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在1903年制造了“晚清最后一桩文字狱”，即著名的苏报案。身处上海租界的《苏报》，在该年因种种"过激言论"惹怒清廷。清廷本拟严惩报馆诸人，却被租界当局所阻，无奈屈尊以原告身份在租界打了一场官司。苏报案与同年发生的沈蒸案।均演变成了严重的舆论事件，不但让清廷大失体面，也让慈禧努力想要构筑的开明形象破了产。
这个结果让慈禧与清廷中枢切实感受到"时代已经不同了”--庚子年后，商人、民间士绅与革命党人纷纷创办报纸刊物，至1903年已颇具规模。这些媒体让清帝国的舆论乐态发生了巨大变化。
“清国报纸不讲真话"的真意
晚清的新闻媒体最早皆“出自外人之手”2。较著名的中文报纸有上海的《申报》《沪报》《新闻报》等。大体而言，"甲午以前，报纸罕言政事，对于官场中人尤不敢妄加只字……迨戊戌政变，沪报始对旧派有微词”\这种“微词”让慈禧太后极为不满，遂下旨查禁各报馆并逮捕其主笔。谕旨中说：
莠言乱政，最为生民之害。前经降旨，将官报局、《时务报》一律停止。近闻天津、上海、汉口各处，仍复报馆林立，肆口逞说，妄造谣言，惑世诬民，罔知顾忌，亟应设法禁止。着各该督抚饬属认真查禁。其中主笔之人，率皆斯文败类，不顾廉耻。即饬地方官严行访拿，从重惩治，以息邪说而靖人心。4*
需要注意的是，戊戌年之前对报纸报馆不满者，远不止清廷中枢，李鸿
章、左宗棠这些地方督抚均对报纸报馆存有强烈敌意。
关于李鸿章对报纸的认知，中文知识界长期流传一则典故。其大致内容是：1896年八九月间，李鸿章访问美国，其间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引起不小的关注。采访中，记者曾问李鸿章：“阁下，您赞成将美国的或欧洲的报纸介绍到贵国吗？"李鸿章则回答：“中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中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中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的报纸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j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5
这段对话确实存在，也确实刊登于当日的《纽约时报》。遗憾的是，百余年后的中文知识界，普遍错解了李鸿章的这段话，误以为李是在批评清廷的新闻政策。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南辕北辙的误解，首先是因为很多人忽略了一件事情：《纽约时报》刊登的“英文文字表述”，并不必然等同于李鸿章的"中文语言回答”。当日的记者会上，李鸿章有两名翻译。“前半部分由总督私人医生马克先生做翻译，随着问题越来越深入、详细，马克先生抵挡不住，只好由罗丰禄来应付了。"李的中文回答，由罗丰禄等人转译成英文，留存于《纽约时报》，今人再从《纽约时报》将之译回中文，至少在遣词造句上，会与李鸿章的原始表达存在很大区别。
比如，李鸿章不可能用中文说出"政治经济学家们”这类字眼，《纽约时报》英文报道里的"politicaleconomists",究竟对应是哪个词，很费今人思量。再如，同期访问英国时，李鸿章曾于白金汉宫之签名簿上留诗一首："飘然海外一浮鸥，南北东西遍地球。万绿丛中两条路，飙轮电掣不稍留。"（该诗系李鸿章在伦敦坐火车后所写）这首诗由罗丰禄转译成英文进呈女王，伦敦的媒体曾有报道。蔡尔康、林乐知编写《李鸿章历聘欧美记》一书时，又从英文报纸回译，结果就变成了"远行之客，如海上之鸥，浮过大洋，足迹遍于东西南北。但见终岁长青之松柏中，有路两条，车轮瞬息飞去。"核心主旨没有偏差，但遣词造句已完全是另一番模样。sup6/sup
具体到李鸿章对"中国报纸"的评价，也是同样的情形。即便核心主旨没
有偏差，遣词造句也早已远离了李鸿章的原话。李绝对不可能说出"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这类话，因李对新闻的独立监督权在现代政治中的重要性尚无认知。比如在给莲池书院山长吴汝纶的书信中，李就将西方媒体对自己的高度关注归结于“西人好名"，而非民众的"新闻知情权"。7
而且，那种将李鸿章批评“清国报纸不讲真话”解读为“批评清廷不让清国报纸讲真话"的意见，至少还忽略了两个非常关键的事实：一、李鸿章的言辞无一字涉及政府，指责对象始终局限于"中国的编辑们"。二、1896年，李鸿章出访时，清廷尚无正规的媒体管制政策，媒体与体制之间的冲突不多，矛盾多产生于报纸和具体官员之间。1898年慈禧发布上谕令各地督抚严查“捏造谣言"的报馆及主笔，是清廷第一次公开压制报刊舆论。
第一个事实有《纽约时报》的英文报道在，无须赘言。第二个事实很有必要细说。
中国近代报刊多由外人创办于通商口岸，早期内容多是商业信息。其开始报道清廷的时事消息，g论清廷的政治问题，大约始于19世纪70年代的上海《申报》（1872年）和香港《循环日报》（1873年）。8最先与报纸发生冲突的，不是清廷中枢，而是地方官员。