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练兵处大量起用留日士官生是由袁世凯主导"这个事实,更能见出袁当时处境的险恶。
在长达200余年的时间里，清廷中枢心内的满汉分野从未消失。至清末的最后十年，革命党人屡以民族主义为号召工具，清廷中枢对汉人官僚的猜忌遂上升至一种前所未有的高峰。“汉奸”一词始于清代中叶并盛行于晚清，便是清廷中枢内心的满汉分野从未消失的一项明证。与后世对"汉奸"一词的理解（背叛国家利益的奸人）’不同，在清朝统治者的语境里，"汉奸"所指乃是那些对清廷心怀不满、损害了清廷利益的"汉人奸民”。自雍正朝开始，“汉奸”一词即频繁见于清廷内部的各种往来文件。几乎每次出现社会冲突，都会有督抚大员条件反射式地将"汉奸作乱"视为重要缘由。i8
晚清外患加剧，这种思维定式也变本加厉。林则徐赴广东禁烟，公开声言自己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抓捕汉奸——“本大臣奉命来粤，首办汉奸”九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广东的奕山、隆文、琦善等官员在奏折里大谈"省城大小衙门俱有汉奸探听信息，传送夷人"2。"汉奸人面兽心・.•・••临阵则仿造号衣，又与营兵无别，往往混入军中，真伪莫辨”2,浙江的奕经也奏称"江浙一带汉奸极多”22“（宁波等地）人情险恶，半系汉奸”23“曹江以东，到处汉奸充斥，商民十有七八”2二定海之战失利，钦差大臣裕谦在奏折里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洋人）驱使闽粤汉奸，舍死登岸……约计总有万余人"25。这当中，最使人瞠目者，莫过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失败告终之后，奕山在给道光皇帝的复盘奏折里，指责"粤民皆汉奸，粤兵皆贼党"，将此战的教训总结为“防民甚于防兵，而防兵又甚于防寇”26。
之后的“庚申之变”与“庚子之变“里，防备“汉人中的奸民”始终被清
廷中枢列入重点关注项目。方恭亲王奕诉创设同文馆、醇亲王奕谭创设昆明湖水操内外学堂，也均坚持满人优先原则。这些思维定式的背后，均是浓重而顽固的“满汉分野”心理在起作用。袁世凯在练兵处虽然谨小慎微，主动引入留日士官生来稀释北洋武备系的影响力和存在感，也仍同样逃不出这种困境。
这种困境，注定了汉人中的干员袁世凯与满人中的干员铁良在业务上虽可密切合作，在政治上却必然分道扬镰。铁良的下属，曾任清廷陆军部科长的李炳之，对袁铁关系留有一段颇具深长意味的回忆。李炳之说，对于袁铁两人，他当年的感觉是：
铁良为人拘谨谦恭，和袁世凯处得很好。
当时铁良主张泯除南洋、北洋的界限，所以在段（祺瑞）、王（士珍）、冯（国璋）三人之下，任命的（练兵处）监督，很多是南洋派遣赴日的留学生q
铁良与汉人处得很融洽，他与袁世凯也能密切合作。
据我所知，铁良同袁世凯相处很厚，他常向袁世凯说：“我一生以年羹尧为戒。"这一方面固然表示他谨小慎微、循规蹈矩的作风，但同时也是讽劝袁世凯。"
李炳之所谓的“铁良与袁世凯也能亲密合作"，主要是指业务层面，也就是具体的练兵工作。在政治立场上，铁良对袁世凯仍是充满了猜忌，常对袁世凯强调"我一生以年羹尧为戒”，便是一种近乎赤裸的警告和威慑。若仅是自我告诫，是不必将这种话常向袁世凯去说的。
1905年，当练兵处的工作略具正规后，清廷的“军事排汉计划"也提上了日程。该年10月，清廷中枢发布上谕，决定“建立贵胄学堂，令王公大臣各遣子弟投考入学，亲习士伍”29。次年，贵胄学堂即正式成立。该学堂共办了两期。第一期由陆军部保送学生120名，其中王公子弟40名，蒙古王公子弟及闲散宗室40名，汉籍二品以上大员子弟40名。另据学堂监督张绍增之弟张绍程讲，第一期有学员96人（或许是未招满的缘故），汉人只有18人，其中还有一个是汉军旗人。3。1910年第二期招生时、将“保送人学”改作“招考人学"，以示
