的优越性，转而完全服膺于近代文明。吴庆纸也是这诸多的被惊醒者之一。他开始意识到清廷必须改革，且这改革必须要以西学为核心内容。
吴颇有胆识，也有执行力。到了四川后，便致力于变传统学校为现代学堂，用官费为学堂采购讲天文、算学、地理、化学的西学图书，推荐学堂订阅鼓吹改革的《时务报》。戊戌维新启动后，朝廷下旨科举不再从四书里出题考八股文，"一律改试策论”，要考生对现实问题发表意见。吴得到消息后很兴奋，下发了文件，要全省各县都动作起来响应。维新被慈禧血腥终止之后，吴也没有对川省的教育改革踩刹车。当时，朝廷下旨命各省不要再创设新式学堂，且强调"四书文”和"试帖”这些八股文章仍是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吴却与川督奎俊等人合作，以"整顿义学"为掩护，继续鼓励创设新式学堂。与此同时，吴也高度重视给学生们“正心术"。在他看来，八股之学最垃圾，西学需要提倡，讲求"义理心性”的经学则最紧要。"
此时的吴庆抵，深受四川学子的拥戴。
1907年，吴庆抵的职务成了湖南提学使，掌管湘省教育。该年，湖南筹办优级师范学堂，许多人建议课程里不设“经学"，引起本省经学权威皮锡瑞的恐慌。皮跑去向吴求助。吴本就高度重视"义理心性"的讲求，自然认同皮
的意见。于是请皮出手代拟文件稿，以纠正这股"歪风”。稍后，吴采用了皮锡瑞所拟文件并将之下发。皮非常高兴，去信大赞了一番吴如何如何“推尊旧学”九
但此时的湘省读书人，对吴庆堤的观感却是极为恶劣，时人称："吴庆堰督学湘中，摧残士气，学风寝衰。"*次年，湖南麻阳高等小学学生聚论国事被校方弹压，引发省内学生的集体声援。事情一路捅到吴庆堤处，吴的批语是：“学生干预外事，殊有违定章。""该批语再次引起了湘省舆论的极大不满。
从1897年到1907年，吴庆纸的教育理念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他仍是一个重视经学教育与“义理心性“者，也仍是一个重视西学者一-1906年，清廷组织各省教育长官赴日考察，吴庆堤也在其中。他切身对比了中日两国的教育情形，在家书中发出了"观于日本学校，而吾辈当愧死矣……吾中土实无教育”的沉痛感慨。sup34/sup
1897年前后的四川学子，听说新教育长官的主张是废八股重经学和西学，无不欢欣鼓舞；1907年的湘省学子，听到“经学课"三个字，反应却是掩鼻而走。同一个吴庆抵，在1897年被视为维新派，在1907年却被当成了顽固派。这变化的背后，是时代变了，针对清廷的情感认同也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