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申报》为例，自1872年起，其报道一再引发地方官员的不满。如报道"徐壬癸案"，描述上海县令如何对犯人施以酷刑（先杖二三百，又敲胫骨一百），引起西人舆论大哗，报纸遂与上海县令交恶；报道“杨月楼案"，遂与上海地方官员交恶；报道“杨乃武案"，遂与浙省大小官员交恶；报道“海防与塞防之争"，又与左宗棠交恶。
地方官员无法忍受，更无法适应自己的施政被报纸置于"公议”之下。《申报》的错报、误报（受信源采集能力的时代局限，这类有问题的报道并不鲜见，如报道吴中"张抚君”官轿中被人放了炸药包，结果被证明是假新闻；报道嘉善县百姓强拥县令出城，令其目睹田间旱荒，结果也被证明与事实存在出入），遂成为地方官员屡次提请查禁《申报》的重要理由。。
左宗棠19世纪70年代对江浙报人的诸多评价，大致可以视为当日官场对新闻报纸的一般性看法。左说，江浙报人都是些“无赖士人”"无赖之徒"，专‘在颠倒是非：
近时传播新闻纸本英人设局，倩江浙无赖之徒，所为侈谈海务，旁及时政，公造谣言，以惑视听，人所共知。
吴越人善著述，其无赖者，受英人数百元，即编辑新闻纸，报之海上奇谈，间及时政。近称洞悉洋务者，大率取材于此，不觉其诈耳！
江浙无赖士人，优为之处士横议，托于海上奇谈，都中人士遂视为枕中秘矣。所系在颠倒是非，辩言乱政，不仅江浙一时之害。
《申报》本江浙无赖士人所编。岛人资之以绐中国，其中亦间有一二事迹堪以复按者，然干涉时政，拉杂亵语，附录邸报，无纸不然。sup10/sup
前文所言的"甲午以前，报纸罕言政事，对于官场中人尤不敢妄加只字”，便是因为地方官员对报纸这一监督施政的新事物，抱有强烈的抵触和反感。李鸿章虽是晚清改革的旗手，同样也不例外。至晚在1862年，李鸿章便开始留意从外国人所办英文报纸中搜集资讯，他曾命“会防局”搜集、翻译此类报纸，除自留一份外，还分送给总理衙门和曾国藩，每旬一送。至于中文报纸，则不在李鸿章的视野之中--曾国藩曾直言“上海所刻新闻纸谣言太多”，致信李鸿章，请他设法"禁阻一二”，可见二人对中文报纸的大体看法。sup11/sup
李鸿章是报纸关注的焦点，对报纸的不满自然会比其他官员更深一些。比如，1875年，左宗棠西征，《申报》颇多新闻信息得自道听途说，并不准确，以致左宗棠在给友人吴桐云的私函中愤然写道："时论……道听途说，惟怪欲闻……《申报》乃称回部归土耳其，土耳其已与俄、英通款贸易，中国不宜复问！合肥据以人告，并谓得之亦不能守，此何说也！"所谓"合肥据以入告”，乃是指李鸿章拿《申报》上的报道为依据，向朝廷上奏，来质疑左宗棠的西征。当报道被证实存在偏差时，李鸿章便难免会迁怒《申报》。sup12/sup
再如，1869年，李鸿章奉命处理酉阳教案，总理衙门抄录的中文报道里，有一些与事实也存在偏差，如声称"烧毙三十九命""致毙四五十名”，数据便不准确。这类报道引起法方注意，也被李鸿章认为给自己的交涉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
再如，中法战争期间(1883—1885),李鸿章与曾纪泽(曾任驻法公使)
意见相左，李的意见在总理衙门取得优势后，立场偏向曾纪泽的《申报》刊登了一篇《曾袭侯致李中堂书》，对外公开了曾、李之间的分歧。《申报》主笔并在按语中称颂曾纪泽"熟悉外洋人情”，对法国政治“了如指掌"，赞誉公开信“义正词严，思虑深远"，"语语从血性中流出，字字从天平上称过”。这封公开信，为李鸿章引来了朝中"清流”的口诛笔伐。在李鸿章看来，《申报》这种报道，无疑属于"只讲部分的真实"。sup14/sup
1883年，李鸿章就吴长庆的部队是否适宜继续留镇朝鲜一事回奏，奏文中提到"惟沪报日报间有讥刺，皆系倭人嫉忌及朝人附倭者捏造之词，断不可信"。朝廷通过"沪报日报”获悉吴长庆部在朝鲜纪律不佳，不受欢迎，李鸿章则回禀朝廷，自己得到的信息是"军民上下欢欣如家人”。”1895年9月，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拜访李鸿章。据李提摩太记载，李鸿章曾对他提道："《新闻报》（出版于上海的一份报纸，人们都认为它受张之洞资助）对他的攻击是不光彩的。”16
如此种种，使得"中文报纸多刊载不实信息"这种认知，一直持续到李鸿章1896年出访欧美之时。而且，恰在出访前夕，报界又发生了一件令李鸿章极其不快的事情--1896年初，御史杨崇伊（李鸿章的儿女亲家，其子娶了李鸿章的孙女）出面，弹劾了康党组织的"强学会"，重点抨击该会会报《中外纪闻》“于目前局势，未能了了，仅凭报馆横议，逞其笔锋”，“函索各省文武大员，以毁誉为要挟"，直接导致该报被禁。据康党友人吴樵披露，杨崇伊此举，是受了梁启超的文章《学会末议》的刺激。梁这篇文章“内有易相之意”
（易相，即要求罢免李鸿章），本拟发表在上海的《强学报》上；不料在内部传阅时走漏了消息，杨崇伊遂先发制人，弹劾了"强学会”。梁启超等以媒体为武器介入政治，无疑加深了李鸿章对中文报纸的负面观感。sup17/s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