公平。结果这期学生汉人子弟占了六成，满蒙子弟只占四成。才贵胄学堂的用意，李剑农在《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中，有一段相当精辟的论述：
铁良等的军事排汉计划尚有一层最深刻的，便是创立贵胄学校。他们以为当兵的汉人虽多不足忧，所可忧者就是统率兵队的上级将官，也将被汉人占了多数。倘若中国的兵都能够用满人为将，就好比以牧人驱群羊一般，满人可以高枕无忧了。因此便创立一个贵胄学校，其程度期与外国的陆军大学相等；将来的上级将官，必皆由此校派出；由各省武备学校出身的，只能充当下级的佐尉。贵胄学校原定的章程，必宗室八旗子弟方准入学，后来想掩饰汉人的耳目，乃增加一条：三品以上实缺大员之子亦得入学。其实此条等于空文，因为三品以上实缺大员之子，不是京堂便是道府，罕有来入这种学校的。不过他们所办的贵胄学校，后来并没有达到目的；因为那些贵胄享惯了骄奢淫逸的福，看相虽好，实际上都不成才，所以没有发生一点效果。32
1906年，清廷中枢决定改革官制，其“军事排汉计划"也再次升级。先是11月6日，练兵处与兵部、太仆寺正式合并为陆军部，由奕勘管理部务，铁良担任陆军部尚书，所有新军事务均归该部管辖。袁世凯被挤出局，然后朝中御史又针对袁群起弹劾。袁体察情势，遂于11月18日主动奏请辞去各项兼差，还将北洋六镇中的四镇"请归陆军部直接管辖，毋须臣再督练"，自己只求保留第二、四两镇，理由是：
惟第二镇驻扎永平、山海关一带，第四镇驻扎天津附近；现在外军（指日俄战争的善后）尚未尽撤，大局尚未全定，直境幅员辽阔，控制须赖重兵，所有第二、第四两镇，请仍归臣统辖督练以资策应。33
两天后，清廷便接受了袁世凯的请辞，下旨称“着照所请，开去各项兼差”，并强调"现在各军应归陆军部统辖"，北洋第二与第四两镇“着暂由该督（指袁仍是直隶总督）调遣训练”"这“应归“与“暂由”两词，可谓意味深长。
此后，袁世凯便长期深陷于清廷中枢因满汉分野而生的猜忌游戏之中。
1907年，日法协约、日俄协约相继签订。这些协约的真实目的，是日本欲趁日俄战争胜利之势成为东洋盟主，"故诸协约成，而中国之前途反危”"。袁世凯认为情势紧迫，于该年7月底上奏请求清廷加速预备立宪，并提出十条政见，分别是：昭大信（皇帝亲自前往太庙昭告立宪）、举人才、振国势、融满汉、行赏罚、明党派、建政府（内阁合议制）、设资政院（州县设议事会，省设t咨议局）、办地方自治、搞普及教育。此外，袁还奏请派大臣赴德、日两国考察宪法，并派王公近支赴英、德两国学习政治与兵备。兆这些建议未能改变中枢对袁的猜忌。9月，袁遭遇"明升暗降”，被免去有实权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职务，内调为无实权外务部尚书、军机大臣。
1908年11月，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相继去世，年仅三岁的溥仪即位，清廷进入宣统时代，溥仪之父载洋以摄政王的身份监国。袁世凯的命运愈加岌岌可危。据说，载洋本有意以“包藏祸心"的罪名处置袁，但被张之洞劝阻，张的理由是"王道坦坦，王道平平，愿摄政王熟思之，开缺回籍可也”"，所以最后上谕里写的是"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袁世凯着即开缺，回籍养痼“非。
袁奉旨回到河南后，即隐居于沮上村，且特意拍摄了披蓑戴笠乘舟垂钓的照片对外公布，以示并无他志。据黄兴说，“袁氏当未辞职之先……是时兄弟寄留南京，有直隶总督杨士骥代表人来会，据称宫保此时地位颇觉危险，甚愿与革命党联合，把清室推翻，复我故国”3"若黄兴所言属实，则在慈禧去世之时，袁世凯便已预感到自己的命运——慈禧鲜少诛杀中枢大员与督抚重臣，载洋等辈则未必-—开始与革命党人接触以预留后路了。
1910年，隐居中的袁还曾派人与孙中山联系。孙于辛亥革命爆发后如此回忆此事：
一年前袁派人来请我时，我不敢轻信来使。我认为他在耍花招、,其实他是有诚意的。他希望取消对我的通缉，并公开和我一致行动。而我却对他的使者说："请回禀贵主人，我艰苦奋斗十五载，历尽险阻，不是为了轻易受骗。请
转告他阁下，我可以等待。天命无常。"4。
