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爱因斯坦发表了关于相对论的第一篇论文。清廷内部也发生了许多大事，如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政治，临行前夕遭遇了刺客；同盟会在东京召开了成立大会。其中对清帝国朝野震荡最大者，当属科举制度在本年终于被废除了。
对清帝国来说，科举制度不仅是一种人才选拔制度，更是一种笼络知识分子的手段。科举的本质是以官职为诱饵，引导天下读书人按照朝廷的需要在思想与行为上做自我修正，通过不断生产流水线式的所谓"人才"来维护政权的稳定。废除科举，意味着这种传统的立国之术已经破产，也意味着清帝国的传统统治模式走到了尽头。
科举是一种统治手段
自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创设进士科，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廷正式下旨废除科举，科举制度在中国实行了整整1300年。这项制度之所以拥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幻象：上升通道对所有人开启，所有人都有机会进入体制，成为统治集团的一分子。
之所以说这种上升通道是一种幻象，是因为科举取士从来不是官僚集团的主要来源。清代不是，之前的朝代也不是。
先说唐代。按齐陈骏的估算，“唐代每30年一代官僚总数是19000人，而每30年科举出身的是3100人。我们将这3100人全部算作入仕为官的话，那么，科举出身的官僚也仅占整个官僚集团16%强，另外80%多都是非科举出身的人。如果我们将胥吏包括在内，则科举出身的连占1%也不到了"。,
再看宋朝。依据嘉定六年（1213）的统计，科举出身的官员只占到了全部官员的26.1%,远比不上占比56.9%的"恩荫出仕”。这一统计只包括了"官”，没有将"吏”计算在内，否则科举出身者所占比例会更低。2
至于元代，开科取士不过是走个形式，可参考元末明初人叶子奇的说法："（元代）科目取士，止是万分之一耳。”元代立国半个世纪，科举出身的官员，占同期文官总数的比例，不超过3.88%。3
明代的情况，据郭培贵考证："明朝选官来源除科举外，还有荐举、学校和吏员等途径，而以数量论，洪武时期荐举一度成为选官来源的主体；……洪武至景泰间，'七卿'•中的57.6%来源于以荐举为主的非科举出身者。而永、宣以后，国子监生入仕在数量上也远远超过科举；科举只是在选任重要和高级官员中占据绝对甚至垄断优势而已。”4
再看清代。何炳棣的研究认为，"在1871年七品至四品的地方官中有51.2%是捐的官"二也就是拿钱买官的比例已经超过了科举（剩余的48.8%的官员，也并非全部来自科举）。另一项针对湖北省和山西太谷、安泽、虞乡三县的统计显示，只有3%—4%的’“士”（生员），能通过科举取士完成从体制外向体制内的流动。6
关于科举作为一种统治手段所起到的最核心作用，唐太宗李世民的“天下英雄人吾鼓中"早已为人熟知。但李世民的这句话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以为科举的目的是选拔"天下英雄"进入统治集团，利用他们的见识和能力来造就盛世。相较之下，朱元璋与慈禧的表述，就要精准得多了。
朱元璋说，“柔天下”之法莫过于科举，“天下才智，无所试，久必愤盈。诸负血气者，遂凭之以起"，科举的作用，便是以四书五经、诗词经义这些无用之物，将"负血气"者困入科场。7
慈禧的看法与朱元璋高度相似。戊戌年后，兵部尚书荣禄上奏请求改革武举，欲放弃冷兵器项目，改考与枪炮有关的内容，并停止默写古老的《武经》。结果被慈禧以懿旨否决，懿旨里说，"科举之设，无非为士子进身之阶”，科举的核心目的不是选拔人才，而是给士子提供一个进入体制的路径，武举自然也不例外（其实也是幻象，清廷军队的武职，出身行伍者远多于出身武举者）。至于培养军事人才，那是"营武学堂"的事情。所以，各级武举考试“均着照旧制，用马步箭、弓刀石等项分别考试"；武进士们被录取后，再
送他们去地方部队和神机营里练习枪炮。sup8/sup
不止朱元璋与慈禧，到了晚清，体制中人皆明白科举制度的核心作用不是选拔"天下英雄"，而是羁縻乃至摧折"天下英雄"。
1905年9月2日，由直隶总督袁世凯、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帽、湖南巡抚端方等联名呈递的《立停科举推广学校折》中，便明言科举的存在“阻碍学堂，妨误人才”，只要科举一日不停，读书人便"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不愿去学习真知识真学问，新式学堂便"绝无大兴之望"。正所谓：
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9
同日，清廷颁布上谕，宣布"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3
科举制度就此画上了句号。
日俄战争下的"两害相权”
深知"科举之设，无非为士子进身之阶”的慈禧，何以会在1905年同意废除科举？
众多地方督抚联名上奏施压，显然是一个重要原因。自"庚子之变”后，袁世凯、张之洞等人要求改革科举的奏折便没有停过。但更重要也更直接的原因，则是日俄战争带来的严重危机。
《立停科举推广学校折》里重点提到了这层时代背景：
近数年来，各国盼我维新，劝我变法，每疑我拘牵旧习，讥我首鼠两端。群怀不信之心，未改轻侮之意，转瞬日俄和议一定，中国大局益危，斯时必有殊常之举动，方足化群疑而消积愤。",
日俄两国为了争夺在华利益，在中国的领土内开战；清廷不但无力阻止,
为了尽可能止损还必须宣布“局外中立"。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给国人带来的屈辱感，并不亚于i860年的"庚申之变"和1900年的"庚子之变"。
与屈辱感相伴而生的，是对清廷合法性的质疑乃至抨击。早在日俄战争爆发前夕，《大公报》便有文章写道：
甲午以前，我中国如力求上奋，力图富强，何至有甲午之败政？如无甲午之败蛆，何至召列国之轻视？甲午以后，我中国如真心求治、锐意变法，何至有庚子之奇祸？如无庚子之祸，何至有俄人占地不还之争？如无俄人占地不还之事，何至有今日俄日挑衅之举？sup12/sup
类似的责备，在1904—1905年的报刊媒体上随处可见。《立停科举推广学校折》里的“斯时必有殊常之举动，方足化群疑而消积愤”（此时必须有特别重大的改革举措，才能彰显朝廷改革的决心，才能消除各方的疑虑和积蓄已久的愤怒），便是针对这类责备而言。
其实，按慈禧原本的设想，兴学堂与存科举最好同时并重--前者提供“救国家之亡"所需的技术人才；后者提供“救朝廷之亡”所需的意识形态（四书五经与忠君尊孔）。这也是为什么晚清的科举改革喊了几十年，但进入20世纪之后仍是两者并重。1903年武昌府试的考题之一，就是让学生就“废科举”与"兴学堂"的两难各抒己见：
问科举进身易，学堂进身难，有科举则学生不能专心，科举可废欤？近日游学日本学生、上海学生，猖狂流荡，不率教、不勤学，学生果可恃欤？然则主持学务者，若不废科举，恐无自强之时。若不惩学生，益重自由之弊。将何道之从，试深虑而畅言之。sup13/sup
考题的主旨简单明了：不废科举，便无法得到真人才；废了科举，学生又会脱开牢笼奔向"自由”，实在是难以抉择。出题者怀着深深的忧虑，期待着考生能在作文里将“救国家之亡"与"救朝廷之亡"合二为一。
这种忧虑也深深地存于以慈禧为首的清廷中枢的头脑之中。所以，当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