满汉之别引发的猜忌，终于让袁世凯与清廷的距离越来越远。袁在1911年选择和革命党联手埋葬清廷，绝非偶然。
"有兵在"是个大笑话
据胡钧《张文襄公年谱》记载，张之洞1909年去世前夕，曾与摄政王载洋，有过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
当时，津浦铁路有官员遭弹劾革职，载洋欲以满官继任。张之洞劝他："不可，舆情不属。"载洋回复：“中堂，直隶绅士也，绅士以为可，则无不可者。"张之洞说：“岂可以一人之见而反舆情？舆情不属，必激变。"载洋回复："有兵在。"张之洞遂退而叹曰："不意闻此亡国之言。”以
该年谱还记载，张乏洞病重时载洋前往探望，二人有过一番密谈。载洋离去后，帝师陈宝琛人内询问张之洞："监国之意何？"张之洞无他言，唯叹日："国运尽矣！盖冀一悟，而未能也。”芸
按学者羽戈的解释，张之洞之所以将载洋的“有兵在”视为亡国之言，是因为"张之洞还是有一颗敬畏之心"，"他终究是一个讲究治术的政治家"，所以才会在与载津对话时，把"舆情”看得那么重，“能重视舆情，说明此人心中还有对舆论与民意的顾忌"。必这种解释令人信服。
不过，从统治术的角度来看，载洋的"有兵在”其实抓住了问题的核心。对所有的专制政权而言，能够提供稳定的人力与物力汲取的官僚系统，和以重金豢养、能够为政权保驾护航的军队，才是真实的统治基础。舆论和民意可以肆意压制，也可以肆意粉饰，反而并不重要。
问题是，当时的载洋手中无兵，所谓的"有兵在"只是一种幻象。
做了摄政王之后，载洋代宣统皇帝成为全国陆海军大元帅，以胞弟载涛为军i咨府（陆军最高军事参谋机关）大臣，掌控陆军；以胞弟载洵为海军大臣，掌控海军。天下兵权看似集中掌握于兄弟三人之手。然而，载洋本是一个'遇事优柔寡断之人。其弟载涛对他的评价是“人都说他忠厚，实际忠厚即无
用之别名……他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即绝难胜任"。他之所以一做上摄政王，便要驱逐袁世凯，便是知道自己能力不足，若将袁留在朝堂之上，"自己这个监国摄政亦必致大权旁落，徒拥虚名"。sup44/sup
年纪轻，阅历浅，全无带兵经验，在军中毫无根基，是载注兄弟最大的弱点。载注是1883年生人，载洵是1885年生人，载涛是1887年生人。载洵、载涛皆是1904年进入的陆军贵胄学堂，1908年因光绪和慈禧去世而草草毕业，随后便分别成了清廷陆军与海军的最高长官。尽管二人上台后，也曾率团队浩浩荡荡出洋考察各国军政，却终究只是蜻蜓点水、走马观花，既不足以掌握到现代军队建设的精髓，也无助于从人事上切实掌控军队。对于这种弱点，当年的媒体便已一针见血地指出：
以全国军政委之于三二人。三二人中，属于亲贵，以其天潢贵胄，信之于朝廷，是否有军事之学问、军事之阅历、军事之常识，皆非计也……以此而欲求全国军事之进步，岂不是南辕北撤，缘木求鱼哉！故政府专筹统一军事以防内乱，实乃春蚕自缚耳。"
英国《泰晤士报》的驻华记者莫理循也曾在1909年撰文说：
摄政王最近的政策极不明智，他试图加强满人的权力，结果却适得其反。他分别任命两个弟弟担任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但这两个年轻的亲王均毫无经验和能力，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因而引起了广泛的不满，受到报界异乎寻常的大肆抨击。"
无学问、无常识、无阅历、无经验、无能力、无根基的结果，便是载津、载涛与载洵兄弟徒有最高军事长官的虚名，即便有铁良这种能臣辅佐，也始终无法真正有效掌控军队。,
辛亥年，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隆裕太后召集御前会议，众人和战不定，军i咨大臣载涛一言不发。隆裕太后问他意见：“你是管陆军的，你知道咱们的
士兵怎么样？"载涛的回应是："奴才练过兵，没有打过仗。"萌
所谓的"有兵在"只是如此罢了，这也是清廷在辛亥年不得不再次请袁世凯出山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